新政之后的温州炒房团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新政 温州炒房团
  • 发布时间:2010-06-09 13:44
  继续在二、三线城市避避政策风头,还是回到上海等待抄底机会?对李宏来说,是一个头疼的选择。

  李宏是温州人,以炒房为业。

  2010年春节后,他在上海周边的嘉善、桐乡买下了一批有“高铁房”概念的楼盘。这些每平方米均价3000元的楼盘,已被温州炒房客炒到了5000元。

  “这部分投资是避险的。”李宏告诉《望东方周刊》,2009年底的楼市调控,让他所在圈子里的很多投资客撤出了杭州、南京、温州、深圳等二线城市,“谨慎的人持币观望,激进一些的就投资一些高铁房,还有昆山一些靠近上海地铁延伸线的楼盘,等待政策过后的反弹。”

  现在看来,政策调控的力度远超李宏的估计。于是,一直在同伴中以豪爽大气闻名的李宏,在面对开发商接二连三打来的催促签约电话时,也含糊起来。

  另一名温州炒房者陈建军则果断出手。4月上旬,他卖掉了北京的房子,收拢了5000多万元资金,获利1500多万元,这足以让他从容地过完2010年。陈建军所在的炒房团成员不多,只有30多名,大多为中小企业主,资产规模普遍在5000万左右,他的朋友们对套现退出的主张嗤之以鼻,坚持在楼市中鏖战。

  而陈建军的担忧则在于:全身而退后,钱投到哪里去?

  在“史上最严楼市调控新政”下,楼市红五月已成泡影,诞生中国最著名炒房团的浙江温州,此时透出一股焦虑的气息。

  两次调控之间的楼市疯狂

  2009年12月,中央将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征免时限由2年恢复到5年;几天后,上海收紧公积金贷款;2010年1月14日,银监会表态,二套房贷一律从紧,首付至少40%。

  市场旋即做出反应。2010年1月,江浙的杭州、温州、丽水、南京等地出现了大量预售合同撤销现象。仅1月4日一天,杭州就有43套购房合同被解除。

  深圳则成交量环比大跌七成。

  来自温州的炒房者徐鑫告诉本刊记者,为了撤出二线城市,“每套5万元的定金都不要了,光这些我就扔了30多万元。”

  和李宏的策略不同,徐鑫把投资重点重新转回上海,这和炒房团中流行的“炒房金字塔理论”有关。

  这套理论是指,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位于塔尖,二线城市位于中部,三四线城市位于塔底,划分标准就是市场需求的支撑度。“越是大城市,市场支撑力就越高,全国的有钱人甚至外国人都乐意来上海买房,房贷政策对房价的影响就越小。”

  但徐鑫此后却一直没找到在上海投资的机会。“因为市场上根本没什么供应,3月嘉定一个新盘开盘,300多套房子,1000多人排队。售楼处的人一再说没房子了,大家都不散,很多人已经排了一天一夜,哪肯轻易走?最后房子卖完了,坚持排队的人说开发商捂盘,把售楼处给砸了。”

  同样是3月,在上海远郊一处楼盘,开盘时售楼处设在二楼,彻夜排队后,买房人把一楼通向二楼的楼梯堵得水泄不通,“盒饭都送不上去,只能用一根竹竿挑起来,送到二楼去。”

  徐鑫也只能眼红,“卖得那么火爆,开发商也不会把房子留给投资客,想要?排队去。”

  事实上,自2009年末购房税费优惠政策取消开始,上海的新盘供应就明显放缓。

  “春节假期是传统淡季,再加上开发商都知道两会期间房价肯定是热点,所以体量大的楼盘大都刻意避开这些敏感时间。”上海一家中型房产公司董事长王城(化名)说。

  “等到3月18日春季房展会开幕,舆论热度已经过了,新的调控政策还没出来,房价也没跌,很多观望中的刚性需求就开始动摇了。我们在房展会上推出一点小优惠,每平方米二三百元的折扣,或者送点物业费什么的,既不刺激购房者的大胃口,又炒热了市场。”

  在两个月坚守后,开发商终于在3月底迎来了成交量的暴涨。

  3月最后3天的成交量达到3351套,日成交1117套。29日当天成交量达到1801套,创下了31个月来的历史纪录。整个3月,上海一手商品住宅共成交13117套,成交面积累计达1339622平米,环比2月分别提高了126%、120%。

  “之前市场一直受供应量制约,现在前期积压的购买力终于找到宣泄目标,疯抢之下,才造成了成交量暴增的局面。”美联物业上海区总经理李志仁说。

  如果没有4月份的调控,2010年“五一”期间的楼市肯定又是暴涨行情,“3月底成交量暴增,一方面说明刚性需求已经积累很多,只要有供应就有成交;另一方面也说明市场对目前高昂的房价已经能够接受了。”

  调控新政反而激起投资客抄底的野心一手房供应量的紧缩,让大部分投资客都没来得及入市。李宏和徐鑫告诉本刊记者,在他们各自的投资客群体中,大部分人从2010年以来都保持观望,“即使有动作,也是趁新盘供应不足,把手上不好的楼盘放出去,把资金拿在手上。”

  调控新政的出台,反而激起了很多投资客抄底的野心。

  “总有一些开发商资金链不那么充沛,只要成交量低迷的时间够长,就是我们的机会。”李宏说,一个在炒房团内部流传的消息是,不久前,上海古北附近的一个别墅项目,就被一个炒房团以“团购价”一次定下10多套。4月23日晚,网上流传出重庆、深圳、北京、上海物业税试点获得国务院批准的消息后,炒房团又在团购价的基础上,每套再压价150万元。

  这仅仅是个开始。

  4月最后两周,成交量环比上一周连续下降三成左右。按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综合部部长杨红旭估计,调控新政最可能带来的影响是,第二季度量减价调,第三季度出现冰点,量价齐跌,第四季度下行速度减缓,2010年触底盘整。

  上述上海古北板块,无论出售还是出租,该板块内的高档住宅都处于非常稀缺的状态,在3月底时的租金就已经比2009年底上涨了20%到30%,售价上涨了20%。

  “正是供应量太少才导致售价和租金同时上涨。”美联物业古北分行营业经理冯清说,古北板块的住户以外国人和外地人居多,就算没有国内买家,还有境外人士的强大购买力支撑,何况还有非常高的租金回报,这足以支持炒房团轻松度过相当长一段调控期,所以,这里也成了炒房团最先出手的地方。

  在上一轮楼市低潮期,温州炒房客已把抄底还价的温州精明发挥得淋漓尽致。2008年楼市调控,许多中小房地产企业资金紧张,他们纷纷到温州寻求帮助,一些温州炒房客集结资金,借机吃下整个楼盘。

  温州炒房者陈峰(化名)介绍说,2009年初,当时正值楼市低迷,一位温州籍房地产老板找到陈峰等人,希望从他们手里借三亿资金来盘活上海郊区的一个在建楼盘。陈峰等人借机发挥,在收取二分利息的情况下,还要求以市场价1.2亿的9折预定楼盘,并不限套数,还可直更名。

  集资的7人瓜分掉三幢共计400多套房屋,在2010年2月,这些房子全部脱手,共获得4亿多元。在这场盛宴中,陈峰投入的5000万资金,有3000万来自工厂土地和厂房的抵押。

  身家过亿的陈峰出身贫寒,改革开放初期就到东北做阀门生意,历经千辛万苦在温州开起一家阀门厂,积累到现在,有厂房30多亩,工人数百人。

  在2005年之后,他的公司业务就出现增长下滑的趋势,钱不好赚了,2008年的纯利润是600万,2009年的纯利润是700万。“几百人的工厂,利润不如炒幢上海别墅来得快。”陈峰感叹着房地产行业的钱好赚,更感叹像他这样的中小型企业转型之难。

  像陈峰这样的中小企业家是温州炒房团的主力。

  “即便企业做大,再买100亩土地扩建厂房,身家全部投入还不够,何必冒这么大的风险?”他说。

  房地产行业的暴利,让很多搞实业的企业纷纷将资金转向。早年刻苦钻研阀门技术的陈峰,现在对制造业已经毫无兴趣。

  最让陈峰津津乐道的是温州世贸房地产开发公司。2003年,世贸公司着手开发的浙江最高楼---温州世贸大厦,被誉为新温州人的精神象征。“他们老板黄丽娜以前也是做阀门出身,有大钱的开发楼盘,有小钱的买房子,在温州大家都是这么投资。”

  徐鑫说,她所接触的很多炒房团体都把出手时机定在了七八月,“那是上海最热的时候,本来就是淡季,再加上调控已经一段时间了,开发商会比较容易让步,甚至借炒房团的名声来炒热自己的楼盘。”至于现在出手的炒房团,主要集中在一些高档板块,“一是稀缺,二是租金高。”

  搞定银行的小技巧

  那么,怎么应对政策“对投机者的精确打击”呢?

  自称“独立经纪人”的王海,因为“有房源,能搞定银行”,在温州炒房团中小有名气。他想出了绕过调控新政的办法:“全款买一套房子,再用这套房子抵押,以别的名义贷款,贷款利率还可以打到8折以下。”其中,申请消费贷款又是最常用的一种方式,“比如我以装修贷款的名义去申请,那只需要找一家装修公司过一下账就可以了。”

  另外,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很多城市还推出了面向生产企业、中小企业的优惠贷款,这部分资金也成为炒房团的重要资金来源。

  这样一来,炒房团拥有了双倍的杠杆。“毕竟还有很多刚性需求被挡在市场之外,如果调控之后迎来新一波大反弹,这个双倍杠杆带来的价值相当可观。”徐鑫说。

  推行政策与消解政策的力量总是此消彼长。4月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上,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强调多方加强监控房地产贷款,金融机构甚至设立了一个负面的名单系统,遇到炒楼者,银行有权不贷款。

  “和银行合作多年的独立经纪人或者专业贷款公司,还是能顺利操作下来。那些多买一两套房子的最小型投资者,就只能通过假离婚去想办法了。”王海还向本刊记者透露了一个并不算机密的小技巧,“买很多套房子,在同一天下单,而银行的征信系统一般是无法实时更新的,只要事后不查就没问题了。”

  关键还是选好合作银行。“政策虽然严厉,但银行的压力也很大。每家银行的信贷部都有考核任务,而房贷又是最优质的贷款项目;其次,大银行和小银行,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竞争。”

  另外一些温州民资则在向外流动。

  2010年春天,从事炒房的潘先生将北京的数套豪宅出手后,通过地下钱庄挪移近千万资金到澳门,准备在澳门市中心购买大套商品房。

  而潘先生这些资本从未进过温州。

  他在北京卖房后,就通过北京的温州人钱庄直接转入澳门的钱庄户头。50万元收取2000元手续费,“两个小时后就到达澳门。”

  据他介绍,周围的不少朋友都有把钱转到海外的迹象。“国内没有东西可以保值,还是换成美元,存到海外账户上保险。”

  更让外界感兴趣的是,温州到底有多少民间资本,炒房能量有多大?

  在温州,有很多神通广大的炒房团长,“太太炒房团”的罗夏兰就是其中之一。

  本刊记者了解到,在罗夏兰手里,有2万余人的炒房客户资料,以每个客户有1000万元的调配资金计,就意味着2000亿元的购房实力,如果被银行按揭放大后,购买实力至少还能扩大一倍。

  “所有的数字都是一个大概,温州游资是无法准确测算的。”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说。

  本刊记者观察到,近年来,温州政府提出温州人经济的概念,打破狭隘的以地域为单位的统计方法。事实上,很多炒房者都是华侨和外地温州人,在温州人概念下,温州的民间资本规模会更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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