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于自身来源问题的探讨从未终止过,在缺乏科学考证和精密测量的年代里,这种探讨只能以神话和宗教的形式进行。直至200 年前,达尔文提出了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这一划时代的论断。今天,这个论断给人类带来的震惊和不适早已消逝,我们甚至可以心平气和地想象我们的“远祖”如何一步一步从茂密的丛林走进这个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但是,我们“远祖” 笨拙的身影已经变得模糊而不真切。在伟大的现代文明面前,人和猿之间的历史关联已被渐渐遗忘。
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为什么我们看似强大却又显得脆弱?文明赋予我们强力,让我们得以凌驾于万物之上,但是,我们的“文明” 却常常遭遇自然万物的反弹---毕竟,我们也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
文明的另一个重要含义是对人性本然的驯化。作为社会人,我们首先会被赋予一种或几种特定身份,然后在既定的秩序和规则中,依据这些给定的身份承担某些“当” 或“不当”,以实现诸般“人生意义”。为此,我们不喜欢越界,不喜欢贸然,不喜欢随心所欲,更无法宽容诸多形式的侵犯。我们时常严阵以待,为了某一个使命、某一个意义的达成;我们常常小心谨慎,为了被认同、被接纳甚至被崇拜;我们也往往遭遇某种尴尬,使精神对肉体的背离成为一种惯常。
我们早就习惯了文明的外衣,但习惯并不代表本性的必然。弗洛伊德通过深入解读“潜意识” 领域尝试寻找一种精神救治的方法,提供了人类自我审视的新视角。在这以后,莫利斯--- 这位终身与动物为伍的牛津大学博士---以弗氏的这一思考为逻辑起点,继续探查人类“潜意识” 深处那些对行为起支配作用的、不被察觉的生物性特征,通过一系列的还原,他一语点破人类的存在真实--- “你是旷世无双、无与伦比的物种里的一员”---裸猿。
他为此劝告人类,“理解你的动物本性并予以接受”。
揭示人的生物性存在本身显然不是莫利斯的终极目的,他的立论其实源于一个强大的现实关怀:尝试寻访人类的历史背影,倾听人类内心真实的声音,从而指示现代人的生存现实和生存困境,以救治愈发拥挤的生存空间与人的生物学特性严重相悖所导致的种种“现代病”。
如果说,现代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那么,如何尽可能地避免现代化给人类可能带来的伤害?如何充分尊重人类的自然本性,保证身心的和谐、健康发展?也许莫利斯的“裸猿三部曲” 将会给我们的生存提供另一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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