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资本十年进与退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民营资本 十年 进与退
- 发布时间:2010-06-09 14:47
国务院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4条政策发布之后，鼓励民间投资的“新36条”进入最后修订阶段。
新世纪以来，国有企业凭借垄断优势和行政化力量不断做大做强，在金融危机中又独占经济刺激政策优势，民营企业历经宏观调控，以及金融危机的创伤，在能源、交通、公共事业等领域形成明显的“被挤出效应”。
曾被民营企业视为春天到来的“非公经济36条”，由于执行不到位，使得“玻璃门”仍然横亘在民间资本面前。2009年在航空、钢铁、能源等多个领域发生的事件，为“国进民退”的盛行提供了最佳说辞。
但，这不是改革期望的结果。“新36条”的酝酿，以及“十二五”规划的思路都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的民营企业究竟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民企生存环境变好了，还是变差了？
靠得太近，或许无法看清事实的真相，退后十年，梳理10年民企发展历程，则脉络更趋清晰。
为此，《瞭望东方周刊》访问了1980年代、1990年代、2000年代创业的三代多位民营企业家––––他们投资的领域涉及石化、航空、公共交通、教育养老、金融增值服务等迄今为止仍为国企主导的行业––––从他们十年间的发展历程，来探究民营经济与中国经济脉动之间的关联。
民资“大跃进”
靠饲料起家的刘永行、刘永好兄弟，从1996年投资民生银行开始，向多元化领域拓展。
那是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年份，农业饲料的利润在一天天被挤压。刘永好当时已在全国工商联任副主席，与此同时，向WTO承诺金融业开放已经进入倒计时。
“当时的金融业还没有向民企开放。但我们通过全国工商联的平台，入股5000万元，促成民生银行的组建。”12年后的今天，刘永行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此后，刘永行通过连续增持和受让发起人入股，以持股7.98%，成为民生银行的第一大股东。2001年，民生银行上市，加之刘永好的股份，刘氏兄弟得到了数倍的收益。
2003年，全国工商联再次组建民生保险公司，刘永行又投资6000万元。“当时投资重工业的资金没有用完，我们考虑进入金融方面的投资，因为容易变现。”刘永行说。
跨世纪的2000年前后，是一个民资大跃进的时代。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复苏期，民营资本首先活跃起来。
全国工商联数据显示，1998年，民营企业家数增幅达到25.%，1999年达到25.7%，这是前无古人的最高点。
刘永行将东方希望总部迁至上海后，开始进入准备多年的重工业领域。相继于2001~2003年，在山东、包头拥有了三家铝厂。
“因为原材料氧化铝被中铝集团垄断，购买非常艰难，2003年，还在河南投资了一个产能250万吨氧化铝厂。”这一次，刘永行同样是摸着石头过河，“国家并没有限制民企建铝厂，但潜意识里认为这是央企做的事。”
1998年，做过10年高校教师，又下海经商的温州人周星增，变卖家产来到上海，敲开了上海市教委的大门。
长于做生意的温州人到异地上海办学校，一开始并未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
周星增主动将500万元打入市教委的账户以示诚意，一边拿地、建楼，一边等批文，最终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2000年，建桥学院办起来了，当年就招生1352人。
当时的上海，房地产开发正处于火爆期，周星增办学之余，将触角伸向了房地产开发。
另一个在1990年代因“鹿运红帽子事件”而被人们所熟识的温州人张朝荣，则在2003年告别了温州，与湖北十堰市政府达成协议：出资1亿多元，将净资产2320万元、负债7000多万元的十堰公交公司资产买下，并一举买断十堰市22条公交线路18年的特许经营权，成为全国公交民营化改制第一人。
除了张朝荣，在基础建设领域，2001年，浙江民营资本已有大手笔的投资。
总投资140亿的杭州湾大桥，建设初期有三方参股，雅戈尔出资1.09亿元占股45％，宁波慈溪海通集团占10%，其余由宁波交通局所属投资开发公司占股45%。这被誉为民营资本进入特大型基础建设项目的破冰之旅。
宏观调控
2003年，杭州湾大桥开工前夕，雅戈尔突然将股份减持到4.5%。
好不容易进入特大型基建项目的民营企业为什么要撤退呢？雅戈尔集团副董事长李如刚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杭州湾大桥是政府项目，我们投资之后不能参与管理，没有主动权；而且如果增加投资控股，我们实力也不够，碰上宏观调控收缩银根，综合考虑之后所以我们就退出了。”
雅戈尔反应迅速。从2003年4月收缩信贷的121号文件开始，一场防止经济过热投资过快的宏观调控启动。
2004年，房地产、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的投资过热，成为政府宏观调控重点出击的领域。调控的当口，新华社《三千亩土地未征先用，环保评审未批先行》，将民营钢铁企业江苏铁本推至前台。随后，江苏铁本被国务院查处，成为民营企业发展史上重要的“铁本事件”。
当时，刘永行在内蒙古包头正在建设一个“全世界最大”的4期100万吨的电解铝厂，这个当地政府的重点建设项目并没有通过中央政府的审批，遭到中央相关部委调查。
“这个项目当时我们没有从银行贷款。总投资150亿元，分期滚动建设。策略很保守，但正是因为策略保守，宏观调控来了，我们就是发展慢一点，并没有损失。”刘永行说。
对很多民营企业来说，2004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复星、新希望等民营企业纷纷在此后开始瘦身计划。
周星增也开始减少房地产的投资，转而在舟山投资了两个油库码头。同时准备将原有的土地储备，转型做养老公寓。
此时，在内地正进行公交改革实验的张朝荣，并没有受到宏观调控因素的干扰。“投入9800多万元购买239辆新型豪华双温空调大巴，开设女子品牌路线，开设IC卡乘车智能收费系统等等，大刀阔斧地改制。”张朝荣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2003年之前，在政府补贴之下仍累计亏损2700万元的企业，经张朝荣接手之后竟然盈利了，2003年实现利润106万元，2004年赢利119万元。
与国家重点调控领域的境况完全不同，新经济领域正在自由地日长夜大。
比如，在互联网日益普及的时候，新的电子支付产业随之诞生。
曾任网易资深副总裁的海归关国光，1999年的时候，就曾为“上亿用户的社区类网站，怎样从他们身上收钱”而困惑。
到了2004年，电子银行、银联“金卡工程”等基础建设铺好路之后，关国光认为时机成熟了。2005年1月，“快钱”正式上线。“我们定位金融增值业务，属现代服务业，这是国家大力支持发展的行业，没有什么政策壁垒。”关国光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就在2004年年底，支付宝脱离淘宝，自立门户，那时候支付宝只有7人。谁能想到，5年之后，第三方支付行业在支付宝、快钱等一批民企的带动下，迅速发展到6000亿元交易量的市场规模呢？
非公经济36条：民企的春天来了
2005年2月25日，民营经济迎来一个历史节点––––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经济36条”颁发。
这是中国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文件指出要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电力、电信、民航、石油、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等行业和领域。
以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身份参与“非公经济36条”前期调研的刘永好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这个文件出台之后，大家觉得非常兴奋，受到鼓舞，觉得民营企业的春天来了。”
这一年，民航业向民资的开放格外惹眼。春秋航空、奥凯、东星等第一批民营航空公司相继飞天，2005年也因此被称为“民营航空元年”。
春天到了，春寒依然。春秋航空等民营航空作为鲶鱼，破垄之路“坎坎坷坷”，在旧体制的冲撞之下，艰难前行。
起初是1元机票事件，因为低于政府指导价，被济南物价局开出15万元的行政罚单。虽然最终的结果济南方面撤销了处罚，但此后，春秋从此不敢过分挑战市场的承受底线。
紧接着，东航等国有航空公司飞行员辞职静坐事件的矛头指向了春秋等民营航空公司，春秋在他们眼里成了不折不扣的民航系统搅局者。
“飞行员缺乏，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头痛的事。但现在政府根据三大航空公司的要求，将转会赔偿门槛抬得非常高，高达300万元，我们背不动。现在我们自己培养人才，每年招100~150个飞行员，但要6~7年之后才能用。”春秋董事长王正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因为人才的缺乏，尽管春秋航空在创立后的5年活下来了，2009年盈利达到1.5亿元人民币，但王正华认为，春秋发展太慢了。
王正华对民航向民营的开放步伐表示赞赏，但缺乏市场公平竞争环境，航线的管制等壁垒仍然很难短时间打破。比如，春秋运营5年，上海到北京的航线至今没有批下来。
民办教育领域同样如此，在非公经济政策出台后的几年，仍然面对着剪不断理还乱的体制困境。
最首要的问题是民办高校的身份问题，“民办高校作为学校主管单位应该是教委，但执照是民政局发的，性质属于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也是企业，工商局也会来管，每年年底时都穷于应付这些部门的检查。”周星增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此外，民办高校的财务都在政府的监管下。“对于民办学校，政府的干预太多，导致现在民办高校越来越像公办学校。国家期待民办高校能够在体制上突破，但很难实现。”
2007年，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国内知名民营企业，准备收购一家民办高校，特地到上海向周星增了解行业现状，听完之后，认为难度很大，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至今，我在上海就没看到有人投资教育。”周星增说。
金融危机下流年不利
“非公经济36条”的春风，接二连三被各种现实的不利因素消解。
2005年之后的油价飙升，很快让张朝荣的十堰公交改革陷入困境。2005年亏500万元，2006年亏900万元，2007年亏700万元。
张朝荣为了填补亏损，曾将十堰公交票价调到1.5元，但最终因各方反对，为维护公共交通的公益性质，又回调为1元。
按照2005年建设部等部委联合颁发的《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意见》，张朝荣申请政府对于公共交通企业承担的社会福利（老人学生免费乘车）按照规定予以补贴，未果。张朝荣还期望在公交集团的停车场建造一个公交大厦，进行商业地产经营，以补贴公交的亏损，未获准。
2008年4月，公交公司一位员工因不满工资待遇罢运，由此引发了十堰公交集体停运。张朝荣被迫离开。公交公司包括张朝荣的驾校在内，全部被收归国有。
一场轰轰烈烈的公交民营改革实验，以政府输掉公信力、张朝荣输掉资产的双输局面草草收场。
温州人折翼山西煤改的故事，在2009年已经人人皆知。周星增也是受损的投资者之一。
“花6亿投资了两个10万吨产能的煤矿，挖煤，洗煤，炼焦，焦炭烟处理产生的废气回收，建发电厂。我当时准备把这个项目做成建桥集团的一个大产业。”周星增说。
技术改造完成，开始挖煤的时候，2009年山西煤改改变了一切。“损失好几个亿，煤矿国家收去还能用，厂拆掉就是一堆砖头，设备就是废铁，政府又不要。”
包括周星增在内的温州投资者，在此次煤改中估计损失250亿元。
网络经济的发展看起来像个“异数”，以第三方支付企业“快钱”为例，自2005年正式成立运营以来，一直保持年交易量一倍以上的增长速度。2009年交易量达到1000亿元。
金融危机中，很多民营企业遭受很大影响，而不少行业依靠电子商务成功规避危机，同时也让快钱等第三方支付企业业绩得以逆势上扬。
尽管如此，“国进民退”的宿命论，还是让很多人担心，央行即将颁发的电子支付牌照，会不会也偏向国家队？“支付宝即将献身国家”，“快钱命悬一线”等说法不时见诸报端。
2008、2009年这两年，太多的民营企业流年不利，甚至掩盖了新经济领域的成就。
权威数据更是加重了人们的担忧。
2009年4月，全国工商联发布了《中国私营经济年鉴（2006年6月~2008年6月）》：2006年至2008年这三年间，全国个体私营经济新增企业数量逐年下降，民营企业的税负却在增加，民企将税后纯利润用于再投入的积极性也在下降。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经历了30年国企改革且存活下来的国企，凭借垄断地位或行政力量优势，实力日益增强。
在2009年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国有企业得益丰厚，逆势扩张，或争当地王，或炒高股价。随着东星航空的破产、山西煤改、日照钢铁被国有企业收购，这一系列国企扩张、民资萎缩的现象，从企业界、媒体，到学界，迅速被上升到了关乎改革路线的理论层面。
中国经济“国进民退”了？是改革方向有变，要重新厘清哪些公有哪些私有，实现“新国有化”？
新36条证伪“国进民退”
2009年下半年，针对新形势下，民营企业发展中存在的种种困境，全国工商联又展开了一次全面的调研。刘永好同样担任了这个调研组的副组长。
“‘国进民退’是一个伪命题，它不是国家政策的主旋律。而且，对国家经济、民营经济发展，以及扩大就业都很不利。”刘永好说。
“在具体操作环节上，有一些机关部门对民营企业还是不放心。政策放在那里，看得见，但进不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傅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位湘籍企业家曾受湖南省主要领导嘱托组建一个小额贷款公司，为湖南人在京的6700家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跑了很多部门，最后金融部门要求我们必须找到一家国有企业控股，否则不批。北京有20个小额贷款公司指标，已有的12家，全部是国有控股的。”
傅军同时还联合一批民企申请成立一个寿险公司，放在天津滨海新区。“政策要求的条件都达到，但审批机构的一些中层领导要求我们必须增加两个国有股东。股东会无法就此达成一致，如果国企进来，就无法建立新的灵活机制，我们要聘的团队也不愿意来。”
借由2010年两会平台，类似傅军这样的抱怨尤其强烈，并直接传递到前来听取意见的中央领导耳中。
刘永好等人的调研报告提交给国务院，促成了3月24日，国务院出台鼓励民资发展的4条意见的出台。
“国家支持民营经济的大政策方向未变，还是十六大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其中一个就是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4条意见’，以及去年出台的创业板等政策，都是佐证。”正在参与“十二五”规划制订工作的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迎秋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比如两会之后，国资委正在以行政命令手段，要求78家央企退出非主业房地产领域，“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正传递着“国退民进”的积极信号。
一些领域出现的“国进民退”的现象，实质上是“民营企业支持政策执行得不好，落实得不到位所引起的。”所谓“国进民退”，其背后其实蕴含着简单的市场规律，“在经济衰退期，民营经济的萎缩会更明显；而在经济繁荣期，民营发展更迅速。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恢复，民营经济恢复更迅速。今年经济开始复苏，春节刚过出现的民工荒正是很好的例证。”刘迎秋说。
不仅仅是国务院鼓励民营经济的4条意见，包括正在制订的“十二五”规划，毫不动摇地鼓励推动非公经济发展，作为大政方针不可改变。“十二五期间，国有企业会进一步退出竞争领域，有实力的民营企业会更多进入竞争领域，市场是公平的，一切取决于企业的竞争力和治理水平。”刘迎秋说，“政策很好，关键还是要落地。”周星增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句话代表了几乎所有民企的想法。
……
新世纪以来，国有企业凭借垄断优势和行政化力量不断做大做强，在金融危机中又独占经济刺激政策优势，民营企业历经宏观调控，以及金融危机的创伤，在能源、交通、公共事业等领域形成明显的“被挤出效应”。
曾被民营企业视为春天到来的“非公经济36条”，由于执行不到位，使得“玻璃门”仍然横亘在民间资本面前。2009年在航空、钢铁、能源等多个领域发生的事件，为“国进民退”的盛行提供了最佳说辞。
但，这不是改革期望的结果。“新36条”的酝酿，以及“十二五”规划的思路都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的民营企业究竟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民企生存环境变好了，还是变差了？
靠得太近，或许无法看清事实的真相，退后十年，梳理10年民企发展历程，则脉络更趋清晰。
为此，《瞭望东方周刊》访问了1980年代、1990年代、2000年代创业的三代多位民营企业家––––他们投资的领域涉及石化、航空、公共交通、教育养老、金融增值服务等迄今为止仍为国企主导的行业––––从他们十年间的发展历程，来探究民营经济与中国经济脉动之间的关联。
民资“大跃进”
靠饲料起家的刘永行、刘永好兄弟，从1996年投资民生银行开始，向多元化领域拓展。
那是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年份，农业饲料的利润在一天天被挤压。刘永好当时已在全国工商联任副主席，与此同时，向WTO承诺金融业开放已经进入倒计时。
“当时的金融业还没有向民企开放。但我们通过全国工商联的平台，入股5000万元，促成民生银行的组建。”12年后的今天，刘永行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此后，刘永行通过连续增持和受让发起人入股，以持股7.98%，成为民生银行的第一大股东。2001年，民生银行上市，加之刘永好的股份，刘氏兄弟得到了数倍的收益。
2003年，全国工商联再次组建民生保险公司，刘永行又投资6000万元。“当时投资重工业的资金没有用完，我们考虑进入金融方面的投资，因为容易变现。”刘永行说。
跨世纪的2000年前后，是一个民资大跃进的时代。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复苏期，民营资本首先活跃起来。
全国工商联数据显示，1998年，民营企业家数增幅达到25.%，1999年达到25.7%，这是前无古人的最高点。
刘永行将东方希望总部迁至上海后，开始进入准备多年的重工业领域。相继于2001~2003年，在山东、包头拥有了三家铝厂。
“因为原材料氧化铝被中铝集团垄断，购买非常艰难，2003年，还在河南投资了一个产能250万吨氧化铝厂。”这一次，刘永行同样是摸着石头过河，“国家并没有限制民企建铝厂，但潜意识里认为这是央企做的事。”
1998年，做过10年高校教师，又下海经商的温州人周星增，变卖家产来到上海，敲开了上海市教委的大门。
长于做生意的温州人到异地上海办学校，一开始并未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
周星增主动将500万元打入市教委的账户以示诚意，一边拿地、建楼，一边等批文，最终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2000年，建桥学院办起来了，当年就招生1352人。
当时的上海，房地产开发正处于火爆期，周星增办学之余，将触角伸向了房地产开发。
另一个在1990年代因“鹿运红帽子事件”而被人们所熟识的温州人张朝荣，则在2003年告别了温州，与湖北十堰市政府达成协议：出资1亿多元，将净资产2320万元、负债7000多万元的十堰公交公司资产买下，并一举买断十堰市22条公交线路18年的特许经营权，成为全国公交民营化改制第一人。
除了张朝荣，在基础建设领域，2001年，浙江民营资本已有大手笔的投资。
总投资140亿的杭州湾大桥，建设初期有三方参股，雅戈尔出资1.09亿元占股45％，宁波慈溪海通集团占10%，其余由宁波交通局所属投资开发公司占股45%。这被誉为民营资本进入特大型基础建设项目的破冰之旅。
宏观调控
2003年，杭州湾大桥开工前夕，雅戈尔突然将股份减持到4.5%。
好不容易进入特大型基建项目的民营企业为什么要撤退呢？雅戈尔集团副董事长李如刚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杭州湾大桥是政府项目，我们投资之后不能参与管理，没有主动权；而且如果增加投资控股，我们实力也不够，碰上宏观调控收缩银根，综合考虑之后所以我们就退出了。”
雅戈尔反应迅速。从2003年4月收缩信贷的121号文件开始，一场防止经济过热投资过快的宏观调控启动。
2004年，房地产、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的投资过热，成为政府宏观调控重点出击的领域。调控的当口，新华社《三千亩土地未征先用，环保评审未批先行》，将民营钢铁企业江苏铁本推至前台。随后，江苏铁本被国务院查处，成为民营企业发展史上重要的“铁本事件”。
当时，刘永行在内蒙古包头正在建设一个“全世界最大”的4期100万吨的电解铝厂，这个当地政府的重点建设项目并没有通过中央政府的审批，遭到中央相关部委调查。
“这个项目当时我们没有从银行贷款。总投资150亿元，分期滚动建设。策略很保守，但正是因为策略保守，宏观调控来了，我们就是发展慢一点，并没有损失。”刘永行说。
对很多民营企业来说，2004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复星、新希望等民营企业纷纷在此后开始瘦身计划。
周星增也开始减少房地产的投资，转而在舟山投资了两个油库码头。同时准备将原有的土地储备，转型做养老公寓。
此时，在内地正进行公交改革实验的张朝荣，并没有受到宏观调控因素的干扰。“投入9800多万元购买239辆新型豪华双温空调大巴，开设女子品牌路线，开设IC卡乘车智能收费系统等等，大刀阔斧地改制。”张朝荣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2003年之前，在政府补贴之下仍累计亏损2700万元的企业，经张朝荣接手之后竟然盈利了，2003年实现利润106万元，2004年赢利119万元。
与国家重点调控领域的境况完全不同，新经济领域正在自由地日长夜大。
比如，在互联网日益普及的时候，新的电子支付产业随之诞生。
曾任网易资深副总裁的海归关国光，1999年的时候，就曾为“上亿用户的社区类网站，怎样从他们身上收钱”而困惑。
到了2004年，电子银行、银联“金卡工程”等基础建设铺好路之后，关国光认为时机成熟了。2005年1月，“快钱”正式上线。“我们定位金融增值业务，属现代服务业，这是国家大力支持发展的行业，没有什么政策壁垒。”关国光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就在2004年年底，支付宝脱离淘宝，自立门户，那时候支付宝只有7人。谁能想到，5年之后，第三方支付行业在支付宝、快钱等一批民企的带动下，迅速发展到6000亿元交易量的市场规模呢？
非公经济36条：民企的春天来了
2005年2月25日，民营经济迎来一个历史节点––––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经济36条”颁发。
这是中国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文件指出要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电力、电信、民航、石油、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等行业和领域。
以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身份参与“非公经济36条”前期调研的刘永好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这个文件出台之后，大家觉得非常兴奋，受到鼓舞，觉得民营企业的春天来了。”
这一年，民航业向民资的开放格外惹眼。春秋航空、奥凯、东星等第一批民营航空公司相继飞天，2005年也因此被称为“民营航空元年”。
春天到了，春寒依然。春秋航空等民营航空作为鲶鱼，破垄之路“坎坎坷坷”，在旧体制的冲撞之下，艰难前行。
起初是1元机票事件，因为低于政府指导价，被济南物价局开出15万元的行政罚单。虽然最终的结果济南方面撤销了处罚，但此后，春秋从此不敢过分挑战市场的承受底线。
紧接着，东航等国有航空公司飞行员辞职静坐事件的矛头指向了春秋等民营航空公司，春秋在他们眼里成了不折不扣的民航系统搅局者。
“飞行员缺乏，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头痛的事。但现在政府根据三大航空公司的要求，将转会赔偿门槛抬得非常高，高达300万元，我们背不动。现在我们自己培养人才，每年招100~150个飞行员，但要6~7年之后才能用。”春秋董事长王正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因为人才的缺乏，尽管春秋航空在创立后的5年活下来了，2009年盈利达到1.5亿元人民币，但王正华认为，春秋发展太慢了。
王正华对民航向民营的开放步伐表示赞赏，但缺乏市场公平竞争环境，航线的管制等壁垒仍然很难短时间打破。比如，春秋运营5年，上海到北京的航线至今没有批下来。
民办教育领域同样如此，在非公经济政策出台后的几年，仍然面对着剪不断理还乱的体制困境。
最首要的问题是民办高校的身份问题，“民办高校作为学校主管单位应该是教委，但执照是民政局发的，性质属于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也是企业，工商局也会来管，每年年底时都穷于应付这些部门的检查。”周星增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此外，民办高校的财务都在政府的监管下。“对于民办学校，政府的干预太多，导致现在民办高校越来越像公办学校。国家期待民办高校能够在体制上突破，但很难实现。”
2007年，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国内知名民营企业，准备收购一家民办高校，特地到上海向周星增了解行业现状，听完之后，认为难度很大，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至今，我在上海就没看到有人投资教育。”周星增说。
金融危机下流年不利
“非公经济36条”的春风，接二连三被各种现实的不利因素消解。
2005年之后的油价飙升，很快让张朝荣的十堰公交改革陷入困境。2005年亏500万元，2006年亏900万元，2007年亏700万元。
张朝荣为了填补亏损，曾将十堰公交票价调到1.5元，但最终因各方反对，为维护公共交通的公益性质，又回调为1元。
按照2005年建设部等部委联合颁发的《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意见》，张朝荣申请政府对于公共交通企业承担的社会福利（老人学生免费乘车）按照规定予以补贴，未果。张朝荣还期望在公交集团的停车场建造一个公交大厦，进行商业地产经营，以补贴公交的亏损，未获准。
2008年4月，公交公司一位员工因不满工资待遇罢运，由此引发了十堰公交集体停运。张朝荣被迫离开。公交公司包括张朝荣的驾校在内，全部被收归国有。
一场轰轰烈烈的公交民营改革实验，以政府输掉公信力、张朝荣输掉资产的双输局面草草收场。
温州人折翼山西煤改的故事，在2009年已经人人皆知。周星增也是受损的投资者之一。
“花6亿投资了两个10万吨产能的煤矿，挖煤，洗煤，炼焦，焦炭烟处理产生的废气回收，建发电厂。我当时准备把这个项目做成建桥集团的一个大产业。”周星增说。
技术改造完成，开始挖煤的时候，2009年山西煤改改变了一切。“损失好几个亿，煤矿国家收去还能用，厂拆掉就是一堆砖头，设备就是废铁，政府又不要。”
包括周星增在内的温州投资者，在此次煤改中估计损失250亿元。
网络经济的发展看起来像个“异数”，以第三方支付企业“快钱”为例，自2005年正式成立运营以来，一直保持年交易量一倍以上的增长速度。2009年交易量达到1000亿元。
金融危机中，很多民营企业遭受很大影响，而不少行业依靠电子商务成功规避危机，同时也让快钱等第三方支付企业业绩得以逆势上扬。
尽管如此，“国进民退”的宿命论，还是让很多人担心，央行即将颁发的电子支付牌照，会不会也偏向国家队？“支付宝即将献身国家”，“快钱命悬一线”等说法不时见诸报端。
2008、2009年这两年，太多的民营企业流年不利，甚至掩盖了新经济领域的成就。
权威数据更是加重了人们的担忧。
2009年4月，全国工商联发布了《中国私营经济年鉴（2006年6月~2008年6月）》：2006年至2008年这三年间，全国个体私营经济新增企业数量逐年下降，民营企业的税负却在增加，民企将税后纯利润用于再投入的积极性也在下降。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经历了30年国企改革且存活下来的国企，凭借垄断地位或行政力量优势，实力日益增强。
在2009年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国有企业得益丰厚，逆势扩张，或争当地王，或炒高股价。随着东星航空的破产、山西煤改、日照钢铁被国有企业收购，这一系列国企扩张、民资萎缩的现象，从企业界、媒体，到学界，迅速被上升到了关乎改革路线的理论层面。
中国经济“国进民退”了？是改革方向有变，要重新厘清哪些公有哪些私有，实现“新国有化”？
新36条证伪“国进民退”
2009年下半年，针对新形势下，民营企业发展中存在的种种困境，全国工商联又展开了一次全面的调研。刘永好同样担任了这个调研组的副组长。
“‘国进民退’是一个伪命题，它不是国家政策的主旋律。而且，对国家经济、民营经济发展，以及扩大就业都很不利。”刘永好说。
“在具体操作环节上，有一些机关部门对民营企业还是不放心。政策放在那里，看得见，但进不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傅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位湘籍企业家曾受湖南省主要领导嘱托组建一个小额贷款公司，为湖南人在京的6700家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跑了很多部门，最后金融部门要求我们必须找到一家国有企业控股，否则不批。北京有20个小额贷款公司指标，已有的12家，全部是国有控股的。”
傅军同时还联合一批民企申请成立一个寿险公司，放在天津滨海新区。“政策要求的条件都达到，但审批机构的一些中层领导要求我们必须增加两个国有股东。股东会无法就此达成一致，如果国企进来，就无法建立新的灵活机制，我们要聘的团队也不愿意来。”
借由2010年两会平台，类似傅军这样的抱怨尤其强烈，并直接传递到前来听取意见的中央领导耳中。
刘永好等人的调研报告提交给国务院，促成了3月24日，国务院出台鼓励民资发展的4条意见的出台。
“国家支持民营经济的大政策方向未变，还是十六大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其中一个就是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4条意见’，以及去年出台的创业板等政策，都是佐证。”正在参与“十二五”规划制订工作的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迎秋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比如两会之后，国资委正在以行政命令手段，要求78家央企退出非主业房地产领域，“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正传递着“国退民进”的积极信号。
一些领域出现的“国进民退”的现象，实质上是“民营企业支持政策执行得不好，落实得不到位所引起的。”所谓“国进民退”，其背后其实蕴含着简单的市场规律，“在经济衰退期，民营经济的萎缩会更明显；而在经济繁荣期，民营发展更迅速。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恢复，民营经济恢复更迅速。今年经济开始复苏，春节刚过出现的民工荒正是很好的例证。”刘迎秋说。
不仅仅是国务院鼓励民营经济的4条意见，包括正在制订的“十二五”规划，毫不动摇地鼓励推动非公经济发展，作为大政方针不可改变。“十二五期间，国有企业会进一步退出竞争领域，有实力的民营企业会更多进入竞争领域，市场是公平的，一切取决于企业的竞争力和治理水平。”刘迎秋说，“政策很好，关键还是要落地。”周星增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句话代表了几乎所有民企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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