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川“造人”

  “大娘,请问你看什么病?”

  “唔……还想再生一个,你看能怀得起不?”

  “这不行,计生部门要找你,还会追究我的责任。”

  “娃娃在地震中死了,政府允许再生一个。”

  在北川义务行医一年多的山东中医周忠科琢磨了一下,开了柴胡疏肝散、人参养荣汤两剂药。

  周忠科也没想到,20年行医中都快被他抛到脑后的方子,一下子重复书写了这么多遍。

  2008年7月25日,四川省人大通过了《关于汶川特大地震中有成员伤亡家庭再生育的决定》,允许符合条件的子女死亡伤残家庭再生一胎。

  这个“决定”建立在这样的数据之上——5.12大地震中有子女死亡伤残的独生子女家庭大约8000个,其中死亡约3700个,伤残约3800个。据四川省计生部门调查,灾区有再生育意愿的计划生育家庭共计6000余个。

  八成再孕妈妈年龄超过35岁,构成灾后的一个独特现象。

  由“计划限制”变成“计划鼓励”

  王芳天天提着沉重的B超机在板房区进进出出,为高龄孕妇做体检。她是北川擂鼓镇计划生育服务站站长。

  2008年7月,省人大关于再生育的“任务”分解到北川,该县启动再生育全程技术服务。据北川计生部门统计,有再孕意愿并且符合再孕条件的妇女接近2000人。

  “任务”再分解到王芳的辖区,在擂鼓镇、通口镇、香泉乡三个乡镇中有345人符合服务要求。刚接到“任务”时,王芳更主要的工作是拿切菜刀,她还兼着镇政府的炊事员。而擂鼓计生服务站,当时只有一顶帐篷和从废墟里抢救出来的匾牌。一切为灾区开绿灯,服务站被迅速装备起来,县计生局为王芳配备了两名助手,王芳本人也顺利拿到了助理医师执业证书。

  她在教科书中重点翻阅的章节是如何帮助高龄孕妇保胎。

  “吴姐怀上的孩子突然没了……我是不是真的很无能?”王芳在日记里自责。她甚至在孕妇中下了一道“禁麻令”,还曾“严厉吼过一名怀孕后长时间打麻将的妇女”。

  在实施再孕计划半年内,北川51例成功怀孕的准妈妈有3例流产。这并非孤证。都江堰市计生局同期的统计数据显示,130名再孕妇女中有10名流产,这些怀孕妇女90%是高龄产妇,年龄在32岁至43岁之间。

  周忠科在北川永兴板房区巡诊时也发现了灾区再孕妇女流产率偏高的问题。他的导师、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王米渠为此展开了专题研究,用猫不同程度恐吓孕鼠,造成“恐伤肾”的母鼠模型,借以推断地震惊恐是致使“胎元不固”的元凶。“全国心理援助联盟”领队刘猛,组建了四川唯一专门为再孕准妈妈做心理疏导的志愿者机构“妈妈之家”,通过各种方式帮助准妈妈们转移失子之痛。比如折纸玫瑰,每一朵纸玫瑰由8道工序、200多折才能完成,一个小时最多能折两朵,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到手上才能折得逼真。

  在“妈妈之家”关注的230多名再孕母亲中,有40多名在地震后经历过一次或两次流产,刘猛至今不愿提及这个数字。“二次失子之痛,痛上加痛。”王芳也说,害怕直视那些失去子女的父母们的眼神。

  查找不到原因,消除不了恐慌。北川再孕妈妈中流传着一种说法,余震的地震波辐射了腹中的胎儿。在“母亲节”前一天,四川蒲江、丹棱、眉山市东坡区交界发生3级地震;之前两天,全省境内另发生4起地震。

  “这事怨不得谁,政策让你生了,只能怪自己的肚子不争气。”怀孕7个月的朱桂碧不相信上述传言。

  困难在于“怀不起”

  朱桂碧的难处不在于“怀不上”,而在于“怀不起”。

  去年地震一周年时,一支深圳医疗队到北川曲山镇任家坪献爱心,已经40岁的朱桂碧排在第一个,她要根据这次体检结果做出是否怀孕的决定。然而,拿着一切正常的体检单,她又犹豫了5个月,才正式决定再孕。

  居无定所,震后两年,朱桂碧搬了7次家。目前她租住在任家坪小学旁的白果村板房区,每月300元租金。板房是国家无偿分配给灾民的,这间板房的“主人”另有住处,就转租了。

  朱桂碧家原先分的板房在北川中学附近,施工队正在那里平整地基,旁边竖着“任家坪居民安置区效果图”,一排排羌族风格的居民楼将在这里建起。板房被拆迁的补偿款是每人500元,朱桂碧一家3口得了1500元。

  这个家庭最大的一笔存款7万元,是大女儿韩韵霞的抚恤金。韩韵霞曾是北川中学初二学生,终年15岁。韩韵霞经常考全班第一,地震发生前她刚拿到250元奖学金,她用150元买了一只MP3,准备喂猪时听。

  朱桂碧把这只MP3烧给了大女儿,她还一直挂念着那天女儿溃烂的脚趾是不是搽上了药。

  “要不是韵玲脑壳里有毛病,我也不想再生了。”朱桂碧说。韩韵玲是二女儿,从6岁起发癫痫,一个月要好几次。2008年6月,已10岁的她才在黄土救助站“快乐帐篷学校”里读一年级,现在转到任家坪小学读三年级。

  韩韵霞生前的愿望是帮妹妹看病,现在是她的抚恤金在帮妹妹买药。如果没这笔钱,这个家庭恐怕无力维系。户主韩文贵是家里唯一劳动力,在附近工地做泥匠,一天赚60元,有活就去干,没活在家闲,一个月能干20来天,而韩韵霞每个月的药费就得1000多元。

  朱桂碧很想动用大女儿的抚恤金为自己补充营养。但现在北川物价堪比成都,“一斤苹果6块钱,一斤豌豆6块钱,舍不得吃。”她挺着大肚子自己去挖野菜,“这是‘灰女儿’,这是‘车前子’,这是‘青米花’,包包子最好吃。”朱桂碧翻拣着篮里的野菜。靠近板房区那片拆迁地里的菜都拔得差不多了,每次去拔都得走更远,快到北川中学的旧址旁了。

  怀孕让她嘴馋,经常念叨着被埋在废墟里的480斤腊肉,“回去扒开都生蛆了,可惜啊。”“爷爷杀了头猪,做成腊肉,背下山来给妈妈吃。”韩韵玲说。十多平米的板房内弥漫的都是老腊肉的味道,依稀是记忆中幸福的味道,“以前日子美得很,腊肉吃不完,还有四亩田。”

  幸福感被清零后从头再来

  朱桂碧闲来喜欢站在曾木会家门口。曾木会比她小一岁,也是震后再孕妈妈,女儿徐杨已11个月大,正在学步车里练走路。

  曾木会的家境令朱桂碧羡慕——板房两间,洗衣机、电视机等家电俱全。曾木会家的房子没震倒,财产都抢救了出来,她属于建设安居房的搬迁户,将来可以回迁。小徐杨喝的奶粉是238元一听的“贝惠美”,朱桂碧啧啧地感叹着。

  怀上徐杨之前,曾木会用奶粉喂小狗,像奶娃娃一样,把婴儿奶粉调好了,一小口一小口地喂,后来,她还喂了一只小猫。她用各种方式来转移自己对伤痛的注意力,到家对面的饭店、猪肉摊帮忙,不拿工钱,只要有人跟她说话。曾木会曾有一子一女,女儿徐一丹念高二,儿子徐煜森念初二,都就读于北川中学。她把孩子们的遗物都烧掉了,只留下女儿的英语课本,还有孩子们的相册。

  她甚至一度看不得别人的孩子。丈夫徐昌军想再生一个,都被她吵打着赶下床。“我那时特别生气,我说怀什么怀,娃娃那么大都没了,你以为好轻松,又不是买猪,上半年买了下半年肥了。”两口子的话越来越少,“没有孩子,两口子都要离婚喽。”

  对曾木会而言,不想再生一个,不是因为经济压力,而是她觉得投入了那么多心血全都付诸东流,她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将来的孩子。如果不发生地震,再过几年,大女儿就该嫁人生子了。

  领到那本绿皮的“生育服务证”时,曾木会说:“按政策我们算生第一胎。”语气中带着幸福感被清零后从头再来的无奈。

  2008年农历11月20日,曾木会从医院拿到检查报告,她怀孕已三个月。重当妈妈的她投入了更多的爱,在县电视台上看到孕妇可免费领取叶酸,帮助预防新生儿神经管畸形后,次日她就去领了一盒。

  “我要把最好的给娃娃,说啥子养儿防老,等把娃盘大后,我都60岁喽。”曾木会说。

  娃娃救了一个家

  “有个娃对老百姓太重要了。”发髻已有白丝的曾木会一边搓洗尿布,一边给朱桂碧鼓劲。

  朱桂碧这几天感觉很劳累。“我都这把年纪,身子吃不消喽,宁愿当时买一个。”

  允许再孕的政策出台后,丧子之家想尽办法求子,也有人另辟蹊径。与朱桂碧同村的一户村民就买了一个女婴。

  据从擂鼓、安昌、永兴三镇的婚姻登记处了解,地震中丧子大大抬高了这些民风淳朴的乡镇的离婚率。“主要是男方想抓住政策机遇再要一个孩子,而女性理论上超过48岁就不能再育了,大龄孕妇也很容易流产。为了传宗接代,男方很想再讨一个老婆。”安昌镇一名干部分析。

  在震后丧子家庭中“计划鼓励”生育,展示了计生政策温情的一面,而且成绩斐然。2009年12月18日,北川县曲山镇杨柳村43岁的农妇刘洪英产下灾后再生育家庭的首个试管婴儿;2010年4月20日,安县河清镇49岁的汪正蓉产下一名女婴,成为再生育家庭中年龄最大的产妇。

  据北川县委宣传部提供给本刊的数字,目前,全县拟再生育家庭1794户中已有561名妇女孕育新生命,303名婴儿健康出生。

  本刊记者从国家人口计生委获悉,截至2010年4月底,四川地震灾区已有3140名接受再生育技术服务的妇女成功怀孕,生育婴儿210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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