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老的貴賓廳

　　2014年是澳門賭業的過山年，“過山車”五月份爬到山頂，六月份開始下滑，越滑越快，正是過山車的通理。

　　“六連掉”讓澳門人心驚肉跳，自然也就成了澳門社會上下共同關心的事。關心的焦點是“事故原因”。無論是對症下藥積極施救，還是無可奈何聽天由命，總要搞清病因才能採取態度。

　　原因很快找到，共識很快達成，曰：內地反腐所致。內地反腐，貪官有懼，豪客減少，賭廳關門——很符合邏輯。這個論點還有兩個重要的論據支持：第一，從統計結構上看得清楚，貴賓業務幾乎應當對賭業下滑負上百分之百的責任；第二，賭收下降的同時，滿街轉悠著看光景的外地遊客的人數，無論從感覺上還是從統計上，都在增加。錢少人沒少，貴賓少散客沒少，這兩個事實是對賭收下降之成因的“反腐論”的有力支持。認為是中央政府的反腐運動縮窄了澳門的財路，造成了澳門貴賓賭業的下滑，這話倒過來就等於說，以前澳門貴賓賭業的發展是得益於內地貪官的支持。

　　這都是想當然。

　　賭場裡各個角落都覆蓋有攝像鏡頭，而且是兩套系統，公司一套，政府一套，這樣的賭場，內地官員豈敢輕易邁入。慢說進賭場，僅僅是留下一個私自入境澳門的記錄，查出來，就可能在政治上要了他的命。一個馬向東，說了十幾年，不就還是個馬向東嗎？大家都是人，人同此心，假如你是一個內地貪官，你敢到澳門來賭博嗎？

　　反腐對澳門賭業或許真有一定的負面影響，但不是“貪官不敢來澳門了”這個邏輯。自改革開放以來，與官場腐敗相聯繫的公款消費，一直是內地民營服務業生存與發展的重要基礎條件，中央一反腐，“習八條”一實行，對服務業的市場基礎多少是個打擊，一些服務業老闆因此生意不好，其中一些喜歡賺了錢就來澳門玩兩把的，現在手頭緊，可能不來或少來了。這也許是一條可以說得過去的道理。但這道理即使能成立，其邏輯線索也實在纖細得很，對澳門賭業下滑的解釋力實在微不足道。要是這樣僅憑邏輯說話，我們還可以根據曾經的經濟史實來作出一個相反的邏輯模型：在金融風暴時期，內地經濟受到了嚴重打擊，一些中小老闆生意做不下去了，乾脆，把廠子一賣，資金套現，破罐子破摔，來澳門賭博了。這是不是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在金融風暴期間澳門賭收不降反升？按照這樣的邏輯，“習八條”對澳門博彩業的影響力應當與金融風暴的用力方向是一樣的，澳門賭業應當不降反升才對。

　　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結果是不成理。

　　關於產業與客源、賭場與賭客的關係，筆者在不同的文章裡作過幾個不同的比喻，大致一個意思，即如果說客源是賭業的礦藏，賭場就是採礦的機器。博彩業要做得好，需要兩個條件：富礦加上好機器。“賭權開放”招來了優良的採礦機器，“自由行”送來了豐富的優質礦藏，兩條都占了，澳門博彩業遂有了十幾年的“井噴”式大發展。對高速增長已習以為常的澳門社會，面對猛然的逆轉，生出許多心驚肉跳，自然之理。既然統計結論明明朗朗地告訴我們賭收下滑是貴賓廳業務這一塊造成的，那麼，從這個“礦藏—機器”喻來說，是礦藏出了問題呢，還是採礦機器出了問題？按照“反腐論”的解釋，當然屬礦藏的問題———反腐，使得一些大賭客不敢來了，礦床變薄了。上面已經說了，不是這麼回事兒。

　　細想來，富礦加上好機器，兩個條件其實還不夠，還應把第三要素比喻進來，採礦方式，包括礦山的管理技術，經營體制等制度因素，軟件因素。譬如一個煤礦，礦床雖富，採掘機器雖好，但包給了農民，濫包一氣，沒有規劃，沒有管理，遍地打眼，全面開花，目光短淺，眼前利益，“有水快流”，有錢快揾，最終定會把富礦采成貧礦，采成老礦，采成死礦。這個比喻並不是憑空想像，它真實地存在於中國改革開放的經濟史中。用這個經濟史的實例來理解澳門的貴賓賭業的命運，也許能霍然遂通。既然賭收下滑的問題出在貴賓業務上，而我們又無法從外部原因來解釋為什麼貴賓客減少了，那就換個思路，琢磨一下貴賓廳本身的經營問題，制度問題，看看是不是它的“採礦方式”出了問題。

　　循著這個思路，我們先來瞭解一下這個獨特的賭業經營體制的基本內容。貴賓廳承包制，是澳門人的發明，用現在時興的話說，是澳門人的制度創新，其構造，有這樣幾個基本要素：

　　第一，博彩公司在自己的賭場中劃出一些“單間兒”，即貴賓廳，專門用來接待大賭客。第二，博彩公司把這些單間兒的拉客促銷業務“外包”了出去，由承包人組織力量“走出去，請進來”。第三，一個貴賓廳承包人下面一般會“掛靠”著一群“疊碼仔”，“走出去，請進來”的事，主要是這些人在做。賭廳承包人與疊碼仔，澳門社會習慣上將之統稱為“中介人”。第四，貴賓廳裡使用一種專門的籌碼，泥碼，它只能用來下注而不能兌換現金；博彩公司以略低於一比一的虛價向中介人銷售泥碼，中介人再以一比一的實價向貴賓賭客銷售泥碼，這個差額，稱為“碼傭”。第五，博彩公司為中介人的拉客服務支付報酬的主要方式就是“碼傭”，它是中介人的“計件工資”，泥碼銷售得越多，意味著賭客玩得越多，中介人賺的碼傭就越多。第六，賭客自己不能直接向博彩公司以虛價購買泥碼，這是賭廳承包人和疊碼仔的“專營權”。

　　就體制而言，知道了這六大要素，對貴賓廳承包制就有了一個概念性瞭解。（讀者若有興趣再深入一點認識這個制度的技術構造，可以去看拙作《博彩經濟學》。）

　　這個為澳門賭業立了大功的博彩業促銷制度，迄今已整整三十年的歷史。這三十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前二十年和後十年。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這個制度被天才地發明出來，到2004年6月銀河公司的華都賭場開張，這前二十年，是澳門貴賓賭業的獨家獨營時期。華都是個小賭場，剛開張時只做貴賓業務，一上手就開出了0.8%的碼傭率，打破了獨家獨營時代保持了多年的0.7%，由此開啟了博彩公司間的“碼傭競爭”，也開啟了貴賓賭業史上的新階段。

　　前二十年是貴賓業務的黃金時代，黃金就黃金在它的獨家獨營——一群中介人在同一個“雇主”面前展開競爭，澳娛公司是唯一的賭廳發包人，唯一的泥碼銷售人，唯一的碼傭定價人。碼傭率因此而長期穩定，進而決定了整個貴賓廳業務體系中的各個利益主體之間分配關係的穩定，分配關係的穩定進而導致了這個系統本身的穩定。一句話，澳門博彩業的壟斷獨營體制決定了貴賓廳業務的健康生存和發展。壟斷創造健康。在常規經濟學裡，“壟斷”這個詞本身就意味著不健康，“競爭”才是健康態，而在獨特的貴賓賭業中，這個常規原理顛倒了過來。後十年的競爭，則為澳門的貴賓賭業帶來了嚴重的病態。

　　所謂碼傭競爭，是指博彩公司之間乃至貴賓廳之間，通過競相提高碼傭率，以從競爭對手那裡挖取疊碼仔和貴賓客而展開的競爭。在競爭環境下，碼傭率由壟斷價變成了市場價；博彩公司由碼傭率的定價者變成了受價者。市場價一高再高，貴賓業務的經營成本因此而一升再升，利潤水平因此而一降再降。壟斷時代的美麗的設計，在市場機制面前露出了軟肋。

　　碼傭競爭之外，另有借貸競爭。中介人為了拉住客人，不得不在借貸上越來越鬆手。明知一個客人只有一百萬的家底，卻敢於借給他二百萬。猶豫？另一位更大手的在旁邊等著。你不敢借？我敢借。你借不借？於是，與碼傭不斷上漲同時，死賬壞賬也急劇增長。可怕的是，由於這個經營體系天然的信息不對稱和信息封閉，誰也不知道整體上死壞賬率到底有多高。這是一個無法觀察的信息黑箱，就象一個病人，病到什麼程度，既沒有X光，也沒有B超，也沒有CT，對疾病的唯一觀察就是看他最終表現出的症狀。最近在澳門博彩工會的網站上看到一則外國新聞機構的短消息，說澳門貴賓賭業的死賬已達1000億港幣。都是瞎猜。

　　貴賓廳病了，更確切地說，貴賓廳老了。導致澳門的貴賓廳體系迅速走向衰老的原因，兩個字：競爭。

　　什麼是“老了”？誰都知道什麼是老了，但碰上具體事，卻未必都能解開這一個“老”字。淮海戰役時蔣中正到徐州去督戰，在作戰會議上大發感慨：“想當初北伐時，我三萬軍隊打得幾十萬北洋軍望風披靡，現在是怎麼了。”怎麼了？老了。北伐時的國民黨是個青年，北洋軍閥是個老頭，那時是青年打老頭；淮海戰役時的國民黨已經成了老頭，而此時的對手是個青年，也是青年打老頭。一部國共爭鬥史及其各自的興衰史，只此一個“老”字便明白了其大半原理。毛澤東為了防止共產黨的衰老曾使出了史無前例的絕招，而蔣中正是個軍人，不是哲學家，他至死也未明此“青年—老頭”之理。

　　衰老，一般應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但也有“飛躍”，人世間有“一夜白頭”之說，一個組織，一個結構，一個制度，也通此理。國民黨就是在抗戰勝利接收時“數月白頭”的。（參見1949年艾奇遜《白皮書》）從2004年6月華都開張，到2008年5月何鴻燊發出“碼傭戰已近割喉”的驚呼以及譚伯源宣佈1.25%的官定碼傭上限，澳門的貴賓賭廳體系可以說是“四年白頭”。從那以後，衰老的貴賓廳體系步履蹣跚、一步比一步艱難地走到了今天。“六連掉”，就是衰老的症候。

　　生老病死、成住滅壞，世之常情，萬事萬物，哪個也脫不開它的規律性。“國將亡，必多制”（《左傳》），人既老，必多醫，在這步履蹣跚的六年裡，貴賓廳體制進入了“數變法也”（杜預《左傳集解》）的頻繁改革階段，“洗碼廳”“殺數廳”“4025廳”等等制度花樣層出不窮，且變革越來越快。有博彩公司開始甩開承包人而搞一些“自留地”，直接與疊碼仔打交道，通過“私呑”原來需要與賭廳承包人“三七分”的那塊收入，以維持其貴賓賭業的經營。而一些賭廳承包人則不得不通過“檯面檯下”之類的歪門邪道，以維持自己的艱難生計。

　　在整個貴賓廳體系中，廳主階級是整個制度大廈的最重要的“承重牆”，它一頭擔著博彩公司，一頭掛著疊碼仔，還要經常地直接與賭客打交道，整個體制靠它來運營，來周旋，來潤滑。而在賭權開放後所形成的新的市場競爭結構下，它的談判地位實際上是最軟的。牌主錢大氣粗，可以在債務上一推六二五，有承包限額在，你幹得了就幹，幹不了走人。上面有博彩公司承包限額的壓力，下面還要盡可能地擠點好處給疊碼仔，以便拉住他們別跳槽，廳主階級兩頭受擠。一些小廳主受不了擠壓而不得不選擇退場。在貴賓賭廳這種獨特的“企業”制度下，退場並不容易。以公司身份在博彩監管局登記註冊的廳主，名義上都是“有限責任公司”，但實際上按澳門貴賓賭業的傳統，大家都要負無限責任的。欠了賬，因為是“有限責任”公司，到破產法庭走一遭便可脫身？在這個圈子裡恐怕沒有這一說。

　　關於貴賓體系衰老的根源，筆者有一個診斷：排異性。把一個人的器官植入另一個人的身體，二者不和諧，叫作“排異”。基於獨家獨營制而設計出的貴賓廳承包制，移植到新的競爭性制度機體後，發生了制度“排異性”。

　　2005年，碼傭戰開始的第二年，筆者即撰文《論碼傭競爭》，其中便提出了“由博彩公司間的競爭而引起的碼傭戰以及由此引起碼傭上漲的傾向，是好事還是壞事？”的問題，並得出了鮮明的結論：“我認為是壞事。”這可以看作是對“排異性”的最早的預警。2006年，筆者又以英文撰寫《VIP System Facing Challenge》（貴賓廳體系面臨挑戰）一文，指出，“貴賓業務的競爭正在惡性地推動著本來就已經很高的行銷成本進一步增高，正在扼殺掉貴賓廳業務的利潤以及貴賓廳體系本身。”進一步指出了“排異性”對貴賓廳體系的致命威脅。筆者可謂連篇累牘地向澳門社會疾呼，要正視貴賓賭業的惡性競爭問題。到2011年，筆者在《澳門為什麼這麼火》一文中，更直接提出兩個問題：“這種單純靠人情關係做生意的生意，還能做多久？”“不靠這個‘走出去，請進來’的貴賓體制，澳門的賭業是否也能生存？”這已經是在為貴賓廳制度考慮後事了。

　　說這些，不是為了顯示筆者的先見之明，而只是想說，“排異性”問題，在體制邏輯上自始就存在著，是可以分析可以預見的；導致貴賓廳體系“四年白頭”的因果鏈，實際上從2004年6月28日那天就啟動起來了。

　　現在回過頭再來說“六連掉”。在這種各方面已經崩得很緊的競爭環境下，貴賓廳體系內部的各方人士，從廳主到疊碼仔，自然都有著“揾快錢”的心理，沒有客源培育，沒有長遠計畫，抓到一個客人算一個，賺到一筆是一筆。特別是大陸客的經營，許多賭廳實行的是“卷地皮”式的經營邏輯。假定一個廣州人來澳門包到一個廳，把他家裡的客源拉來，一兩年都“輸死了”。然後，他再把賭廳轉包出去，一走了之。再假定一個廈門人接手了他的賭廳，也如法泡制，一兩年又輸死了。這種竭澤而漁式的經營方式必定是路越走越窄，終於，在面上反映出來，成了“六連掉”。關門的都是“陸客廳”，幾個香港廳做得都挺好——為什麼？港客廳的經營不是這樣竭澤而漁的嘛。

　　如此說來，“六連掉”的原因應當很清楚，它不是外生的客源因素造成的，而是體制性的內生因素、是貴賓廳體系這種“採礦方式”造成的。它是一種制度性衰老。看錯了病，就會開錯方。

　　本文只是個“診斷書”，開不開方，容有下文。

　　有病都要治，即使是“老病”，也是該吃藥吃藥，該打針打針。認為老人既老了，終是一死，便無須就醫，當然是錯誤的。然而，認為有什麼醫藥可以使老人返老還童，那也是錯誤的。無論如何，先找台X光機來，為“老人”做做透視，全面掌握“內部”信息，總是應該的。這件事，大概只有政府能做。

　　（作者系澳門理工學院教授）

　　◆澳門/王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