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发贫困”危机

  • 来源:小康
  • 关键字:老龄化,贫困,清华大学
  • 发布时间:2015-03-19 14:12

  随着中国老龄化趋势越来越严峻,养老问题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很多人担心,自己老后不仅不能老而富足、“优雅地老去”,反而可能因老致贫,陷入“银发贫困”的窘境。

  随着老龄化趋势日益严峻,养老问题受到社会的热切关注。早在2010年,我国就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目前全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达1.5亿。据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和某媒体联合发布的《中国老龄社会与养老保障发展报告(2014)》显示,由于老龄人口存在养老资产不足、消费和购买能力不足等问题,未来可能陷入“银发贫困”危机。

  “这说明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更加严峻,发展‘银发经济’的战略准备仍然不足。”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表示,理想的老龄社会应当是老龄人口占比较大,经济相对发达,养老服务的消费、供给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占重要地位的银发经济社会。而中国“未富先老”既成事实,“未备先老”的局面应当及时纠正。

  杨燕绥表示,根据目前总和生育率和实际赡养能力的数据预测,2020年,中国可能提前进入超级老龄社会,希望国家“十三五”规划能制定银发经济发展战略,为老龄社会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部分老人或将面临“银发贫困”状态

  《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上一年的9.4%升到9.7%;老年人口赡养比(老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为13.1%。而如果按实际赡养比测算,中国老龄化形势更为严峻。

  杨燕绥表示,如果从劳动年龄人口中减去在校生、失业、低收入和提前退休的人数,老龄化情况则更加严重,中国在2010年之前即进入了深度老龄社会(赡养比约为5:1),即5个纳税(费)的劳动人口供养1个老年人;可能在2020年提前进入超级老龄社会(赡养比约为2.5:1),即2.5个纳税(费)的劳动人口供养1个老年人。

  杨燕绥强调,人口老龄化不等于社会老化。如果出现公共政策失灵,缺乏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同时,社会对此认识不足,缺乏相应的准备,一个国家会提前老化。反之,在有备而老的情况下,如:老年人有钱(消费拉动经济)、没病(有生活质量)、会讲故事(与青年一代沟通),老龄社会仍然充满生机。

  目前,中国存在“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双重难题:老龄人口的养老资产不足、消费和购买能力不足;养老服务体系和老龄产业发展滞后。因此,部分早退休领取最低养老金的老年人群进入高龄失能阶段后,很多人将因无力购买护理服务而陷入“银发贫困状态”。

  杨燕绥认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未来需提高劳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和赡养能力,促进大龄人口(50岁~64岁)就业和积累养老资产,提高老龄人口消费和购买力。

  投资市场化进程缓慢,养老基金在贬值

  在养老金制度有效性方面,养老金难以养老的问题仍然存在。2013年,机关及事业单位退休金替代率(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为57.6%,企业职工养老金替代率为42.52%,均未达到2005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设计的59.2%养老金替代率目标。

  按照国际经验,综合养老金替代率如果大于70%,即可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如果达到60%~70%,即可维持基本生活水平;如果低于50%,则生活水平较退休前会有大幅下降。此外,国际劳工组织《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规定,养老金最低替代率为55%。总的来说,中国养老金替代水平不高,这将导致养老金购买力不足和老龄人口消费不足等问题。

  杨燕绥介绍,提高养老金制度效率,一要调整结构,建立国民基本养老金和个人储蓄养老金(含职业养老金)两个计划,提高综合养老金替代率;二要提高制度效用,以较低的费率提供较高的养老金水平,这需要增加缴费年限和延迟领取养老金,做好养老基金投资保值增值绩效。2013年的数据显示,养老金投资管理市场化进程缓慢,主要投资渠道仍为银行协议存款和购买国债,养老保险基金仍在贬值。

  在养老基金持续性方面,2013年数据显示,不足3个缴费人就要供养1个养老金领取人。1963年出生高峰的女职工年满50岁大量退休后,领取人增速为8%,远远超过参保人5.2%的增速。

  2013年,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2680亿元,支出18470亿元,结余4210亿元,比2012年结余4439亿元减少了229亿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补贴3019亿元,比2012年增加了371亿元。当期结余减去财政补贴和非正常缴费,结余很少,2014年将出现当年资金缺口。现行养老保险制度难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态势越来越明显。

  人均医疗费用增速偏快,个人支出比重高

  医疗保障的理想状态是,人人享有“可及的、买得起、合理的”基本医疗服务,居民走出家门在合理的半径内(社区内)就能找到值得信任的医生。

  2013年,医疗保障的财政支出和社会支出有所增加,个人支出比重略有下降。其中,财政支出占30.14%(达到世界卫生组织30%的标准),社会支出占35.98%(低于世界卫生组织50%的标准),个人现金直接支付占比33.88%(高于世界卫生组织20%以下的标准)。可见,提高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保险在医疗总费中的支出占比,降低个人支出占比,是我国医疗保障健康发展的治理目标之一。

  2013年,医疗保障政策科学性有所改善。医疗保险城镇居民覆盖率为84.97%,比上年有所提高;城镇职工覆盖率为71.77%,亦高于上年;农村居民覆盖率基本达到100%。但是,医疗保险基金收入增长率低于支出增长率,转移携带医保关系、异地就医等问题也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

  相比之下,医疗服务治理有效性是最重要且表现较差的一个指标。2013年人均医疗费用增长率应为8.8%,实际增长率为14.2%。但与2012年实际增长率约为20%比较,该指标开始向合理区间发展,这与2013年国家开始治理滥用抗生素有关。但是,医生开“大处方”、欺诈医保基金的道德风险控制、结算方式改革、合理资源配置、医疗服务协议定价机制、医疗保障政策评估等方面改革与创新不足,中国亟待建立医疗服务治理机制。

  可喜的是,2014年在苏州、杭州、成都等地,开始推行医保智能审核系统,医疗保险监督走进医院、进入了临床路径,建立了医保医师和参保人的信用记录,治理效果明显,其经验在全国具有可复制性。可以预测,2015年以后,中国医疗服务治理将有突破性进步。

  姚冬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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