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美术馆：繁荣难掩困境

　　近年来大量民营美术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随之而来的持续投入无疑成为其发展亟待解决的难题。如何生存成长并走向更为规范的轨道，是众多中国民营美术馆无法回避的现实困境。

　　2014年12月初，北京宣武门北大街，经常往来这里的人们如果稍加留意就能发现，位于新文化街4号的灰色简约建筑物，上面的“龙一世美术馆”招牌已被拿下，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房地产项目综合馆。

　　透过微敞的大门，隐约可见曾经的美术馆入口处随意堆积的脏乱石头，以及地面上污浊的水迹，如果不是随处扔放的清洁用品，人们或许会以为这是一个别出心裁的艺术展览。

　　而事实上，龙一世美术馆还没有开馆，就已停止了运营。

　　在龙一世百米之外坐落着面积更小一些的繁星美术馆，馆长樊星对《小康》记者表示，他知道去年离繁星美术馆不远处建了一家新美术馆，但不清楚它为什么突然消失，也不了解其运营模式与困难所在。

　　不过，他的繁星美术馆并没有因此受到“威胁”。这家不大的美术馆坐落在繁星戏剧村内，会产生集聚效应，让每年十几万的观众关注到这家美术馆，美术馆与戏剧村链条相辅相成。

　　繁星美术馆通过文化、艺术家的作品等塑造影响力，让一些品牌企业愿意参与其中。繁星做活动，也制作关于戏剧的衍生品，从而得到新的收入，再反哺给一些公益性质的项目。“这不是一家国家投资的美术馆，我们需要有造血功能。”

　　樊星很清楚繁星美术馆的定位，而他的很多同行并不如他这般思路清晰，但这并不妨碍近年来民营美术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长。

　　“2013首届中国民营美术馆发展论坛”发布权威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共有美术馆400余家，民营美术馆则占到三分之一。

　　对于一座城市而言，好的美术馆甚至可以成为城市新地标，促进城市人文发展，更能开展文化服务，让公众从中受益。但另一方面，如此多的民营美术馆，它们该如何生存？

　　“中国民营美术馆的迅速崛起带来的好处是，美术馆被当做史无前例的话题广泛讨论，人们开始关注文化艺术。坏处则是，很多民营美术馆兴起，背后都有一些商业目的，而在迅速涌现的民营美术馆面前，管理者大多措手不及，不知该如何经营。”今日美术馆馆长高鹏对《小康》记者说。

　　群起兴建相继没落

　　1991年炎黄艺术馆的建立，可视作中国民营美术馆的开端。1998年，由企业创办的沈阳东宇美术馆、天津泰达美术馆和成都上河美术馆的接连成立宣告了我国美术馆走向了民营化之路，但这三家美术馆最终都因操作不善、人才缺失等问题停馆。

　　在时代美术馆执行馆长刘燕看来，中国民营美术馆发展历史上第一批“吃螃蟹的”，大多由中国地产经济孕育而出，但也正因如此，导致民营美术馆在此后的发展中呈现出“疲软状态”。

　　2002年，以北京今日美术馆为代表的当代艺术机构的兴起，可视为中国民营美术馆的第二个春天，这股热潮拓宽了人们对“美术馆”的认知。2007年后，民营美术馆的建馆热随着相关诉求的增强和政策的不断出台而迎来了高潮。近几年，随着越来越多的民间资本投入艺术品收藏，民营美术馆再次出现井喷之势。

　　在如火如荼的民营美术馆兴建的同时，昙花一现的美术馆亦不计其数，大量私人美术馆或是在沉默中逐渐消亡，或是在盛极一时之后消失。

　　很多民营美术馆面临资金和政策上的诸多问题，开办几年后纷纷倒闭。真正生存下来能超过10年的私人美术馆寥寥无几。在其中，甚至还有大量的烂尾美术馆工程，比如，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四川省青城山美术馆群、北京宋庄度假村美术馆等。

　　“中国的民营美术馆，几乎全部是文化地产带来的项目，它的运营从一开始就没有土壤，只能靠企业自己来维系，这是它面临困境的根本原因。”时代美术馆执行馆长刘燕对《小康》记者说。

　　事实上，虽然发展已有20多年，但中国民营美术馆只是刚刚起步，要想长远发展需要切实可行的配套政策和持续有效的计划，由于国家对于“民营美术馆”的注册和登记没有明确的规定和政策，因此滋生了大批名不副实的“美术馆”。例如，有的民营美术馆只是地产商为了促进销售、招揽买家的幌子，他们大多在售楼处或者小区中开辟一栋临时场馆，做一些艺术展，美术馆本身没有藏品，也没有相应的配套设施，更没有符合美术馆要求的管理体制。

　　而真正要建起一个规范的民营美术馆，需要投入大量精力财力，资金是首先要解决的难题。收藏馆藏作品、举办展览、人员雇佣、硬件建设、媒体宣传、教育活动等都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在当前，中国民营美术馆的资金来源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通过背后的实体企业资助，一类是完全依靠个人力量，还有一类是集合有限的社会力量。其中以第一类为最多，很多民营美术馆资金来源单一，都是依靠企业资金投入，投资企业的经营状况直接关系到美术馆的经营，如果企业的资金链出现问题，美术馆大多无法避免随之垮掉。

　　运营环境缺乏土壤

　　2012年，北京市文化局制定发布了《北京市促进民营美术馆发展的实施办法(试行)》，在规定中指出，北京将由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专项支持民营美术馆发展，每年评选民营美术馆十大优秀艺术品推广项目并进行扶持，每个项目给予10万元至20万元奖励。不过对于开支庞大的民营美术馆而言，这笔奖励无异于杯水车薪。

　　从政策层面来说，在欧美地区很多国家，如果个人或企业向民营美术馆等非盈利文化机构捐赠或赞助，可享受“同额免税”待遇。这种制度是建立在西方国家对公众艺术事业的鼓励体制之上的，企业家支持公共文化事业可以减免税收，所以很多富豪将个人财富转化为美术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从一开始就保持其绝对的独立，其收入主要来自募捐、门票和基金会。

　　民营美术馆在中国是新生事物，没有现成的模式可用，有的美术馆参照欧美国家的模式设立基金，希望吸引个人、企业、财团的赞助来维持日常运营，但由于国情和政策的差异，西方模式在中国的可行性难度较大。为此，业内专家呼吁改革民营美术馆相关税制，构建非盈利组织的税收法律体系，一系列调整、规范旨在激励捐赠的税收制度等政策可以尽快完善。

　　而对于已经建立起来的美术馆，其首要任务就是生存下来，龙美术馆负责人王薇曾向媒体介绍，龙美术馆建馆投资约3亿元，2012年的龙美术馆开馆系列仪式的花费就有400万元，而龙美术馆正常运营的年开支约1300万元至1600万元，仅水电、人力成本一年就要六七百万元。

　　毫无疑问，增加资金来源的多样性是民营美术馆目前比较可取的途径，以已经经营11年的今日美术馆为例，美术馆40%的资金来自今典集团，其他的60%需要美术馆自己解决，包括获取社会赞助或支持。虽然支撑美术馆发展的资金仍旧有限，但基本实现自给自足。

　　在时代美术馆执行馆长刘燕看来，国家的支持和社会基金的完善，对于民营美术馆的经营非常重要。她表示，中国的民营美术馆都是附属于某一个企业之下，没有独立身份，而一个美术馆在运营过程中要面对巨大的资金链条，是任何一个企业都无法持续支持下去的。“这中间最大的环节就在于社会基金，我们用一个消费独立的民营美术馆的身份来吸纳更多的有益于致力文化产业或者公益事业的企业，共同组成了一个基金投放到这个平台上，共同获得对它的公益形象的回报，或者说对大众的引导。”

　　时代美术馆本身一直靠华西国际投资集团支持，不过从今年开始，时代美术馆已经开始逐步引进一些社会的资金体系或社会合作，对其进行支持。

　　“造血”机制仍需完善

　　民营美术馆建立良性循环的文化产业链条，发挥自我造血功能也十分必要。

　　“一家民营美术馆，特别是非盈利的民营美术馆，首先要明确的是它的学术形象，塑造公信力，第二就是运营营销。”刘燕对记者说，这需要美术馆自身能够形成一个循环的链条，拥有配套的商业系统。如加大艺术衍生品的研究开发，增加图书出版发行，设立书店等配套服务设施，以这些项目的收益补助美术馆的资金来源。以今日美术馆为例，其就形成了集展览、馆藏、当代艺术品鉴定、图书杂志出版等全方位发展的格局。此外，他们还引进艺术展览、艺术讲座等活动，让美术馆拥有更多“造血”功能，使之健康良性地发展下去。

　　对于民营美术馆的“造血”机制，刘燕特别提到了艺术品商店。但是她也和其他众多业内人士看法一致，认为艺术品商店是中国目前文化艺术产业中很难盈利的一部分。“以Moma为例，它的艺术品商店之所以能盈利，是因为它有巨大的藏品体系来支撑。”刘燕说，巨大的藏品体系包含的不仅仅是艺术品，还有数据、文献、资料，这种一手藏品转换成艺术衍生品，与采购和代理有很大不同。

　　今日美术馆几乎是中国民营美术馆中链条最完善的。“我们在内地、香港都自己发行出版图书，并且有自己的礼品店、书店和图书馆，我们一年会做一百场以上的免费教育活动，做三场到五场我们自己主导的大型项目，做十场与驻华使馆合作的国际文化交流项目，做两个扶持大学生艺术家的项目。”高鹏说道。

　　“我们现在就是靠我本人加上我的团队拉赞助商，出租场地做商业活动，来保证美术馆正常的运营。”今日美术馆馆长高鹏对《小康》记者说，这个如今名扬海外的民营美术馆最初也是一个地产项目，美术馆的馆址曾经是苹果社区的售楼处，通过三代馆长的不断运营，成长为今天中国最知名的民营美术馆。

　　但是，高鹏表示，他虽然现在很乐观，但他深知未来依旧有漫长且艰难的路要走。有一天，背后支撑的企业倒闭了，或者有一天，没有人去拉赞助了，美术馆就无法运营下去。

　　“我希望有一天，当人们在辛苦工作五天后的周末，想要找一个地方得到真正安静的休息，他们不是去南锣鼓巷吃炸鸡，买便宜的仿造品，而是来到美术馆，静下心，享受艺术。”高鹏说，今日美术馆目前的入馆率为每年30万人次，他正在通过一点一滴的努力，把艺术辐射到人群中去。

　　高鹏的愿景是，有一天，当他走进这个像他家一般的今日美术馆，看到里面充斥着优秀的艺术品，看到越来越多的各个年龄段的人，在这里欣赏展览，探讨艺术。而那时候，人们想看当代艺术，想看先锋艺术，首先想到的都是今日美术馆。

　　文｜《小康》记者 于靖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