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留下了什么

　　2014年12月1日，龙应台发表辞职声明，结束了1000多天的台湾地区“文化部长”生涯。

　　她的辞官声明写得也如其文章一样精巧动人，在华人世界传阅。不过，此举却引发正反两极的评论，有人深感惋惜，也有人认为她是见风使舵，趁机脱身。这也是她作为官员的宿命，始终在文化与政治之间振荡，随时陷入舆论风暴之中。

　　但终究她要回到文人安静的书桌前去了。这是她最后一次为官。

　　当部长是一种修行

　　在《野火集》序言里，龙应台说：“写了《野火集》的代价大概是：这一辈子不会有人请我‘学而优则仕’，出来做官了。”但没想到她两次出来做官，而且官越做越大。两次请她做官的人都是马英九。1999年~2003年，她出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作为体制的观察者和批判者，龙应台想要借此“走到敌人当中，了解体制这个敌人”。

　　她无数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在台湾地区当官是一件可怕的事，“没有尊严，没有生活，什么条件都是最差的”。议员发言多半用一种怒吼咆哮的声音，通过麦克风扩大音量，听得人耳朵嗡嗡作响。一天下来，她总是在半晕眩的状态下回到办公室，再批公文到半夜，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

　　但在离开政坛9年之后，她又回来了。2012年5月20日，龙应台成为台湾地区首任“文化部长”。

　　那一年，龙应台60岁。“再晚一点儿，如果你要我再用力地做一件苦差，不可能了。这是人生最后一次了。”每天都是高强度的工作，她到医院看病，全身麻醉醒来后的第一句话是：“请影视局到万芳医院来开会。”

　　有了此前“文化局长”的经历，她以为自己已经有足够的承受力，但还是不行。作为“部长”，要接受媒体放大镜般的检视：她听会托腮，被讥讽不够庄重；说话形容词太多，被揶揄为“最耀眼的花瓶”；穿球鞋备询，被批评不尊重“立法院”；“文化部”搬家，被怀疑有3个办公室……

　　作为“部长”，龙应台的财产也被公之于众，包括一块土地、两处房屋（停车位）、一辆汽车、720余万新台币（1元人民币约合4元多新台币）的存款、1874余万新台币的有价证券。龙应台对此很不满，觉得自己的公民权遭到了侵犯。但是如实申报财产，并向公众公开，是每个台湾地区政务官都必须要遵循的义务。

　　龙应台觉得处在一个被“不信任”紧紧笼罩的时代氛围之中，自己的工作就像是在水泥地里头种花。从上任第一天，她就想辞职，也有人从一开始就预言她将成为第一个辞职的“部长”。作家可以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个人主义者，而官员就是政治磁场中一颗身不由己的棋子，两者格格不入。

　　“当部长是一种修行。”龙应台说，“我本质上是个孤僻的人，现在又可以‘回到孤僻的山洞里’去了。”

　　第一里路

　　在辞官声明的第一段，龙应台简明扼要地概括了自己的工作成绩：“‘文化部’1000天，是一个披荆斩棘的拓荒工作。在这1000天中，艺术银行正式推出；台湾戏曲中心、台湾摄影中心逐一敲定；影视音像及出版政策成熟，蓄势待发……”

　　她自认为接受任命初衷已达，“文化部”迈出了第一里路，“虽然万分艰辛，但已气魄跨出”。她现在要回去陪伴高龄的老母亲走完最后一里路。“这第一里路或者是最后一里路都是人生报答的不可错失的机会，一错失就没有了。”

　　龙应台推行的一些项目有浓郁的个人色彩，比如国民记忆库与她的作品《大江大海1949》有着相似的精神脉络。在她看来，要颠覆所有的假装回归真正的历史，得靠个人生命史。“记忆就像跟时间火车赛跑，而且一定会输。”她亲自邀请陈文茜、陈升、林怀民等岛内知名人士担任记忆库行动大使。

　　从2013年启动至今，台湾地区已经拥有68处故事搜录站、2辆故事行动列车，用以收集故事。收录的这些故事，都会摆置在“国民记忆库——台湾故事岛”的网站平台上供大众观看。目前，已有超过6000位民众的故事被收录在数据库中，网站浏览量也有200余万次。

　　在“文化部”成立两周年之际，部里特意编写了一本名为《温润，是台湾最珍贵的品质》的施政报告书。

　　不过，在岛内，对其政绩始终有批评之声。台湾师范大学公布的民意调查中发现，对“文化部”的施政表现，明确表达“不满意”的民众比例占36.6%，是历次调查中最高的。

　　对此，龙应台不以为然，她觉得民意调查看看就好。“我们那种辛苦真是不可为外人道也。一般走在路上的市民会关心，会给你鼓掌吗？不会，因为这就是地下水道的工程，一般人是无感的，可是你又知道这是对社会的发展最重要的事情。”

　　在任职第一年，龙应台还常常为此灰心，经常自问：我到底在干吗？到了第二年，她觉得自己已经到了一个境界，心中自有一把尺，有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笃定。

　　现在，她觉得自己也可以走得放心了。她坚信：“我们几乎是从第一个桩子打下去时就告诉自己，这是一个可长可久的东西，下一任来的时候，第三里路第四里路来的时候，一定可以稳稳地往前走。彼此之间的共识就是这样，所以我现在非常安心。无论领航的人是谁，他会稳稳地走。”

　　野火不再？

　　对于龙应台为官最严厉的指责是，她已经从一个正直的作家沦为世故的政客。

　　作为官员和名人，龙应台经常会被要求在公共场合表态，有时候她不能不选择沉默，这为其招致非议。但她认为“换了位置就必须换脑袋”，作为行政主管，有勇，更要有谋，有更多考量。她有一次对媒体感叹：“当你是个别的文人作家、专家学者时，你的责任是单纯的，讲自己的看法就行了，没必要考虑其他方面的事。一旦你掌握权力，你的看法会变成影响众人的政策，你身上扛的责任，就超过原来文人的百倍千倍。当学者文人变成政策决策者，却不体认责任之深沉、后果之严重，而以一己的恩仇快意为念，那才真是灾难呢。”

　　也有网友问她到底作为作家的价值大，还是作为官员的价值大。她觉得很难比较：“有时候我还真觉得作为作家对社会贡献更大，可以做得更多。就《大江大海1949》这本书来说，它所穿越的障碍以及它碰触的心灵恐怕是我做官员4年都无法做到的。但另一方面，有些事情只有做官员的时候才能做得到，你手上的公权力可以做一些事。”

　　她形容写作和为官的作用可能是“一刚一柔，一长一短”。当初她走进政坛，是觉得作为评论者应该了解一下站在第一线做事的经验。在有了6年左右磨炼心志的为官经历后，她在临别之前，又诚恳地呼吁：“一定要给公务员尊严，一定要给公务员温暖的鼓励，这个社会才会进步。”

　　沈佳音

　　（摘自《看天下》2014年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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