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到敌后游击队,很多人都会想到共产党的部队。事实上,国军在沦陷区也有相当规模的敌后游击部队。蒋介石十分重视游击战,这使得国军的游击队人数一度接近百万。毛泽东曾盛赞这支“敌后的友军”,是八路军在敌后战场取得显著成绩的重要助力。
“游击正规军”与“地方游击队”
1939年1月,毛泽东在总结八路军开辟敌后战场取得显著成绩的原因时,如此说道:“八路军的这些成绩从何而来?由于上级正确的领导,由于指战员的英勇,由于人民的拥护,由于友军的协助,这四者是八路军所以获得成绩的原因。其中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八路军的将士应该感谢直接间接配合作战的友军,尤其应该感谢给予自己各种善意援助与忠忱鼓励的友军将士。”那么,何谓“同处于敌后的友军”呢?
所谓“同处于敌后的友军”,所指乃是国军留在沦陷区的敌后游击部队。据历史学者洪小夏统计,抗战八年,“在敌后作战的国民党游击军,最多时曾有近百万正规军和近百万游击队,最少时也有几十万正规军和几十万游击队。”
略言之,国军敌后游击部队,可区分为“游击正规军”与“地方游击队”两大部分。上表有两大特点。其一,1939年前后,国军敌后游击部队数量骤增。这是因为,1938年冬,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要求国军全面执行新的抗战策略:“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
其二,抗战八年,国军敌后游击部队中,“游击正规军”数量自1940年达到巅峰后,虽逐渐减少,但总体上仍保持稳定;相反,“地方游击部队”的数量则经历了暴涨(80万)与暴跌(19.1万)。且“游击正规军”数量,较之“地方游击部队”,长期保持着较显著的数量优势。
蒋强调游击战的正规性
之所以如此,与蒋介石个人对“敌后游击战”的理解有很大关系。在蒋看来,“游击战”也是“正规战”的一种,为取得对敌效果,并维持军纪,必须以正规部队担任。1938年初,蒋曾告诫第一战区与第五战区的高级将领们:
“现在社会一般人士,认为游击队与别动队没有分别,这是极大的错误。所谓游击战,实在是正规战之一种,一定要正式的部队,尤其要是纪律好、精神好、战斗力强的正规部队才能够担任。决不是临时集合民、枪编成队伍,就可称为游击队,就能够胜任游击战。这种临时集合的队伍,只能叫别动队。别动队是由地方政府或当地机关团体集合本地的武装民众,聘请军官训练、统带,来担任一种别动的任务,如扰乱敌人后方,破坏敌人交通和兵站、仓库等。现在各地所称为游击队的,可以说是担任这种别动任务的别动队。这两种部队的分别,我今天在此再加以明白的规定,就是:凡由地方政府机关和当地人士集合本地武装民众编成队伍来发动自卫的力量,遂行一种别动任务的,叫做别动队。凡正式建制部队,纪律森严,运动轻捷,富有攻击精神,而由正式指挥官统率,奉令担任游击战斗的,叫做游击队。但是要知道,游击战亦就是正规战。”
蒋如此强调游击队的正规性,与国民政府高层当日对敌后非正规游击部队的纪律观感甚差,有很大关系。如徐永昌曾在日记中写到:“伤兵(轻伤及伤愈者)、交通(不善运用及扣车扣船)、游击队(未游击敌人先害及人民)为今之三害。”
毛认为游击战须分散兵力
反观延安,抗战初期毛泽东为八路军制定的“敌后游击战”方针,与蒋对“游击战”的理解截然不同。毛泽东曾致信彭德怀,强调:“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剧,在这种拿手剧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能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豪(毫)无结果之可言的。”
蒋介石强调敌后游击队必须是“正式建制部队”;毛泽东则强调,八路军“游击战”的主要内容,应该是“分散兵力”,“分散做群众工作”。这种理念上的区别,所造成的结果正是:国军敌后游击队中,长期以“正规军”为主体;相反,截至1945年7月,新四军主力部队不过21.5万,地方武装和民兵,则已高达105.7万。(来源:腾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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