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父亲节在8月8日 最初为向阵亡将士的父亲致敬

　　“父亲节”的余热还未过去，我们又要带领大家穿越时空，追溯中国“父亲节”的源头了。早在民国时期，中国就有了自己的“父亲节”，日期定在8月8日，最初是为了向抗战中阵亡将士的父兄致敬。有趣的是，当时的首都南京，“父亲节”的气氛却很一般，相对来说，邻近的上海就热闹多了。

　　抗战胜利前的倡议

　　刚刚过去的“父亲节”，颇为热闹。热闹之中，大约鲜有人知，中国其实也有自己的“父亲节”，且颇具历史意义。

　　时为1945年8月6日，上海《申报》刊文《八八父亲节缘起》。文章称：美国为纪念欧战中阵亡将士的妻与母，曾发起创立母亲节。而今，中国也应该发起创立自己的父亲节。因“父”字形同“八八”，且“八八”读音也与“爸爸”相同，故号召上海市民，一同来过“八八父亲节”。当时，日军虽败局已定，但尚未投降，上海仍在其控制之下，这一倡议“暗中表示怀念祖国之意”，实有风险。文章末尾，公开署名的首倡者共10人，分别是：颜惠庆、袁希濂、陈青士、梅兰芳、史致富、严独鹤、费穆、陆干臣、富文寿、张一渠。

　　上述诸人，均系名流，虽久处沦陷区，但爱国之志仍存。如颜惠庆于北洋时代，曾任外交总长、署理国务总理等职，1941年12月香港沦陷，遭日军所执，次年被迫返回上海，坚持不出任汪伪政府任何的官方职务。

　　8月8日成为父亲节

　　1945年的这次民间发起的“父亲节”活动，影响范围有限。至1946年5月，又有上海名流潘公展、李石曾、宋汉章、王晓籁、杜月笙、吴稚晖、李登辉（原复旦大学校长）、钱永铭等数十人，联名向国民政府请求定每年的8月8日为“父亲节”。其理由是：

　　“中国八年抗战，终究得到了最后胜利，这八年中阵亡将士不可计数，而这辈将士，前赴后继，杀敌致果的忠勇精神，实受父亲平日教养和随时激励的结果，所以父亲对于这次抗战胜利的影响，十分伟大。回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加维然女士，发起母亲节，纪念欧战中阵亡将士的妻与母，因为她们对于国家有伟大贡献；我们应该效法先例，规定父亲节，同时纪念这次大战中阵亡将士的父与兄，因为他们对国家也有伟大影响，使父和母同沾其光。”

　　该请求获国民政府批准。每年的8月8日，遂成为全国性质的法定“父亲节”。是日，子女佩花以作纪念——父亲健在者，佩以红花；逝世者，佩以白花。相关的推广工作也随后展开。譬如，作为“父亲节”的首倡者之一，1946年8月7日，颜惠庆被邀请去“青年会”做关于“父亲节”的演讲，“谈了不同社会中父亲的地位和责任”。次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报上满载关于‘父亲节’的报道”。

　　上海的父亲节庆祝会

　　1946年8月8日，天津《益世报》在第六版的副刊刊登了读者甲乙木的文章《父亲节的话》，《大公报》则刊发了《关于“父亲节”的闲话》一文，庆祝父亲节。

　　同一天的《申报》显示，上海的庆祝活动搞得更有声有色。《申报》第四版刊登了一篇名为《今日庆祝“父亲节”，义卖纪念花充作助学金》的新闻报道。据报道，8月7日晚，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礼堂内热闹非凡，两百多人盛装出席了父亲节庆祝会。在发起人的带动下，与会人士齐声高唱《父亲颂》：“劳苦劳苦父亲苦，我爱我父肺与腑。羊跪乳，乌反哺，爱我母，爱我父……”同时纷纷慷慨解囊捐资助学。

　　《申报》当天还刊登了一则以《庆祝父亲节伟大贡献》为大标题的1/3版广告。这是一家墨膏厂的广告，副标题为《敬请全国父亲一致鼓励子女晨起习字》，发动“父亲节书法竞赛活动”。

　　南京人冷对“父亲节”

　　当时的南京虽为首都，但对“父亲节”这个新兴节日并不如上海那般热衷。《中央日报》等几个大报会登出相关文章及报道，应应景而已，反响寥寥。商家据说只有中央商场打出过“父亲节”的标语，可能也有相应的促销活动。

　　上层人士家会有活动，子女会戴花，并向父亲献花祝贺。接受过现代教育思想开放者也纷纷效仿，照看到或听到的去做，以为潮流、以示时髦。如中华路一程姓人家，八月八日那天会佩戴玫瑰花四处串门，对别人投来惊诧目光，洋洋自得，而且还会问人家今天是什么日子。别人回答不出父亲节，他就如数家珍般一一道来，颇有人师之感，不过也使人长见识。基督教会和教会学校也有类似的小型活动，设在内桥下中华路西侧的基督教青年会，组织过教友庆祝父亲节的活动，是入乡随俗、本土化的尝试。在小学时曾听老师说过父亲节，由于时在放假，没有参加过活动。

　　受冷落还有一个是语言上的原因，“八八”谐音爸爸，而当时南京多数人称父亲为伯伯（正字为上父下邑，音伯），只有新派人叫爸爸；“八八”谐音又可能被误指为小孩的大便。故此，“八八父亲节”不易推广和普及。（综合）

　　延伸阅读

　　抗战中的英雄父亲

　　内战全面爆发之后，“父亲节”遂成昙花一现，逐渐被遗忘。惟“父亲对于这次抗战胜利的影响”，虽久经沉埋，仍永垂史册。

　　譬如，浙江青田县六十六岁老人叶瑞三，1942年8月2日，“敌寇进扰叶庄时，……叶瑞三荷土枪一支，大声疾呼：‘村人尽速随我杀敌！’其妻以彼年老，恐有不便，乃夺其枪。彼复持矛而出，沿村大呼曰：‘凡因杀敌伤亡者，愿将其子女抚养至十六岁。’乡人为之感奋。”

　　再如，第六战区游击第一支队大队长李翼峰之父李焕章，“被敌绑去，禁闭于沙市，再三要挟函招其子。焕章厉色拒曰：吾儿参加游击，效忠党国，保乡，乃好男儿应为之事，吾复何求，杀则杀耳。”遂遭杀害。

　　再如，安徽涡阳县人李汉三，其独生子李庆一1942年2月牺牲于前线。国民政府发放抚恤金一万五千二百元，李汉三“以烈士抗战阵亡，乃军人天职”，“全部献充抗战费用”。

　　湖南长沙前清秀才邹炳蔚，也是一位壮心不已的暮年烈士，因日寇进犯，“常以年老不能杀敌为恨，每与人言：‘如敌人侵入武汉，即择清泉之滨跃入就义，以激励子侄，矢忠报国，免以我老为念。’”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为免成为子侄杀敌报国的拖累，“果手书遗嘱，赴水而死”。其遗嘱称：“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况余年老力衰，焉能自全？其所以速自决者，坚汝等报国之志耳。此嘱。”（来源：腾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