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作不死

　　社会被包装和运作得越娴熟就越陌生，此时的浮夸只有摇滚能懂。有什么不曾改变，有什么一去不返？他们常说：为了人格的自由，我们拿生命来作死。

　　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一场国家队足球比赛胜利后，很多人聚集到天安门广场庆祝，情绪高潮时全场高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XXX，就没有别的作曲家了吗？”60岁的侯牧人在得脑梗康复后，缓慢却还心有不甘地回忆道。

　　这是青年导演侯祖辛的纪录片短片《老摇滚》的开头一幕，片名英文是My Dad’s a Rocker——侯牧人是她父亲。

　　得益于参加《中国好声音》之后的商演赚的钱，侯祖辛自己投资的这部短片获得了2014年国际纪录片协会奖的学生纪录片奖和华沙电影节最佳短片纪录片奖。这部向中国摇滚30年致敬的片子，其实是节选自侯祖辛在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的毕业作品《20 40 60》，摇滚在20岁时一触即发，等着被听见；40岁时站在巅峰看呐喊的人群；60岁时倔强而安静地活着，有什么不曾改变，有什么一去不返。

　　侯牧人在片子最后被问及摇滚是什么时苍白地答了一句：“摇滚就是活着。”虽是商业社会的产物，但摇滚的表达向来最叛逆，最真实，也最作。曾有不少资深的欧洲纪录片大佬不屑于中国的“山寨摇滚”，但迷笛音乐学院的校长认为，摇滚乐不在于你是否做到全世界最棒，技术最强，而是有话要说，要反抗。

　　在大多数人眼里，摇滚和愤怒是无法区隔的。迷笛音乐节上曾有一首写民工的歌，其中有一句“你什么时候还我钱！”让底下一帮观众跟着呐喊得都快哭了。这让很多从冰岛、荷兰等国家来的摇滚人羡慕不已，因为他们的国家已经没有这种愤怒了，尽管他们的年轻人仍在很努力地找愤怒，比如为什么福利不够好等等。其实摇滚是最原始的声音，是对生命最平等最基本的权利诉求。

　　1986年崔健在台上唱《一无所有》让中国摇滚乐第一次在台面上公开见人。他曾说过把反叛的精神主流化，这才是摇滚乐，如果没有进入主流化是难以企及如此生命力的。即使是一颗“红旗下的蛋”，他也很清醒地用音乐表达自己的独立精神和赤子之心。王朔说崔健打破了一种错觉，“揭露了一些真相，最重要的是他让我听到了一个人的心灵。原来人是有心灵的。这个常识那之后我才知道。”

　　20多年前郑钧唱过：“为了我的虚荣心，我把自己出卖，用自由换回来沉甸甸的钱，以便能够挤身在商品社会。欲望的社会，令人疯狂的社会。热热闹闹人们很高兴，欲望在膨胀，你变得越来越忙，物价在飞涨。”

　　“你妈妈有个牌坊，她说欲望需要遮挡。你爸爸，他的愚昧虚伪成双，本来你有你的思想，可他们叫你把它遗忘。”今天不愿再遗忘常识的人开始更多地表达。

　　从这个层面上，你或许能理解，为什么物质越来越丰富，技术越来越进步，还有那么多人沉迷于“不作不死”，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想以一种不和谐来委婉处理内心的真实，也算是向这个浮夸世界的致敬吧。

　　文/闫鑫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