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和企业之间的界限

　　不要丢掉那份寻找彼岸的迷茫，你以为已经到达的彼岸只是一个幻象。

　　有记者问詹姆斯·马奇，你给人家做过咨询吗？马奇的回答出人意料。按照我们的认知，一位管理学者如果没有几家大企业的吹捧，很难行走江湖。但是，这位大师中的大师却说，年轻时干过。所谓咨询不过是一起吃个饭。当人家发现从你这里得不到答案的时候，你就得自己买单。于是，马奇大部分时候都是自己买单。

　　“为管理问题寻找实用对策不是我的工作。”马奇说。“学者没有实践经验，对管理问题的背景不够了解，无法针对具体情境提出具体建议。如果一家公司的顾问给了你答案，你就该把他炒掉。学者顾问能做的，就是发表一些看法。管理者将学者的看法和自己对问题的了解结合起来，也许能够找到更好的答案。”马奇甚至认为，如果企业雇佣的学者顾问给出了具体建议，那么应该炒掉他。

　　这是一个“大逆不道”的观点。

　　我们看到很多学者都忍不住去接近企业，甚至积极给企业出谋划策。而学生们也愿意跟这种介入型学者学习，理由是有助于将来自己找工作，毕竟自己的导师路子广。所以，很难想象詹姆斯·马奇在中国的管理界会处于何种境地。是否还可以像在美国那样，凭借着学问和智慧，就能赢得学界和企业界的一致尊重？要知道很多顶级管理者都把拜见马奇作为朝圣。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疑惑，是因为在中国的确出现了“学者不学”的现象。他们甘愿以“教授”这样一个具有无限荣誉感的称谓去和企业相互背书，以企业的标准对应自己的学术标准，然后打出“已经悟出了管理真谛”的旗号，行走于江湖。

　　他们不选择坚守学问的本来，只是随波逐流，用处于聚光灯下的企业案例来教导成功学。有一天，聚光灯下换了一批企业，他们会马上开发出新的谄媚企业的理论框架，继续着自己的教授生涯。

　　那么学问的本来是什么？马奇认为，学问的目的不是改变世界，更不是为人类寻求福祉，而是作为人类精神传承的象征，事关对于人性的见解。

　　我们见过两类学者。当你向他询问某企业的某些问题时，第一类学者会摇摇头，说我没有了解过，不好说。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类似企业的类似问题是如何解决的。第二类学者会马上根据媒体上的概念进行转述，说得好像身临其境。马上，第二类学者会引起媒体和企业的注意，他们再不断对其研究做引导。

　　此时，学者常常被企业当做高端公关对象，他们在赢得聚光灯、走向成功学导师的路上时，也在失去自己的荣誉。学者应该捍卫的是自己的学术知识。

　　马奇认为，“学术知识描述的是塑造管理历史的基本机制，比如，有限理性、合法性扩散、松散耦合……对比之下，经验知识则关注特定时间、特定背景下特定个体的个人经验，它不一定推广到其他个体、其他背景、其他时间、也不一定形成强大的理论，但是它提供很多有关特定情景的知识……学术知识不能用来解决具体环境下的具体问题，除非生搬硬套。但是，在新的或者不断变化的环境下，当管理者面临意外问题或者未知问题的时候，学术知识的作用就会凸显出来。学术知识提供的是问题的思考框架，而不是解决方案。”

　　詹姆斯·马奇很推崇堂·吉柯德，他认为骑士精神就是要遵循自己的身份理智而不是现实理智。我知道我是谁，又何必因为你而为自己辩护？

　　有人会误以为这是为自己行为的辩护，实则不然。堂·吉柯德之所以认为自己的是对，皆因为骑士的身份为其带来的荣誉感。不辱使命，是捍卫荣誉感唯一的方法。很多学者却早已受不住仅仅做“象征”的寂寞。

　　从欧洲中世纪至今，总有一群僧侣，每天在一个阴暗的高处搬运着那些世间罕见，却记载着人类所有智慧的大部头。你若到达那里，唯一的方式就是穿着草鞋走上去，因为那条登天的路太窄太泥泞。

　　我们不是鄙视实务界的朋友，就像马奇说的那样，即使你是无赖，也依然值得尊敬。因为，学问和实干是两个界限分明的领域。一个在坚守，一个在开拓。野中郁次郎在两者之间指出了第三条道路。

　　如果说学问对于实践的作用在于提供思考框架的话，实践智慧的作用则在于在现实中创造框架的本领，也许这是对企业家最大的考验。但实践智慧不应该是粘合学问和实务，而是提供一个彼此转化的路径，它更像是一条通路。

　　但是，为什么企业依然要聘用学者作为顾问？或许这是一个保持审美的必要。就像马奇说的，他认为学问的美感比实用性更重要。其实，审美是我们保持本性的方法，既要遵循内心，也要遵循公共利益。学者之于企业的意义，就在于要时不时地告诉企业家，我们不要丢掉那份寻找彼岸的迷茫，你以为已经到达的彼岸只是一个幻象。

　　文/胡泳 郝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