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是硬道理

　　在本质上，新常态也是短期行动和变化的产物。基于这样的认识，对于当前名义GDP、核心CPI等参数的质变，我认为，稳增长非常重要。

　　新常态、新阶段，面对这样的一种经济下行，过去我们认为大家要淡定，理由是，这是由于我们的人口红利、改革红利、工业化红利等衰减所造成的。我们希望腾出手来以时间换空间，通过结构调整来提升我们的发展质量。但是问题在于，如果说我们改革跟不上去，以时间换空间的结构调整可能会由于种种原因落空。

　　在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增长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增长速度依赖症，并且在这样的体制结构和发展模式下，形成了一种建立在高速增长条件下的利益结构。

　　不是我们偏好速度，而是如果在短时间里我们的体制模式和增长模式不能改变，从而不能化解由这样的模式所产生的利益结构的话，一旦速度下滑，可能会导致比较严重的社会冲突问题。

　　特别是我们原来假定说在这样的体制模式里可以通过结构性的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但认真研究后，我发现这个论断在理论上可能是有问题的。结构问题是由结构性政策造成的，换来的是增长，现在我们都想在非结构性条件下解决结构问题，后来发现，结果往往是花了很大功夫却收效甚微。

　　不是要否定产业政策，而是在目前体制结构不变的情况下，我们想要单纯从产业上做文章很困难，最终会换来经济的下行，会冲破底线，根本没有办法用时间来换空间。

　　从理论回到现实，我们发现，2008年到2012年，再到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位就是在过度能动主义和相对无为主义之间出现了两个阶段的摇摆。这六年来中国的宏观调控从过度强调有效系数和危机管理向过度强调潜在能力下降和结构性改革转变，结果就出现了现在相对比较被动的情况。

　　不是说结构性调整不好，它很好。但问题是，目前的体制背景下，我们可能腾不出这样一个时间来解决问题。如果结构性政策没有依托系统化的改革措施，这个结构性政策往往是要落空的。远水解不了近渴，采取能够兼顾周期性问题和结构性问题的兼容性政策在当前尤为重要。

　　我们不仅要认识到新常态依然是趋势性力量与周期性力量并驾的产物，同时也要意识到中长期的变化在本质上是短期行动和变化的产物。人力资本的投资、技术创新的投资以及短期资源配制性改革，都会从根本上通过短期累积改变中长期趋势性潜在增速。所以，我们认为，潜在产出水平并不是一个与短期因素无关的先进的标杆。

　　所以，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应该正视当前这样一个事实，即GDP指数已经为负。

　　我们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已经比较严重，这不仅是潜在因素造成的，也有中期因素的原因。针对这样的形势，我认为，在当前，稳增长是非常重要的。尽管从感情上，从改革选择上，我比较厌恶增长目标，但基于我们的增长依赖性，如果不增长可能导致的后果更为严重。

　　经济增长是硬道理，必须要讲增长，只有这样才能把体制结构、社会结构稳定下来，才有可能腾出手来搞改革。基于这样的认识，对于当前高速的增长、名义GDP、核心CPI等参数的质变，我认为，中国经济因素开始从传统的经济力量下滑转向趋势性与周期性力量并行的下滑。

　　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有效需求不足长期化带来的中期负面影响，特别是对潜在增长速度的影响。所以，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位，应该是稳增长占主要位置。不是说调结构不重要，而是我们首先要把增长率的问题解决了。所以，我们的政策还应该是一个宽松定位。

　　文|杨瑞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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