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关于牦牛的社会实验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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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06-11 15:42
“四川一震，震出了中国年轻一代对于社会公益的热情，现在还陌生的‘社会企业’将来在中国也许会有很大的发展，就像几年前没人知道绿色产业一样。希望我们的努力可以带动中国社会公益行业的发展”
2006年夏天，哈佛大学MPA班的同班同学美籍台湾女孩乔琬珊（Carol）和香港女孩苏芷君（Marie）在多次长聊之后产生了一个志同道合的梦想：在毕业后，去中国大陆的欠发达地区做一家“社会企业”。
Marie解释说，所谓“社会企业”，就是针对社会问题，尝试用企业形式解决，企业自负盈亏，可以图利，但不是图最大的利润。
“社会企业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为它要达到所有正常企业的目标，同时还要对社会有贡献。但这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Carol说。
为了这个梦想，Carol和Marie做了一场“社会企业”的实验。而她们梦想的载体，就是牦牛。
把香格里拉的牦牛奶酪国际化
这一年夏天，Carol和Marie去中国西南旅行，寻找创业的机会。在云南香格里拉的浪都村，她们发现了一家生产牦牛奶酪的厂。这家工厂原来由一个香港人运营，但一年只开工3个月，而且加工过程不够卫生，另外牦牛奶酪由于口味较重，市场上较少有人问津，工人因此收入也很低。
两人做了调查后发现，浪都村位于香格里拉的偏远山区，是迪庆州50多个特困村之一，八成收入靠牦牛产品。而牦牛奶渣市场面很窄，只能在中甸本地销售，不能走出去。村民把鲜榨的牦牛奶倒进没有冷藏设备的桶，步行7小时到集市，往往牛奶还没卖完就已经变坏，一天收入还不到10元。
于是她们琢磨：能不能结合西式做法，做成市场上可以接受的牦牛奶酪？海外市场对天然、有机、健康食品的需求越来越大，全球1300多万只牦牛，超过九成在青藏高原，牦牛在高原的天然环境下生长，用它们的奶做出的奶酪如果口味被接受，肯定有吸引力。
回到美国之后，她们就开始搜寻关于“牦牛”的讯息和知识，甚至专程找到了纽约一位教授请教，也参观过美国和法国的奶酪制作过程，写出了关于牦牛的创业计划。这个计划为她们赢得了2006年哈佛大学的商业计划奖，5万美元的奖金，成为两人牦牛实验的起点。
奶酪怎么让市场接受？最关键有两点：第一，要达到国际通用的卫生标准；第二，口味要好。
Carol从国外请来了专家为村民讲解制作奶酪的技术和要求，确保生产过程合乎国际卫生标准。在她们的培训下，村民开始学会：收奶前要烧开水把容器消毒，毛巾要洗干净，然后用开水烫。
口味的调整，则经历了更长的过程。因为海拔不同，奶质不同，国外的奶酪制作技术不可能拿来就用。她们跟工厂的藏族合伙人桑吉卓玛一起，一边慢慢调整，一边组织香格里拉的外国人和游客试吃，渐渐调配出市场接受的口味。
现在，奶酪厂的制成品已经远销到省内的旅游区，在上海、北京、香港的高级饭店也能见到。由于牦牛奶酪的市场价值较高，她们可以用高于市价一倍的价钱向牧民收购牦牛奶，一部分牧民的生活由此得到改善。
现在全村108户居民中，只有少数接受了技术训练、达到卫生标准的牧民，才可以把牛奶卖到这里。因此Carol认为，她们才刚刚开始。“我们希望能做一个示范，引出更多的奶酪厂，希望更多村民参与进来，让孩子可以读书。”
青海的牛绒生意
香格里拉的生意稳定下来之后，她们又开拓了下一个牦牛版图：青海。
青海湖附近的黑马河有四个村，最穷的那个叫正却乎村。300多户村民主要靠养牧牦牛为生，年均收入约为每户2000元人民币，生活困难，不少人家里甚至没钱通电。当地人主要的收入来自于卖牦牛绒，但后者市场价格不高，收购价每公斤只有一两元，车费却要10块钱一程，根本赚不到钱。
两个人考虑，也许可以在这里收购牦牛绒，再运到外地加工成高附加值的纺织品销售，帮助牧民改善生活。她们更加长远的计划是，“希望带动牦牛绒产业，就像现在的羊绒产业一样。”
两个女孩又开始寻找厂房进行清洗和纺纱。这个很困难，因为一来很少人从事牦牛绒加工，二来很少人有兴趣投资。她们花了很长时间，从北到南，从内蒙到苏州，看过多家工厂。因为看起来太年轻，很多厂家以为她们只是闹着玩，“说服别人很困难”。
最后确定下来的工厂，先是在内蒙，后来在香港。
筹划停当之后，她们在正却乎村找了一间放假的小学，改为临时收购站和贮存库，按照国家标准分一级、二级、三级收购牛绒，然后送到厂里加工。纺出的纱和线，被送到上海的崇明，由当地的35名手工编织师傅编成漂亮的围巾、披肩、童鞋、手套。
Marie把成品带回去给青海的牧民看时，他们都不相信，这么精致的围巾、披肩，是用身边那粗糙的牛毛做出的。牧民们说，会把卖牛绒的钱，用来修葺羊栏和牛栏，“现在家里没电，有钱的话希望能拉电，买电视和电冰箱。”
“一些贫穷或发展的问题，都是由于当地跟外界没有接触，没有市场渠道和足够的资讯。从商和扶贫看起来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可以相辅相成。”Marie说。
“社会企业”将来或有大发展
现在，两个女孩在上海的泰康路开了一家牛绒纺织品的专卖店，名字叫Shokay，就是藏文牦牛的音译。Carol目前的生活，差不多就是一个以上海为中心，连接着西部、香港和海外的牦牛网络。
店里的产品标价都不低，一双小小的编织童鞋，要人民币200多元，而进进出出的客人大多是外国人。她们最终的理想，是希望能打造出中国的牦牛系列奢侈品牌，那种“带有摩登味的经典，永不过时的优雅”。
之所以选择上海作为运营的中心，是因为靠近纺织品的加工地崇明，更因为这是一个渐渐成长的国际化大都市，成长速度快，充满活力，多国人混居。
“上海正处在一个转折点，大楼造得很快，但软件方面还没有完全跟上，因此有很多潜力。”Carol说。
对于她和Marie来说，更重要的认识是，中国也处在一个转折点。“四川一震，震出了中国年轻一代对于社会公益的热情，现在还陌生的‘社会企业’将来在中国也许会有很大的发展，就像几年前没人知道绿色产业一样。希望我们的努力可以带动中国社会公益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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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夏天，哈佛大学MPA班的同班同学美籍台湾女孩乔琬珊（Carol）和香港女孩苏芷君（Marie）在多次长聊之后产生了一个志同道合的梦想：在毕业后，去中国大陆的欠发达地区做一家“社会企业”。
Marie解释说，所谓“社会企业”，就是针对社会问题，尝试用企业形式解决，企业自负盈亏，可以图利，但不是图最大的利润。
“社会企业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为它要达到所有正常企业的目标，同时还要对社会有贡献。但这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Carol说。
为了这个梦想，Carol和Marie做了一场“社会企业”的实验。而她们梦想的载体，就是牦牛。
把香格里拉的牦牛奶酪国际化
这一年夏天，Carol和Marie去中国西南旅行，寻找创业的机会。在云南香格里拉的浪都村，她们发现了一家生产牦牛奶酪的厂。这家工厂原来由一个香港人运营，但一年只开工3个月，而且加工过程不够卫生，另外牦牛奶酪由于口味较重，市场上较少有人问津，工人因此收入也很低。
两人做了调查后发现，浪都村位于香格里拉的偏远山区，是迪庆州50多个特困村之一，八成收入靠牦牛产品。而牦牛奶渣市场面很窄，只能在中甸本地销售，不能走出去。村民把鲜榨的牦牛奶倒进没有冷藏设备的桶，步行7小时到集市，往往牛奶还没卖完就已经变坏，一天收入还不到10元。
于是她们琢磨：能不能结合西式做法，做成市场上可以接受的牦牛奶酪？海外市场对天然、有机、健康食品的需求越来越大，全球1300多万只牦牛，超过九成在青藏高原，牦牛在高原的天然环境下生长，用它们的奶做出的奶酪如果口味被接受，肯定有吸引力。
回到美国之后，她们就开始搜寻关于“牦牛”的讯息和知识，甚至专程找到了纽约一位教授请教，也参观过美国和法国的奶酪制作过程，写出了关于牦牛的创业计划。这个计划为她们赢得了2006年哈佛大学的商业计划奖，5万美元的奖金，成为两人牦牛实验的起点。
奶酪怎么让市场接受？最关键有两点：第一，要达到国际通用的卫生标准；第二，口味要好。
Carol从国外请来了专家为村民讲解制作奶酪的技术和要求，确保生产过程合乎国际卫生标准。在她们的培训下，村民开始学会：收奶前要烧开水把容器消毒，毛巾要洗干净，然后用开水烫。
口味的调整，则经历了更长的过程。因为海拔不同，奶质不同，国外的奶酪制作技术不可能拿来就用。她们跟工厂的藏族合伙人桑吉卓玛一起，一边慢慢调整，一边组织香格里拉的外国人和游客试吃，渐渐调配出市场接受的口味。
现在，奶酪厂的制成品已经远销到省内的旅游区，在上海、北京、香港的高级饭店也能见到。由于牦牛奶酪的市场价值较高，她们可以用高于市价一倍的价钱向牧民收购牦牛奶，一部分牧民的生活由此得到改善。
现在全村108户居民中，只有少数接受了技术训练、达到卫生标准的牧民，才可以把牛奶卖到这里。因此Carol认为，她们才刚刚开始。“我们希望能做一个示范，引出更多的奶酪厂，希望更多村民参与进来，让孩子可以读书。”
青海的牛绒生意
香格里拉的生意稳定下来之后，她们又开拓了下一个牦牛版图：青海。
青海湖附近的黑马河有四个村，最穷的那个叫正却乎村。300多户村民主要靠养牧牦牛为生，年均收入约为每户2000元人民币，生活困难，不少人家里甚至没钱通电。当地人主要的收入来自于卖牦牛绒，但后者市场价格不高，收购价每公斤只有一两元，车费却要10块钱一程，根本赚不到钱。
两个人考虑，也许可以在这里收购牦牛绒，再运到外地加工成高附加值的纺织品销售，帮助牧民改善生活。她们更加长远的计划是，“希望带动牦牛绒产业，就像现在的羊绒产业一样。”
两个女孩又开始寻找厂房进行清洗和纺纱。这个很困难，因为一来很少人从事牦牛绒加工，二来很少人有兴趣投资。她们花了很长时间，从北到南，从内蒙到苏州，看过多家工厂。因为看起来太年轻，很多厂家以为她们只是闹着玩，“说服别人很困难”。
最后确定下来的工厂，先是在内蒙，后来在香港。
筹划停当之后，她们在正却乎村找了一间放假的小学，改为临时收购站和贮存库，按照国家标准分一级、二级、三级收购牛绒，然后送到厂里加工。纺出的纱和线，被送到上海的崇明，由当地的35名手工编织师傅编成漂亮的围巾、披肩、童鞋、手套。
Marie把成品带回去给青海的牧民看时，他们都不相信，这么精致的围巾、披肩，是用身边那粗糙的牛毛做出的。牧民们说，会把卖牛绒的钱，用来修葺羊栏和牛栏，“现在家里没电，有钱的话希望能拉电，买电视和电冰箱。”
“一些贫穷或发展的问题，都是由于当地跟外界没有接触，没有市场渠道和足够的资讯。从商和扶贫看起来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可以相辅相成。”Marie说。
“社会企业”将来或有大发展
现在，两个女孩在上海的泰康路开了一家牛绒纺织品的专卖店，名字叫Shokay，就是藏文牦牛的音译。Carol目前的生活，差不多就是一个以上海为中心，连接着西部、香港和海外的牦牛网络。
店里的产品标价都不低，一双小小的编织童鞋，要人民币200多元，而进进出出的客人大多是外国人。她们最终的理想，是希望能打造出中国的牦牛系列奢侈品牌，那种“带有摩登味的经典，永不过时的优雅”。
之所以选择上海作为运营的中心，是因为靠近纺织品的加工地崇明，更因为这是一个渐渐成长的国际化大都市，成长速度快，充满活力，多国人混居。
“上海正处在一个转折点，大楼造得很快，但软件方面还没有完全跟上，因此有很多潜力。”Carol说。
对于她和Marie来说，更重要的认识是，中国也处在一个转折点。“四川一震，震出了中国年轻一代对于社会公益的热情，现在还陌生的‘社会企业’将来在中国也许会有很大的发展，就像几年前没人知道绿色产业一样。希望我们的努力可以带动中国社会公益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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