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黄河古渡的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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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06-11 15:45
对于当年夜渡的勇敢,他只是笑笑:“都是分内的事,那时候想法也简单,上面交给的任务能不做?”
那一夜,古老的茅津渡口延伸着千百年来的宁静。微微星光底下,黄河浪涛翻滚,白天往返于两岸的渡船已停靠岸边,柔和地随波浪上下浮沉。舱内无灯,自古黄河不夜渡,艄公们早已入睡。
气喘吁吁的王文明打破了这晚的安宁。他从县城步行赶来,急匆匆敲开艄公的屋门:请摆我们渡河!
那是1960年的2月2日,王文明是山西省平陆县人民医院的司药员。晚上他值班时接到电话,有61名修路民工食物中毒,急需特效药“二巯基丙醇”。这种药大医院才有,卫生局领导派他连夜去河对岸的三门峡黄河医院碰碰运气。
听说事情紧急,艄公立即驾船。那夜的风不大,但木船也比白天颠簸。河水奔腾的气息扑面而来,有黄河特有的腥味。王文明和同行的药材公司职工张寅虎坐在船板上,听着艄公一下一下摇橹,心一直吊着。船上没有挂灯,怕灯光晃着眼睛,反倒看不清河路。
说不清这次摆渡时间有多长,王文明只记得,到了对岸,天已快明了。
“鹤顶红”
“以前经常在这儿坐船,晚上走那是第一次,怕是怕些,但那时候年轻,也没想那么多。”王文明向《望东方周刊》回忆说。
最终他没有在对岸得到药品,黄河医院的药恰好用完。但他找到了药盒子,联系了北京的制药单位。北京方面决定用直升机空投药品。61名民工最终脱险,事迹遍传全国,新闻报道《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还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李年娃是“61个阶级弟兄”中的少数健在者之一,当时任张店公路营三连一排排长。他已记不清自己今年究竟是八十几岁,但对中毒事件的每个细节却记忆犹新。
1957年,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为方便两岸移民,1959年10月,西起芮城风陵渡,东至平陆县南沟的风南公路开建。这61人就是修筑风南公路张沟段的农民。他们1960年春节过后抓紧赶工,2月2日是初六,开工刚两天。
“下午放工,民工们先回,各排排长要量方,回来得晚。我回来刚吃了没几口,就看碗里有杏核大一块东西,红色的,不知道是啥。”李年娃回忆。
有人砸开石头舔了舔,是红信!红信是含三氧化二砷的一种天然矿物,有毒,加工以后就是砒霜。
“我吃了半碗饭,肚里面就烧开了。人家给我扶到住的地方,我一看,几十人都倒在地上哇哇大吐。我难受得厉害,拿手一直抓,心口都抓破了。后来不行了,脑袋瓜也不管用。”李年娃当晚昏迷,2月4日苏醒,得知前一天晚上已经注射了北京空投来的药品。
下毒者张德才,当天就被抓获。“吃饭的时候别人都在院里,他端着碗往后边走,喝了一口饭还扭脸吐了。”李年娃与他差不多时间打饭,印象很深。“公安局的人找他谈话,一支支给他抽烟,抽到夜里12点,脑子晕掉了,就招了。”
张德才的档案里记载着:“解放前曾供职于日伪保安队、阎锡山爱乡团、反共复仇队和保警队情报组,并积极参与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
“其实他就是腊月里睡觉误了一次工,辩论的时候又有人说他一个人拿两个人的馍。他原来是排长,给撸了,与干部结下矛盾。”李年娃回忆说,当时幸亏北京送来的药,61人全活了下来,而张德才与提供毒药的农民回申娃一同被判死刑。
救人的事迹传到全国,李年娃他们成了各地前来慰问、采访的对象,有时一天几度出镜。王文明也是在参与拍纪录片时,才见到已恢复健康的“阶级弟兄”。
他重演自己渡河求医的经历,在摄影机面前从县城匆匆走向茅津渡。“晚上走船危险,在船上的镜头就没拍。”
中毒症状缓解后,农民们抓紧回工地工作。61个人绝大多数一辈子都没离开农村,全国关注的热度退去后,他们依旧守着黄河边的耕地。
49年过去,李年娃已淡忘镜头前的风光,只有隐约的胃疼延续当年的记忆。他说这是中毒后遗症,从没好过,同伴们也是一样。
今年78岁的王文明,后来从平陆县医院下调到当地常乐镇医院。对于当年夜渡的勇敢,他只是笑笑:“都是分内的事,那时候想法也简单,上面交给的任务能不做?”
铁打的码头流水的人
“茅津是‘铁码头’,船可以直接靠岸,跳板都不用搭。”王文明回忆。
茅津渡位于山西省西南的平陆县,与河南省三门峡会兴渡遥遥相对。渡口地势平缓,便于船只停泊、装载货物。从古至今船只密集,人烟繁盛,春秋时期就有文献记载。
“旧社会,这里比平陆还热闹,光商人就有240户,钱庄、布庄、卖小吃的、卖烟叶的。那时货郎没有车,都担着挑子坐船往河南卖。”茅津村老住户、今年78岁的王定华回忆。
那时从运城过来的路都是土路。人走、马踩、车拉,有时候还铲粪,年头长了,走出一条槽来,比路面低两三米。
《平陆县交通志》记载,1936年,有400多口住户的茅津渡是黄河流域有名的水旱码头。专营潞盐的盐窑计有9家,经营百货的京货铺8家,另有杂货铺、药铺、饭店等。1940年,日军侵占平陆后,烧毁木船和渡口百余间房屋,茅津渡沦为废墟,解放后才得以恢复。
与王文明同岁的牛先有是黄河老船工,一辈子在水上。解放前,他在茅津渡上游不远的太阳渡摆船。战事紧张时,山西是八路军,对岸的河南是中央军,船没法开。1957年,晋南航运办事处成立,筹建茅津渡航运站,招有经验的船工,他便来了茅津。
解放后,来往的货郎少了,渡口也渐行萧条。“生意不好,船都是木船,没法过汽车。过的人也少,没活儿干,就叫船工都去修路。”牛先有说。他印象中那时一天跑三四趟,过一次船票三角钱,“本地人过全不掏钱,主要还是靠运公粮、运白灰赚钱。”
当时航运站有十条木船,从茅津渡去对岸的会兴渡,顺水,十几分钟就到。返回时,有风就扯帆,没风靠纤夫将船拉到上游,再顺水而下到达茅津,有时要一个钟头。
“茅津渡口好,河道不来回变化,一般不出大问题。晚上也没那么危险,反正你看河道,看天上星星,别让船来回摆就行。”牛先有说。
他的父亲以前在陕西潼关驾船,大儿子如今在小浪底开货船,一家三代吃黄河水,开船经验丰富,光他本人在黄河救的人就不知道有多少个。“有的掉进河里,有的想不开跳河,有的到了船上再往下跳,不管哪种,救上来的都感激我。”
大坝和大桥
1957年,三门峡大坝开工,位于大坝上游的渡口有所得利。“修大坝要用船运材料,要搬迁的我们帮他运家具。”牛先有说,“以前要看水深,看水往哪边流,大坝修好以后,水清,风浪也小,不用操心河深浅了。”
70年代,茅津渡先后建造了两只木质平板船和一只拖船,开办轮渡汽车业务,当地人称“自动波”。“一开始全县的汽车也没几辆,后来慢慢多了,渡船生意也好了。”牛先有笑着说。
1980年,省交通厅投资70万,航运站自筹资金10万元,请湖北船舶修造厂建造了一次能过渡12辆载重汽车和300名旅客的大型钢制渡轮,定名为“晋航一号”。这解决了黄河南岸数省进出山西绕道三门峡大坝的问题,缩短路程70公里。同年,茅津渡航运站更名为平陆县航运公司。
“1985年又造了‘晋航二号’,是当时黄河中上游最先进的。那时候公司效益在当地国营单位里最好。”平陆县交通局办公室主任仵亚平说,80年代上缴利润,每年能到两三百万,“最高峰在90年代初,一年缴了470万。”
1993年底,三门峡黄河大桥建成通车,终结了黄河两岸两千多年靠船过渡的历史,也直接使茅津渡退出一线。茅津渡被列为战备渡口,每年由省交通公司补助20万元。
“现在航运公司名存实亡,两条船都闲在那儿。”仵亚平说。当时公司也曾想扩大再发展,筹建洗煤厂、饮料厂,但“70年代以前的船工基本都是文盲,以后的也顶多中专毕业,做不起来。”如今,航运公司除安排部分职工到大桥管理处工作外,其他人仍无业可就。
牛先有在“晋航一号”下水一年后就退休了,在陕西潼关到山西风陵渡一段跑了十几年单帮。也是在90年代,潼关大桥建成,牛先有终究还是失去了水上生意,回到茅津村养老。
2009年4月,黄河茅津渡口安宁寂寞。直通河岸的水泥坡道,并无过渡车辆光临。赋闲的“晋航二号”钢轮,脱漆的船帮闪着冷光,不知何时迎来下一个过渡的人,或一次不寻常的事件。
……
那一夜,古老的茅津渡口延伸着千百年来的宁静。微微星光底下,黄河浪涛翻滚,白天往返于两岸的渡船已停靠岸边,柔和地随波浪上下浮沉。舱内无灯,自古黄河不夜渡,艄公们早已入睡。
气喘吁吁的王文明打破了这晚的安宁。他从县城步行赶来,急匆匆敲开艄公的屋门:请摆我们渡河!
那是1960年的2月2日,王文明是山西省平陆县人民医院的司药员。晚上他值班时接到电话,有61名修路民工食物中毒,急需特效药“二巯基丙醇”。这种药大医院才有,卫生局领导派他连夜去河对岸的三门峡黄河医院碰碰运气。
听说事情紧急,艄公立即驾船。那夜的风不大,但木船也比白天颠簸。河水奔腾的气息扑面而来,有黄河特有的腥味。王文明和同行的药材公司职工张寅虎坐在船板上,听着艄公一下一下摇橹,心一直吊着。船上没有挂灯,怕灯光晃着眼睛,反倒看不清河路。
说不清这次摆渡时间有多长,王文明只记得,到了对岸,天已快明了。
“鹤顶红”
“以前经常在这儿坐船,晚上走那是第一次,怕是怕些,但那时候年轻,也没想那么多。”王文明向《望东方周刊》回忆说。
最终他没有在对岸得到药品,黄河医院的药恰好用完。但他找到了药盒子,联系了北京的制药单位。北京方面决定用直升机空投药品。61名民工最终脱险,事迹遍传全国,新闻报道《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还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李年娃是“61个阶级弟兄”中的少数健在者之一,当时任张店公路营三连一排排长。他已记不清自己今年究竟是八十几岁,但对中毒事件的每个细节却记忆犹新。
1957年,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为方便两岸移民,1959年10月,西起芮城风陵渡,东至平陆县南沟的风南公路开建。这61人就是修筑风南公路张沟段的农民。他们1960年春节过后抓紧赶工,2月2日是初六,开工刚两天。
“下午放工,民工们先回,各排排长要量方,回来得晚。我回来刚吃了没几口,就看碗里有杏核大一块东西,红色的,不知道是啥。”李年娃回忆。
有人砸开石头舔了舔,是红信!红信是含三氧化二砷的一种天然矿物,有毒,加工以后就是砒霜。
“我吃了半碗饭,肚里面就烧开了。人家给我扶到住的地方,我一看,几十人都倒在地上哇哇大吐。我难受得厉害,拿手一直抓,心口都抓破了。后来不行了,脑袋瓜也不管用。”李年娃当晚昏迷,2月4日苏醒,得知前一天晚上已经注射了北京空投来的药品。
下毒者张德才,当天就被抓获。“吃饭的时候别人都在院里,他端着碗往后边走,喝了一口饭还扭脸吐了。”李年娃与他差不多时间打饭,印象很深。“公安局的人找他谈话,一支支给他抽烟,抽到夜里12点,脑子晕掉了,就招了。”
张德才的档案里记载着:“解放前曾供职于日伪保安队、阎锡山爱乡团、反共复仇队和保警队情报组,并积极参与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
“其实他就是腊月里睡觉误了一次工,辩论的时候又有人说他一个人拿两个人的馍。他原来是排长,给撸了,与干部结下矛盾。”李年娃回忆说,当时幸亏北京送来的药,61人全活了下来,而张德才与提供毒药的农民回申娃一同被判死刑。
救人的事迹传到全国,李年娃他们成了各地前来慰问、采访的对象,有时一天几度出镜。王文明也是在参与拍纪录片时,才见到已恢复健康的“阶级弟兄”。
他重演自己渡河求医的经历,在摄影机面前从县城匆匆走向茅津渡。“晚上走船危险,在船上的镜头就没拍。”
中毒症状缓解后,农民们抓紧回工地工作。61个人绝大多数一辈子都没离开农村,全国关注的热度退去后,他们依旧守着黄河边的耕地。
49年过去,李年娃已淡忘镜头前的风光,只有隐约的胃疼延续当年的记忆。他说这是中毒后遗症,从没好过,同伴们也是一样。
今年78岁的王文明,后来从平陆县医院下调到当地常乐镇医院。对于当年夜渡的勇敢,他只是笑笑:“都是分内的事,那时候想法也简单,上面交给的任务能不做?”
铁打的码头流水的人
“茅津是‘铁码头’,船可以直接靠岸,跳板都不用搭。”王文明回忆。
茅津渡位于山西省西南的平陆县,与河南省三门峡会兴渡遥遥相对。渡口地势平缓,便于船只停泊、装载货物。从古至今船只密集,人烟繁盛,春秋时期就有文献记载。
“旧社会,这里比平陆还热闹,光商人就有240户,钱庄、布庄、卖小吃的、卖烟叶的。那时货郎没有车,都担着挑子坐船往河南卖。”茅津村老住户、今年78岁的王定华回忆。
那时从运城过来的路都是土路。人走、马踩、车拉,有时候还铲粪,年头长了,走出一条槽来,比路面低两三米。
《平陆县交通志》记载,1936年,有400多口住户的茅津渡是黄河流域有名的水旱码头。专营潞盐的盐窑计有9家,经营百货的京货铺8家,另有杂货铺、药铺、饭店等。1940年,日军侵占平陆后,烧毁木船和渡口百余间房屋,茅津渡沦为废墟,解放后才得以恢复。
与王文明同岁的牛先有是黄河老船工,一辈子在水上。解放前,他在茅津渡上游不远的太阳渡摆船。战事紧张时,山西是八路军,对岸的河南是中央军,船没法开。1957年,晋南航运办事处成立,筹建茅津渡航运站,招有经验的船工,他便来了茅津。
解放后,来往的货郎少了,渡口也渐行萧条。“生意不好,船都是木船,没法过汽车。过的人也少,没活儿干,就叫船工都去修路。”牛先有说。他印象中那时一天跑三四趟,过一次船票三角钱,“本地人过全不掏钱,主要还是靠运公粮、运白灰赚钱。”
当时航运站有十条木船,从茅津渡去对岸的会兴渡,顺水,十几分钟就到。返回时,有风就扯帆,没风靠纤夫将船拉到上游,再顺水而下到达茅津,有时要一个钟头。
“茅津渡口好,河道不来回变化,一般不出大问题。晚上也没那么危险,反正你看河道,看天上星星,别让船来回摆就行。”牛先有说。
他的父亲以前在陕西潼关驾船,大儿子如今在小浪底开货船,一家三代吃黄河水,开船经验丰富,光他本人在黄河救的人就不知道有多少个。“有的掉进河里,有的想不开跳河,有的到了船上再往下跳,不管哪种,救上来的都感激我。”
大坝和大桥
1957年,三门峡大坝开工,位于大坝上游的渡口有所得利。“修大坝要用船运材料,要搬迁的我们帮他运家具。”牛先有说,“以前要看水深,看水往哪边流,大坝修好以后,水清,风浪也小,不用操心河深浅了。”
70年代,茅津渡先后建造了两只木质平板船和一只拖船,开办轮渡汽车业务,当地人称“自动波”。“一开始全县的汽车也没几辆,后来慢慢多了,渡船生意也好了。”牛先有笑着说。
1980年,省交通厅投资70万,航运站自筹资金10万元,请湖北船舶修造厂建造了一次能过渡12辆载重汽车和300名旅客的大型钢制渡轮,定名为“晋航一号”。这解决了黄河南岸数省进出山西绕道三门峡大坝的问题,缩短路程70公里。同年,茅津渡航运站更名为平陆县航运公司。
“1985年又造了‘晋航二号’,是当时黄河中上游最先进的。那时候公司效益在当地国营单位里最好。”平陆县交通局办公室主任仵亚平说,80年代上缴利润,每年能到两三百万,“最高峰在90年代初,一年缴了470万。”
1993年底,三门峡黄河大桥建成通车,终结了黄河两岸两千多年靠船过渡的历史,也直接使茅津渡退出一线。茅津渡被列为战备渡口,每年由省交通公司补助20万元。
“现在航运公司名存实亡,两条船都闲在那儿。”仵亚平说。当时公司也曾想扩大再发展,筹建洗煤厂、饮料厂,但“70年代以前的船工基本都是文盲,以后的也顶多中专毕业,做不起来。”如今,航运公司除安排部分职工到大桥管理处工作外,其他人仍无业可就。
牛先有在“晋航一号”下水一年后就退休了,在陕西潼关到山西风陵渡一段跑了十几年单帮。也是在90年代,潼关大桥建成,牛先有终究还是失去了水上生意,回到茅津村养老。
2009年4月,黄河茅津渡口安宁寂寞。直通河岸的水泥坡道,并无过渡车辆光临。赋闲的“晋航二号”钢轮,脱漆的船帮闪着冷光,不知何时迎来下一个过渡的人,或一次不寻常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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