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瞬间失踪的孩子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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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06-11 16:08
“买辆来历不明的摩托车都要受警方警告，或是被拘留，买个来历不明的孩子就愣是没人管”
满脸倦容的陈凤雕在宾馆角落里的慈善募捐箱旁站住了脚，从裤兜里摸索出两张一元纸币，塞了进去，“为孩子积点儿德吧。”她幽幽地叹了口气。
儿子丢失的8个月里，陈凤雕执拗地重复着这一颇有些私心的善举，然后等待奇迹出现。
一旁的邓惠东显然没有替儿子积德的打算。这个隐忍的广东女人更愿意靠自己的力量找孩子。说起儿子叶锐聪，泪水又会不自觉地溢出，目光却坚定依旧??
失子之痛
2007年11月12日下午5点左右，家住东莞的邓惠东打算给儿子冲凉。刚放出来的水有些烫，她想等水晾凉些。
“妈妈，我能抱聪仔仔出去玩吗？”8岁的女儿忽闪着大眼睛恳求。邓惠东同意了，并推出家里的脚踏车让女儿骑着。邓告诉本刊记者，一个8岁的孩子要抱起一个20斤的孩子，是很吃力的。
邓倚着门框，眼看着两个孩子出了家门。
门外，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不远处。两个孩子刚迈出家门，面包车就开始缓缓向后倒。女孩怕弟弟被车撞到，弯身抱起了9个月的叶锐聪。邓惠东依旧倚在门口看着两个孩子，她判断车不可能撞到孩子。
面包车继续倒着，靠近两个孩子身边时，车门蓦地打开，女孩手中的男婴被一把抢过去??短短几秒钟，所有事情足以改变。
受了惊吓的女儿嚎啕大哭，邓惠东下意识地大叫着追了上去。停在路边的一辆教练车听闻呼声，赶紧帮忙去追，却跑错了方向。邓惠东疯了似的跳上一辆摩托车，仅有的理智告诉她，要报警。她拨了110。
此时，白色面包车还在她的视线范围内。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找儿子成了邓惠东全家的唯一信念。这个弱小的女人变得坚强起来，她走遍了潮汕地区的各个角落，不断地印发寻人启事，间或和其他家长上访，以引起高层重视。在一些家长和志愿者口中，这是一个勇敢的女人。
儿子没找回来，再多的赞誉也是徒劳。邓惠东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叶锐聪被抢失踪后，他们夫妻俩和孩子的爷爷奶奶几乎没说过一句话，像是陌生人一样，“面对他们，我们觉得内疚，没看好孩子。”同样自责的还有邓惠东的小女儿，“她以前每天晚上都和我一起睡的，自从弟弟失踪后，她没跟我睡过一个晚上，怕我怪她。每次看到我拿着包出门，她就会哭着跟我说，‘妈妈，你又要去找聪仔仔呀？你不要去了，聪仔仔长大后自己会回来的。’ ”
叶锐聪丢了将近一年时，惠州人陈凤雕4岁半的儿子黎俊宏丢了。叶黎两家，仅隔一条东江。
2008年10月9日晚上，黎俊宏因为睡不着觉，说要出去骑自行车玩会儿。到了10点半，陈凤雕出门喊儿子回家，“我再骑一圈。”这是黎俊宏留给妈妈的最后一句话。这一圈出去，他就没有再回来。
当晚，陈凤雕报了警。2009年4月23日，警方第一次到陈凤雕家走访。
孩子丢失后，陈凤雕在很长一段时间不敢洗他床上的东西，总想把这股气息留得更久些。“我现在的心一半跟着儿子不知道跑到哪去了，另一半已经死了。”她的目光依然游离着。8个月中，她内分泌严重失调，体重一下长了10斤，月经只来了两三次，“有一天晚上我睡不着，就一个人往东江边上走，一心想着死。马上到东江的时候，被老公硬拽了回来，回到家他把我打了一通，说让我清醒些。那天晚上我们商量好了，都不死了，一起等儿子回来。”
和邓惠东一样，陈凤雕也有一个懂事的女儿。“弟弟出事后，她从来不敢跟我提弟弟，怕我难过。有一天我翻她书包时发现，里面放着很多弟弟的照片，我当时哭得要命。”
2009年3月20日，是黎俊宏5岁生日。公益寻子网站“宝贝回家”为黎俊宏举办了网上生日会。那一天，陈凤雕再一次哭得昏死过去。
“我也是有孩子的人，家长们的心情我很理解。”潮汕地区某派出所负责人对《望东方周刊》说，“但贩卖儿童的案子，破起来并不那么容易。我们需要时间，也需要家长们的理解。”
“几乎每个家长都给警察下跪过”
孩子丢掉的第四天，邓惠东在派出所跪下了。
那一天，邓惠东跑到当地电视台，想播寻人启事。寻人启事的价格是200元一次，邓惠东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她打算每晚播4次，想着没准能有人发现什么线索。电视台很痛快地答应了，但前提是要求有公安的证明。
“我去派出所开证明，不给开。我跪到地上求他，还是不肯。”邓惠东说，“他说这是刑事重大案件，如果播出来的话影响很大。我求了他半天，最后还是没同意。”
“几乎每个家长都给警察下跪过。我们让他们帮我们找孩子，他们说没线索。我们有了线索提供给他们，他们又不肯去。”陈凤雕说，“他们出动一次，能顶上我们在外面跑半年。”
对于这些家长的说法，5月14日，东莞某派出所民警在走访失踪儿童家长时对《望东方周刊》表示，他并不否认，“有些线索，（警察）想跟的就去跟，不想跟的就不管。这些情况在以前确实存在。”
第五次全国“打拐”展开
寻人启事、条幅、易拉宝几乎成了每个失踪儿童家中的必备物品。寻人启事是用来满大街张贴的，后两种物件则是用来上访的。
“我们是想依靠政府，让他们帮我们找孩子。”陈凤雕说，“但如果基层政府不帮我们，我们就只好让更高层的领导关注我们的事情。”
终于，第五次全国打击拐卖儿童妇女犯罪专项行动展开。4月9日，公安部副部长、全国打拐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组长张新枫在公安部会议上表示：“拐卖儿童、妇女的犯罪活动近期在不少地方又重新抬头、发展蔓延。”
东莞市公安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东莞共立拐骗、拐卖儿童案件243件，侦破122件，抓获犯罪嫌疑人318人，解救儿童138名，发案呈下降趋势。
“东莞是失踪儿童的重灾区，光我手上有名字和联系方式的就有一两百人。”邓惠东向本刊记者透露。
东莞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宣传科有关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2009年4月以来，东莞又破获了4起拐卖儿童案，其中一起是积案。5月5日，东莞市公安局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数家媒体对此做了详尽报道。
不少家长反映，打拐专项行动开始后，他们确实看到了警方的努力。
5月15日下午，派出所的一名民警对失踪儿童黄媛的父母进行走访。“我上午去找了东城公安分局的一个副局长，下午就派人来了。2009年4月27日那天，东城公安分局的正副局长都到我家里去了，还带着两部摄像机，说我如果有什么要求可以提。”黄媛的母亲对此表示满意，但她仍然有些抱怨，“我的孩子是2006年7月18日丢的，一直到2009年1月3日才立案。”
“过去我们是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但现在，我们希望能有一个新的起点，之前的事情也希望你们不要计较。”办案的公安人员一面安抚黄媛的父母，一面解释，“我们也有我们的苦衷，比如人手确实不够。”
潮汕地区某派出所的一名公安人员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也表示，破案不像家长想象的那么简单，有时还需要一些运气，“比如最初的判断、兄弟单位的配合等等，而且在破案中，查到哪一步有时是不能和家长讲的，所以家长有时会觉得我们没有办事。”谈至办案经费，这名公安人员更是苦笑着说，“经费的事就不要提了吧。我经常跟下面的一些公安人员说，只要有几分正义感，就不要想钱的问题。我前几年破一个拐卖儿童案子的时候，自己还往里贴了几百块钱。”
寻子必到之地：潮汕
郑楚泽的小名叫“大弟”，父亲郑进伟指望着这个孩子能再招来一个男孩，到时小名可以唤作“小弟”。
但自从大弟于2005年1月21日丢失后，郑进伟就断了再要孩子的念头。他告诉本刊记者，他所在的汕头市潮南区井都镇，有买孩子的人，但丢孩子的只有他自己。
郑楚泽丢的时候已经7岁了。他因为提前放学，进不去家门，就在镇上玩耍，之后再没回来。
井都镇有一条东西走向的主路，村子就从这条路的两旁延伸进去。村里有几个祠堂，很是精美。郑进伟透露说，修一个祠堂大概就得花70万元。每逢初一、十五和一些节日，村子里的人就会聚在一起祭拜。
多子即多福，这是整个潮汕地区普遍存在的观念。“如果谁家生了男孩，肯定会大摆酒席庆祝，听说这一消息的人都会上门道喜。要是生了女孩，就冷冷清清地不去张扬，亲戚朋友顶多会安慰说，也好，也好。”潮州市妇联权益部部长丁文君告诉《望东方周刊》，在潮汕一带，女性的地位普遍比较低，婚后一般都在家里做些家务活，挣钱养家都要靠男人。
“我们村就有人买孩子，当然，他们都会说是抱养的。”郑进伟向本刊透露，在潮汕一带，即便再富有的人家，如果没有男孩，还是会被人瞧不起。男孩越多的家庭，势力越大，“选村官的时候，哪个宗族的人越多，就越容易当官。当然，这里的‘人’指的是男人。”
据了解，在一些村子，有的人家连续生了5个女孩，但依然不罢休，直到生出男孩。一份公开的资料说，2007年4月24日，广东省计生委主任张枫在专题报告会上公布，粤东和潮汕地区生育最多，在人口密度方面，全国平均值是130人/平方公里，而粤东、潮汕地区为2000人/平方公里。
一些生不出男孩的家庭，则会想要买一个。也因此，潮汕一带成了人贩子的天堂，也成了丢失孩子的家长们必到之地。
专门发布寻子信息的公益网站“宝贝回家”在揭阳的志愿者“年华”称，在潮汕的一些地区，买孩子已经成了村里的风气，“一般来说，男孩两三万块钱，女孩几千元，价钱不等，越小的孩子越值钱。他们上户口也简单，几千块钱买一个，出生证明500块一个。所以真查起来也不好查，因为所有的证明都齐全，孩子太小，也不记事。”
另一种方式属于“贩卖”，即父母自愿将孩子卖给别家抚养。据在潮州市妇联工作过的一位人士透露，在潮汕地区，一些外地打工者会主动将孩子卖给当地人，打工一年到头只能挣上几千元，卖一个孩子就是上万元。
在郑楚泽丢失前，郑进伟也一度认为，“买孩子没什么大不了的，很平常。”但儿子被拐后，他有了新的认识---“买辆来历不明的摩托车都要受警方警告，或是被拘留，买个来历不明的孩子就愣是没人管。”
网名“小鸟”的志愿者认为，导致这种“地下交易”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走民政部门的正规领养程序太过繁琐，花费也很高，所以一些人更愿意图省事，直接进行交易。在百度贴吧以及一些领养QQ群中，常能看到有人发布的领养需求信息，“人贩子也很聪明，他们会根据这些信息四处找符合条件的孩子，进行拐卖。当然，他们不会告诉买家孩子是拐的，而通常会说是自家或亲戚家太穷，养不起。”
“宝贝回家”网站志愿者、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志伟向《望东方周刊》表示，现行法律不太利于控制买方市场。《刑法》中，有“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规定，但同时也设置了“对被卖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买方市场不控制，就不能从源头上彻底堵住，一定要对买主进行惩罚，摧毁买方市场。”
呼吁建立国家统一的失踪人口信息平台
“宝贝回家”网站志愿者“仔仔”是一个腼腆的小伙子，长相老实，说话也颇容易让对方信任。从2007年至今，“仔仔”已经成功解救过37个孩子。他不断变换着身份和人贩子打交道，一会儿是买家，一会儿是贩人的“马仔”。
“我长期潜伏在这些人中间，和他们打心理战。他们想说什么话，我提前就会说出来。比如我会主动问他们，‘你不会是警察吧’，这样，他们愈发信任我。”“仔仔”向本刊记者透露，他也在全国各地发展了不少下线，志愿者们会不断把信息反馈给他，“我掌握了所有证据之后，就会去找警方。他们一般都比较配合，我把前期工作都做好了，他们只要去抓个人就可以了。”
据了解，“宝贝回家”网站是一个由民间自发形成的公益组织，丢了孩子的家长们在上面发布孩子的照片和各种信息，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们则做着大量找孩子、打拐的工作，目前已有上万人注册。
救助流浪乞讨儿童，是志愿者们近期工作的重点。孩子被卖作了乞儿，亦是寻子家长们最担心的结果。
“你看这些。”志愿者“忠言”指着电脑上的一张张照片，“这对双胞胎，我们的志愿者在一年前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在睡觉；一年后，同样是他们俩，还在睡觉。这怎么可能呢？显然是被人贩子下了药，每天吃这样的药，即便真救出来，孩子恐怕也毁了。还有这个断肢的孩子，据说是被人把四肢冻在冰里，然后齐根敲断的，多可怕。孩子越惨，人贩子挣得越多。我们了解到有的人贩子一个月就能挣两万元。”
“《刑法》修正案中，已经对组织强迫乞讨定罪量刑了，但在执法中落实情况不好。”张志伟慨叹。
志愿者们认为，应该让全社会有这样一种意识，看到流浪乞讨的儿童不要给钱，而是要马上去报警。这样能大大减少流浪乞讨儿童的数量。“但现在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公安这边分治安和刑侦两块，打拐属于刑侦，涉及乞讨儿童的又是治安，分工混淆，影响积极性。”志愿者“小鸟”这样说。
志愿者们的另一个建议是，建立一个国家统一的失踪人口信息平台，对社会公开，以便公安、民政和失踪儿童的家长及时沟通，这样既降低了寻人的成本，也降低了民政部门为供养这些孩子所花费的巨额支出。
深圳寻子家长彭高峰也是“宝贝回家”网站上的活跃分子。如今，他暂时搁置了失子的痛苦，2009年5月1日，他的第二个儿子诞生了。但由于长子乐乐没有找到，小家伙出生的喜酒都没有摆。“他叫彭文博，他的任务就是找他的哥哥彭文乐。”彭高峰对本刊记者说。照片上，刚刚出生十几天的小家伙还紧紧地闭着眼睛，他并不知道自己诞生之初，就被赋予了这一艰巨的使命。
……
满脸倦容的陈凤雕在宾馆角落里的慈善募捐箱旁站住了脚，从裤兜里摸索出两张一元纸币，塞了进去，“为孩子积点儿德吧。”她幽幽地叹了口气。
儿子丢失的8个月里，陈凤雕执拗地重复着这一颇有些私心的善举，然后等待奇迹出现。
一旁的邓惠东显然没有替儿子积德的打算。这个隐忍的广东女人更愿意靠自己的力量找孩子。说起儿子叶锐聪，泪水又会不自觉地溢出，目光却坚定依旧??
失子之痛
2007年11月12日下午5点左右，家住东莞的邓惠东打算给儿子冲凉。刚放出来的水有些烫，她想等水晾凉些。
“妈妈，我能抱聪仔仔出去玩吗？”8岁的女儿忽闪着大眼睛恳求。邓惠东同意了，并推出家里的脚踏车让女儿骑着。邓告诉本刊记者，一个8岁的孩子要抱起一个20斤的孩子，是很吃力的。
邓倚着门框，眼看着两个孩子出了家门。
门外，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不远处。两个孩子刚迈出家门，面包车就开始缓缓向后倒。女孩怕弟弟被车撞到，弯身抱起了9个月的叶锐聪。邓惠东依旧倚在门口看着两个孩子，她判断车不可能撞到孩子。
面包车继续倒着，靠近两个孩子身边时，车门蓦地打开，女孩手中的男婴被一把抢过去??短短几秒钟，所有事情足以改变。
受了惊吓的女儿嚎啕大哭，邓惠东下意识地大叫着追了上去。停在路边的一辆教练车听闻呼声，赶紧帮忙去追，却跑错了方向。邓惠东疯了似的跳上一辆摩托车，仅有的理智告诉她，要报警。她拨了110。
此时，白色面包车还在她的视线范围内。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找儿子成了邓惠东全家的唯一信念。这个弱小的女人变得坚强起来，她走遍了潮汕地区的各个角落，不断地印发寻人启事，间或和其他家长上访，以引起高层重视。在一些家长和志愿者口中，这是一个勇敢的女人。
儿子没找回来，再多的赞誉也是徒劳。邓惠东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叶锐聪被抢失踪后，他们夫妻俩和孩子的爷爷奶奶几乎没说过一句话，像是陌生人一样，“面对他们，我们觉得内疚，没看好孩子。”同样自责的还有邓惠东的小女儿，“她以前每天晚上都和我一起睡的，自从弟弟失踪后，她没跟我睡过一个晚上，怕我怪她。每次看到我拿着包出门，她就会哭着跟我说，‘妈妈，你又要去找聪仔仔呀？你不要去了，聪仔仔长大后自己会回来的。’ ”
叶锐聪丢了将近一年时，惠州人陈凤雕4岁半的儿子黎俊宏丢了。叶黎两家，仅隔一条东江。
2008年10月9日晚上，黎俊宏因为睡不着觉，说要出去骑自行车玩会儿。到了10点半，陈凤雕出门喊儿子回家，“我再骑一圈。”这是黎俊宏留给妈妈的最后一句话。这一圈出去，他就没有再回来。
当晚，陈凤雕报了警。2009年4月23日，警方第一次到陈凤雕家走访。
孩子丢失后，陈凤雕在很长一段时间不敢洗他床上的东西，总想把这股气息留得更久些。“我现在的心一半跟着儿子不知道跑到哪去了，另一半已经死了。”她的目光依然游离着。8个月中，她内分泌严重失调，体重一下长了10斤，月经只来了两三次，“有一天晚上我睡不着，就一个人往东江边上走，一心想着死。马上到东江的时候，被老公硬拽了回来，回到家他把我打了一通，说让我清醒些。那天晚上我们商量好了，都不死了，一起等儿子回来。”
和邓惠东一样，陈凤雕也有一个懂事的女儿。“弟弟出事后，她从来不敢跟我提弟弟，怕我难过。有一天我翻她书包时发现，里面放着很多弟弟的照片，我当时哭得要命。”
2009年3月20日，是黎俊宏5岁生日。公益寻子网站“宝贝回家”为黎俊宏举办了网上生日会。那一天，陈凤雕再一次哭得昏死过去。
“我也是有孩子的人，家长们的心情我很理解。”潮汕地区某派出所负责人对《望东方周刊》说，“但贩卖儿童的案子，破起来并不那么容易。我们需要时间，也需要家长们的理解。”
“几乎每个家长都给警察下跪过”
孩子丢掉的第四天，邓惠东在派出所跪下了。
那一天，邓惠东跑到当地电视台，想播寻人启事。寻人启事的价格是200元一次，邓惠东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她打算每晚播4次，想着没准能有人发现什么线索。电视台很痛快地答应了，但前提是要求有公安的证明。
“我去派出所开证明，不给开。我跪到地上求他，还是不肯。”邓惠东说，“他说这是刑事重大案件，如果播出来的话影响很大。我求了他半天，最后还是没同意。”
“几乎每个家长都给警察下跪过。我们让他们帮我们找孩子，他们说没线索。我们有了线索提供给他们，他们又不肯去。”陈凤雕说，“他们出动一次，能顶上我们在外面跑半年。”
对于这些家长的说法，5月14日，东莞某派出所民警在走访失踪儿童家长时对《望东方周刊》表示，他并不否认，“有些线索，（警察）想跟的就去跟，不想跟的就不管。这些情况在以前确实存在。”
第五次全国“打拐”展开
寻人启事、条幅、易拉宝几乎成了每个失踪儿童家中的必备物品。寻人启事是用来满大街张贴的，后两种物件则是用来上访的。
“我们是想依靠政府，让他们帮我们找孩子。”陈凤雕说，“但如果基层政府不帮我们，我们就只好让更高层的领导关注我们的事情。”
终于，第五次全国打击拐卖儿童妇女犯罪专项行动展开。4月9日，公安部副部长、全国打拐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组长张新枫在公安部会议上表示：“拐卖儿童、妇女的犯罪活动近期在不少地方又重新抬头、发展蔓延。”
东莞市公安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东莞共立拐骗、拐卖儿童案件243件，侦破122件，抓获犯罪嫌疑人318人，解救儿童138名，发案呈下降趋势。
“东莞是失踪儿童的重灾区，光我手上有名字和联系方式的就有一两百人。”邓惠东向本刊记者透露。
东莞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宣传科有关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2009年4月以来，东莞又破获了4起拐卖儿童案，其中一起是积案。5月5日，东莞市公安局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数家媒体对此做了详尽报道。
不少家长反映，打拐专项行动开始后，他们确实看到了警方的努力。
5月15日下午，派出所的一名民警对失踪儿童黄媛的父母进行走访。“我上午去找了东城公安分局的一个副局长，下午就派人来了。2009年4月27日那天，东城公安分局的正副局长都到我家里去了，还带着两部摄像机，说我如果有什么要求可以提。”黄媛的母亲对此表示满意，但她仍然有些抱怨，“我的孩子是2006年7月18日丢的，一直到2009年1月3日才立案。”
“过去我们是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但现在，我们希望能有一个新的起点，之前的事情也希望你们不要计较。”办案的公安人员一面安抚黄媛的父母，一面解释，“我们也有我们的苦衷，比如人手确实不够。”
潮汕地区某派出所的一名公安人员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也表示，破案不像家长想象的那么简单，有时还需要一些运气，“比如最初的判断、兄弟单位的配合等等，而且在破案中，查到哪一步有时是不能和家长讲的，所以家长有时会觉得我们没有办事。”谈至办案经费，这名公安人员更是苦笑着说，“经费的事就不要提了吧。我经常跟下面的一些公安人员说，只要有几分正义感，就不要想钱的问题。我前几年破一个拐卖儿童案子的时候，自己还往里贴了几百块钱。”
寻子必到之地：潮汕
郑楚泽的小名叫“大弟”，父亲郑进伟指望着这个孩子能再招来一个男孩，到时小名可以唤作“小弟”。
但自从大弟于2005年1月21日丢失后，郑进伟就断了再要孩子的念头。他告诉本刊记者，他所在的汕头市潮南区井都镇，有买孩子的人，但丢孩子的只有他自己。
郑楚泽丢的时候已经7岁了。他因为提前放学，进不去家门，就在镇上玩耍，之后再没回来。
井都镇有一条东西走向的主路，村子就从这条路的两旁延伸进去。村里有几个祠堂，很是精美。郑进伟透露说，修一个祠堂大概就得花70万元。每逢初一、十五和一些节日，村子里的人就会聚在一起祭拜。
多子即多福，这是整个潮汕地区普遍存在的观念。“如果谁家生了男孩，肯定会大摆酒席庆祝，听说这一消息的人都会上门道喜。要是生了女孩，就冷冷清清地不去张扬，亲戚朋友顶多会安慰说，也好，也好。”潮州市妇联权益部部长丁文君告诉《望东方周刊》，在潮汕一带，女性的地位普遍比较低，婚后一般都在家里做些家务活，挣钱养家都要靠男人。
“我们村就有人买孩子，当然，他们都会说是抱养的。”郑进伟向本刊透露，在潮汕一带，即便再富有的人家，如果没有男孩，还是会被人瞧不起。男孩越多的家庭，势力越大，“选村官的时候，哪个宗族的人越多，就越容易当官。当然，这里的‘人’指的是男人。”
据了解，在一些村子，有的人家连续生了5个女孩，但依然不罢休，直到生出男孩。一份公开的资料说，2007年4月24日，广东省计生委主任张枫在专题报告会上公布，粤东和潮汕地区生育最多，在人口密度方面，全国平均值是130人/平方公里，而粤东、潮汕地区为2000人/平方公里。
一些生不出男孩的家庭，则会想要买一个。也因此，潮汕一带成了人贩子的天堂，也成了丢失孩子的家长们必到之地。
专门发布寻子信息的公益网站“宝贝回家”在揭阳的志愿者“年华”称，在潮汕的一些地区，买孩子已经成了村里的风气，“一般来说，男孩两三万块钱，女孩几千元，价钱不等，越小的孩子越值钱。他们上户口也简单，几千块钱买一个，出生证明500块一个。所以真查起来也不好查，因为所有的证明都齐全，孩子太小，也不记事。”
另一种方式属于“贩卖”，即父母自愿将孩子卖给别家抚养。据在潮州市妇联工作过的一位人士透露，在潮汕地区，一些外地打工者会主动将孩子卖给当地人，打工一年到头只能挣上几千元，卖一个孩子就是上万元。
在郑楚泽丢失前，郑进伟也一度认为，“买孩子没什么大不了的，很平常。”但儿子被拐后，他有了新的认识---“买辆来历不明的摩托车都要受警方警告，或是被拘留，买个来历不明的孩子就愣是没人管。”
网名“小鸟”的志愿者认为，导致这种“地下交易”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走民政部门的正规领养程序太过繁琐，花费也很高，所以一些人更愿意图省事，直接进行交易。在百度贴吧以及一些领养QQ群中，常能看到有人发布的领养需求信息，“人贩子也很聪明，他们会根据这些信息四处找符合条件的孩子，进行拐卖。当然，他们不会告诉买家孩子是拐的，而通常会说是自家或亲戚家太穷，养不起。”
“宝贝回家”网站志愿者、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志伟向《望东方周刊》表示，现行法律不太利于控制买方市场。《刑法》中，有“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规定，但同时也设置了“对被卖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买方市场不控制，就不能从源头上彻底堵住，一定要对买主进行惩罚，摧毁买方市场。”
呼吁建立国家统一的失踪人口信息平台
“宝贝回家”网站志愿者“仔仔”是一个腼腆的小伙子，长相老实，说话也颇容易让对方信任。从2007年至今，“仔仔”已经成功解救过37个孩子。他不断变换着身份和人贩子打交道，一会儿是买家，一会儿是贩人的“马仔”。
“我长期潜伏在这些人中间，和他们打心理战。他们想说什么话，我提前就会说出来。比如我会主动问他们，‘你不会是警察吧’，这样，他们愈发信任我。”“仔仔”向本刊记者透露，他也在全国各地发展了不少下线，志愿者们会不断把信息反馈给他，“我掌握了所有证据之后，就会去找警方。他们一般都比较配合，我把前期工作都做好了，他们只要去抓个人就可以了。”
据了解，“宝贝回家”网站是一个由民间自发形成的公益组织，丢了孩子的家长们在上面发布孩子的照片和各种信息，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们则做着大量找孩子、打拐的工作，目前已有上万人注册。
救助流浪乞讨儿童，是志愿者们近期工作的重点。孩子被卖作了乞儿，亦是寻子家长们最担心的结果。
“你看这些。”志愿者“忠言”指着电脑上的一张张照片，“这对双胞胎，我们的志愿者在一年前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在睡觉；一年后，同样是他们俩，还在睡觉。这怎么可能呢？显然是被人贩子下了药，每天吃这样的药，即便真救出来，孩子恐怕也毁了。还有这个断肢的孩子，据说是被人把四肢冻在冰里，然后齐根敲断的，多可怕。孩子越惨，人贩子挣得越多。我们了解到有的人贩子一个月就能挣两万元。”
“《刑法》修正案中，已经对组织强迫乞讨定罪量刑了，但在执法中落实情况不好。”张志伟慨叹。
志愿者们认为，应该让全社会有这样一种意识，看到流浪乞讨的儿童不要给钱，而是要马上去报警。这样能大大减少流浪乞讨儿童的数量。“但现在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公安这边分治安和刑侦两块，打拐属于刑侦，涉及乞讨儿童的又是治安，分工混淆，影响积极性。”志愿者“小鸟”这样说。
志愿者们的另一个建议是，建立一个国家统一的失踪人口信息平台，对社会公开，以便公安、民政和失踪儿童的家长及时沟通，这样既降低了寻人的成本，也降低了民政部门为供养这些孩子所花费的巨额支出。
深圳寻子家长彭高峰也是“宝贝回家”网站上的活跃分子。如今，他暂时搁置了失子的痛苦，2009年5月1日，他的第二个儿子诞生了。但由于长子乐乐没有找到，小家伙出生的喜酒都没有摆。“他叫彭文博，他的任务就是找他的哥哥彭文乐。”彭高峰对本刊记者说。照片上，刚刚出生十几天的小家伙还紧紧地闭着眼睛，他并不知道自己诞生之初，就被赋予了这一艰巨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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