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什么别输血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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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06-11 16:13
卖血引起的大的疫情，丙肝是第一波，1985年左右暴发的，河北最严重，后来孙永德医生上书卫生部，情况基本得到了控制；艾滋病是第二波，河南最严重；现在贵州、广西等地是第三波
正在地里干活的李彩玲面对本刊记者的突然到访，身子微微一滞，眼神慌乱。她搓着手，一个劲地重复道：“我没病。”这位江苏丹阳的农民，在1998年10月到2002年6月间，她的血液已先后流入了111名病人的体内，并至少造成了80人被丙肝病毒感染。
“你放心，我没病”
提起贵州平塘那几十名因她而感染的丙肝患者，李彩玲显得懵懂而紧张：“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得的丙肝，也不知道啥时候得的。”
2008年末的一天，“嘭嘭”的急促敲门声划破了旧县村寂静的夜。李彩玲披了衣服，揉着惺忪的睡眼开了门，顿时被眼前的阵势吓了一大跳。
门口围着一大堆人，有派出所的民警，还有穿着白大褂的护士，一个个表情严肃。
警察让李彩玲上车，说要带她去延陵镇医院验血。
在此之前，谢勇已经带她去丹阳市查过丙肝病毒抗体（抗HCV），检测结果为阳性。这次要查的是血液中的丙肝病毒核糖核酸（即HCV-RNA），该指标被称为诊断丙型肝炎病毒的“金标准”。
被惊醒的李彩玲一家感觉很困惑：“干吗大半夜的跑来敲门？”
民警告诉李彩玲：“怕你跑了，躲起来了。”
到医院后，李彩玲抽了血，被告知留在医院等消息。
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听说他们乘飞机，把血拿到中央去化验了。”
HCV-RNA同样为阳性，证实了李彩玲为丙型肝炎感染者。
检验结果出来后，20几个专家围着李彩玲问这问那。“问我身体怎么样，有没有不舒服??我身体很好啊。”李彩玲告诉本刊记者。
天亮后，李彩玲被批准回家。
卖血部落
李彩玲面容黝黑，身材高大、虚胖。她的小姑子田秀芳说，嫂子年轻的时候一点不胖，还长得挺漂亮。田秀芳道出一个秘密：“她和我哥哥是卖血时认识的。”
李彩玲是云南墨江人。上世纪80年代初，不到20岁的李彩玲因为家境困窘，常到离家较近的血站卖血。
江苏丹阳旧县村的小伙子田柏才，听说云南卖血好赚钱，也随同村人来到李彩玲的家乡。
在卖血的过程中，两个年轻人相识相爱了。
结婚后，李彩玲跟着丈夫来到丹阳。婚后不久，女儿出世了。为了把女儿抚养长大，并供她读书上学，夫妻俩依然靠卖血来维持生计，“这个房子，也是卖血造的。”
上世纪90年代，一个离开家乡多年的老头回到村里，说是贵州一家医院在找人卖血。这个老头在贵州生活了三四十年，和当地人很熟，主要靠卖血为生。
于是，李彩玲等人跋山涉水来到贵州省平塘县人民医院，在医院里租用了一个空房间，每个月付几十块房租，只要医院需要用血，马上就找对应血型的人抽了血输送到患者体内。
平塘县医院副院长谢勇承认院方当时法律意识淡薄，同时向本刊记者解释说，1998年《献血法》开始实行时，黔南州中心血站刚刚成立，难以保障医院正常用血。
在这一状况下，县医院组织了一支十人左右的“输血队”，选择了违法采血。
平塘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宋恩平告诉本刊记者，他印象里的输血队成员有9个人。李彩玲却说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参与过输血：“都是这个来了那个走了。我在那里一般呆两三个月就回来看看，呆一阵子再去。”
采血价格在几年间不断上涨，由最初的100毫升30元涨到80元。支付费用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患者家属直接把钱给输血人，一种是家属把钱给医院，医院扣除相关费用，再给他们。
2002年，平塘县医院因非法采血供血被州卫生局给予经济处罚，输血队就此解散了。
“乙肝、丙肝，我们这儿十个里头九个有。”田秀芳满不在乎地说，村里人大多卖过血，她也卖过，一般就在丹阳附近的血站，但现在周围的血站都关了。
“陆陆续续地查出有乙肝、丙肝，也就没什么人卖血了。”田秀芳说。
2008年，那个组织李彩玲一行人去贵州卖血的老头生病去世了。李彩玲说不出他患的是什么病，但坚信与卖血无关。
“他们不懂。”田秀芳认为丙肝一点也不可怕，“我们这里有丙肝的多了，不都好好的。”她说完伸出手指，盯着自己的指甲看了半晌——前两天有村里人说她指甲变硬，可能是肝硬化的征兆。
“就算真的肝硬化了，也治不起啊。”田秀芳说。
疫情隐忧
像李彩玲夫妇那样因卖血结成的姻缘，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高燕宁也接触过一例。
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王营村的刘小刚（化名），从十几岁时就开始卖血。他也是在卖血时认识了心仪的女孩，边卖血边恋爱，那个女孩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
刘小刚的爸爸是村上的老支书，家中经济条件尚可。听说刘小刚卖血，刘父狠命地打他，却始终阻止不了。
“当时卖血不是一件丢人的事。”到上海看望女儿的王营村村民侯明亮（化名）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你的血如果医院不要，别人都不敢借钱给你。因为觉得你身体可能有问题。”
结婚后，刘小刚和妻子都被查出得了艾滋病。妻子去世后，刘小刚又找了个女的，也是艾滋病人，前段时间卷了他的钱，跑了。
侯明亮说，在1995年左右，当地血站整顿以后转入“地下”的一两年间，是采血最为混乱的时期。
血站整顿前，整个县每天有1000多个采血号，卖血的人住在血站附近，一天5块钱。他们会自发组成小团体，轮流排队领号，“过了零点就可以领号。”
血站转入地下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有时甚至就在当地农民家里采血。侯明亮说：“后来不正规了，一上来只要报血型，也不化验了。”
侯明亮遇见的离河南最远的职业卖血人来自新疆：“不知道叫啥名字，都叫他小新疆，还是个残疾人。”
最疯狂的一次卖血，7个人连续卖了十几天，有时候一天就卖三四次，等大家都感到吃不消了，再开着拖拉机一起回村。
侯明亮遇到过许多不规范的采血，每个环节都可能为艾滋、肝炎的传播留下空间：“有时候两张采血床并在一起，4个人一起采血。还有，血浆装到袋子里后，要打个结，有的打得不紧，血会溢出来，袋子还会相互碰撞。”
高燕宁副教授先后奔走于河南、广西两省区的几十个村庄，接触了上千名病人。他发现，艾滋、丙肝等高发地区与“卖血部落”的存在是高度重合的，职业卖血人的感染风险很高。
高燕宁告诉本刊记者：“卖血引起的大的疫情，丙肝是第一波，1985年左右暴发的，河北最严重，后来孙永德医生上书卫生部，情况基本得到了控制；艾滋病是第二波，河南最严重；现在贵州、广西等地是第三波。”
他认为：“卖血部落与正规血站的关系，远比我们想的要复杂，是一种休戚与共的关系，尤其是经营状况不好的血站。”
据1993年至1995年的中国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贵州属于乙肝和丙肝病毒感染率最低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HIV感染人数最低的省份。但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变化。本刊记者在平塘县也看到了刷在墙上的抗击艾滋的大幅宣传广告。
“从医学的角度说，应该将全国采过血的人都统计出来。我个人认为，卫生部门在采供血的问题上要负很大责任。”高燕宁说，“如果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输血，风险很大。”
……
正在地里干活的李彩玲面对本刊记者的突然到访，身子微微一滞，眼神慌乱。她搓着手，一个劲地重复道：“我没病。”这位江苏丹阳的农民，在1998年10月到2002年6月间，她的血液已先后流入了111名病人的体内，并至少造成了80人被丙肝病毒感染。
“你放心，我没病”
提起贵州平塘那几十名因她而感染的丙肝患者，李彩玲显得懵懂而紧张：“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得的丙肝，也不知道啥时候得的。”
2008年末的一天，“嘭嘭”的急促敲门声划破了旧县村寂静的夜。李彩玲披了衣服，揉着惺忪的睡眼开了门，顿时被眼前的阵势吓了一大跳。
门口围着一大堆人，有派出所的民警，还有穿着白大褂的护士，一个个表情严肃。
警察让李彩玲上车，说要带她去延陵镇医院验血。
在此之前，谢勇已经带她去丹阳市查过丙肝病毒抗体（抗HCV），检测结果为阳性。这次要查的是血液中的丙肝病毒核糖核酸（即HCV-RNA），该指标被称为诊断丙型肝炎病毒的“金标准”。
被惊醒的李彩玲一家感觉很困惑：“干吗大半夜的跑来敲门？”
民警告诉李彩玲：“怕你跑了，躲起来了。”
到医院后，李彩玲抽了血，被告知留在医院等消息。
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听说他们乘飞机，把血拿到中央去化验了。”
HCV-RNA同样为阳性，证实了李彩玲为丙型肝炎感染者。
检验结果出来后，20几个专家围着李彩玲问这问那。“问我身体怎么样，有没有不舒服??我身体很好啊。”李彩玲告诉本刊记者。
天亮后，李彩玲被批准回家。
卖血部落
李彩玲面容黝黑，身材高大、虚胖。她的小姑子田秀芳说，嫂子年轻的时候一点不胖，还长得挺漂亮。田秀芳道出一个秘密：“她和我哥哥是卖血时认识的。”
李彩玲是云南墨江人。上世纪80年代初，不到20岁的李彩玲因为家境困窘，常到离家较近的血站卖血。
江苏丹阳旧县村的小伙子田柏才，听说云南卖血好赚钱，也随同村人来到李彩玲的家乡。
在卖血的过程中，两个年轻人相识相爱了。
结婚后，李彩玲跟着丈夫来到丹阳。婚后不久，女儿出世了。为了把女儿抚养长大，并供她读书上学，夫妻俩依然靠卖血来维持生计，“这个房子，也是卖血造的。”
上世纪90年代，一个离开家乡多年的老头回到村里，说是贵州一家医院在找人卖血。这个老头在贵州生活了三四十年，和当地人很熟，主要靠卖血为生。
于是，李彩玲等人跋山涉水来到贵州省平塘县人民医院，在医院里租用了一个空房间，每个月付几十块房租，只要医院需要用血，马上就找对应血型的人抽了血输送到患者体内。
平塘县医院副院长谢勇承认院方当时法律意识淡薄，同时向本刊记者解释说，1998年《献血法》开始实行时，黔南州中心血站刚刚成立，难以保障医院正常用血。
在这一状况下，县医院组织了一支十人左右的“输血队”，选择了违法采血。
平塘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宋恩平告诉本刊记者，他印象里的输血队成员有9个人。李彩玲却说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参与过输血：“都是这个来了那个走了。我在那里一般呆两三个月就回来看看，呆一阵子再去。”
采血价格在几年间不断上涨，由最初的100毫升30元涨到80元。支付费用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患者家属直接把钱给输血人，一种是家属把钱给医院，医院扣除相关费用，再给他们。
2002年，平塘县医院因非法采血供血被州卫生局给予经济处罚，输血队就此解散了。
“乙肝、丙肝，我们这儿十个里头九个有。”田秀芳满不在乎地说，村里人大多卖过血，她也卖过，一般就在丹阳附近的血站，但现在周围的血站都关了。
“陆陆续续地查出有乙肝、丙肝，也就没什么人卖血了。”田秀芳说。
2008年，那个组织李彩玲一行人去贵州卖血的老头生病去世了。李彩玲说不出他患的是什么病，但坚信与卖血无关。
“他们不懂。”田秀芳认为丙肝一点也不可怕，“我们这里有丙肝的多了，不都好好的。”她说完伸出手指，盯着自己的指甲看了半晌——前两天有村里人说她指甲变硬，可能是肝硬化的征兆。
“就算真的肝硬化了，也治不起啊。”田秀芳说。
疫情隐忧
像李彩玲夫妇那样因卖血结成的姻缘，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高燕宁也接触过一例。
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王营村的刘小刚（化名），从十几岁时就开始卖血。他也是在卖血时认识了心仪的女孩，边卖血边恋爱，那个女孩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
刘小刚的爸爸是村上的老支书，家中经济条件尚可。听说刘小刚卖血，刘父狠命地打他，却始终阻止不了。
“当时卖血不是一件丢人的事。”到上海看望女儿的王营村村民侯明亮（化名）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你的血如果医院不要，别人都不敢借钱给你。因为觉得你身体可能有问题。”
结婚后，刘小刚和妻子都被查出得了艾滋病。妻子去世后，刘小刚又找了个女的，也是艾滋病人，前段时间卷了他的钱，跑了。
侯明亮说，在1995年左右，当地血站整顿以后转入“地下”的一两年间，是采血最为混乱的时期。
血站整顿前，整个县每天有1000多个采血号，卖血的人住在血站附近，一天5块钱。他们会自发组成小团体，轮流排队领号，“过了零点就可以领号。”
血站转入地下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有时甚至就在当地农民家里采血。侯明亮说：“后来不正规了，一上来只要报血型，也不化验了。”
侯明亮遇见的离河南最远的职业卖血人来自新疆：“不知道叫啥名字，都叫他小新疆，还是个残疾人。”
最疯狂的一次卖血，7个人连续卖了十几天，有时候一天就卖三四次，等大家都感到吃不消了，再开着拖拉机一起回村。
侯明亮遇到过许多不规范的采血，每个环节都可能为艾滋、肝炎的传播留下空间：“有时候两张采血床并在一起，4个人一起采血。还有，血浆装到袋子里后，要打个结，有的打得不紧，血会溢出来，袋子还会相互碰撞。”
高燕宁副教授先后奔走于河南、广西两省区的几十个村庄，接触了上千名病人。他发现，艾滋、丙肝等高发地区与“卖血部落”的存在是高度重合的，职业卖血人的感染风险很高。
高燕宁告诉本刊记者：“卖血引起的大的疫情，丙肝是第一波，1985年左右暴发的，河北最严重，后来孙永德医生上书卫生部，情况基本得到了控制；艾滋病是第二波，河南最严重；现在贵州、广西等地是第三波。”
他认为：“卖血部落与正规血站的关系，远比我们想的要复杂，是一种休戚与共的关系，尤其是经营状况不好的血站。”
据1993年至1995年的中国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贵州属于乙肝和丙肝病毒感染率最低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HIV感染人数最低的省份。但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变化。本刊记者在平塘县也看到了刷在墙上的抗击艾滋的大幅宣传广告。
“从医学的角度说，应该将全国采过血的人都统计出来。我个人认为，卫生部门在采供血的问题上要负很大责任。”高燕宁说，“如果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输血，风险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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