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为什么把西门庆作为“历史传统下中国商人”的典型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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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06-11 16:19
--- 从《金瓶梅》看“官商合一，占尽天下财源”
西门庆这个典型人物为国人熟知已经将近400年，但只是因为有了顾准先生的精辟分析，我们才真正认识到这个形象背后蕴含着怎样一些非常重要的内容
原国美电器董事会主席黄光裕一案，使公安部原部长助理兼经侦局局长郑少东落马之后，又牵连出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省原纪委书记王华元等一连串官场大员，引来世人格外关注。尽管案件背后的重重黑幕尚未揭开，但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所以从“阳光之下无新鲜事”的脉络追索上去，马上也就可以知道黄光裕等人的故事套路多半只能是一仍其旧。
不妨以大家熟悉的西门庆为例谈起。
西门庆何以官运亨通
西门庆何许人也？明代小说《金瓶梅》介绍得清清楚楚：他原来是山东清河县一个“算不得十分富贵”的中等商人，不同寻常之处在于狡诈淫毒成性：“积年把持官府，刁徒泼皮”（第七回）；“本系市井棍徒，夤缘升职，滥冒武功，菽麦不知，一丁不识”（第四十八回）。就是这样的货色，因为成功钻营“东京蔡太师、朱太尉”等权门而飞黄腾达，由“山东提刑所副千户”升迁正职、掌握了地方百姓头上的生杀大权。
那么朝廷推崇的礼义道德、层层设立的监察机构，为何丝毫奈何不得这类流氓呢？原来西门庆靠行贿摆平了这一切，于是兵部举荐他升官而向朝廷奏陈的“政绩考评”中，竟然称赞他才德过人、清正廉洁，是乡民生息和地方司法公正仰赖的救星：
才干有为，精察素著。家称殷实，而在任不贪，国事克勤，而台工有绩。翌神运而分毫不索，司法令而齐民果仰，宜加转正，以掌刑名者也！（第七十回）
而巡按御史等朝廷要员不仅与西门庆称兄道弟，更吹捧他“为人清慎，富而好礼”，“有王右军高致”！
“王右军”是中国顶级文学家和书法家王羲之，西门庆这样的淫棍靠行贿就轻轻巧巧赢得如王羲之那样在学识才艺等一切方面的崇高名誉，这看似极其滑稽的背后其实有着深刻成熟的制度路径，实在是今人了解“制度伦理学”时不应忽略的生动历史教材。
西门庆的“官作生涯”
买通了官场靠山，西门庆的生意自然如火烹油一般暴发起来，《金瓶梅》描写：
县门前西门大老爷，如今见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户，家中放官吏债，开四五处铺面：缎子铺、绒线铺，外边江湖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上纳香烛，伙计主管约有数十。东京蔡太师是他干爹，朱太尉是他卫主，（蔡太师府的）翟管家是他亲家，巡抚、巡按都与他相交，知府、知县是不消说。家中田连阡陌，米烂成仓！（第六十九回）
可见他在本乡和南方的全方位大规模商业经营，无不是以他夤缘权门的异常成功为前提。
上文关于西门庆家开绸缎、绒线等四五处铺面，江湖上又“走标船”等内容很容易明白，要解释的是“扬州兴贩盐引”---我们知道，汉代以后的统治者为垄断国民经济的要害环节而长期厉行“禁榷”制度，即盐铁茶酒（不时还包括矾、醋等众多商品）等只能由官营而严禁民间买卖。在农业时代，盐铁就像现在的石油电讯和房产公路用地一样，在经济格局中有战略价值且是利润最为丰厚的商品。后来的统治者为操控经济并通过扩展经营规模以使自己利益更大化，就将一部分食盐经销权高价卖给商人，这种准许商人限时限量限地区销售食盐的“批文”被称为“盐引”（“引”就是官府下发的通行证），明代情况是每“引”准运准销食盐两百斤。因为商人们只能在获得“盐引”后才能运销食盐，所以想方设法从衙门中更多、更早地套取到许可证，就是他们赢得市场先机、赚取暴利的最大法门，这与今人熟知的某些商业竞争之关键在于谁能够不惜一切先拿到专控物资和土地的“批文”是一回事。
那么西门庆如何操作的呢？他用女色和价值数千两银子的礼物贿赂了蔡御史之后，马上就在酒席上要求蔡御史让自己比其余商人提前得到运销食盐的批件，数额有“三万引”（六万斤）之巨。结果是：
??蔡御史看了笑道：“这个甚么打紧？”（西门庆）一面把来保叫至跟前跪下，分付：“与你蔡爷磕头。”蔡御史道：“我到扬州，你等径来察院见我，我比别的商人早掣一个月。”西门庆道：“老先生下顾，早放十日就勾了。”（第四十九回）
这真是把“官、商苟合”的规矩和场面活画在我们的眼前。
还有值得留意的妙处：作为本文附录的版画乃是《金瓶梅》第六十回插图，此回标题的后半句是“西门庆官作生涯”。根据文献可知：在明代口语中，“生涯”有买卖、生计的意思。所以“西门庆官作生涯”这句话，就兼有“西门庆把当官作为买卖”，以及“西门庆靠当官为后盾来做买卖”的双重意思。这不仅从语言学角度说明了此种制度环境下，权力与市场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相互苟合”的亲密关系，而且以后的中国商业史更不断加深着人们对“官作生涯”法则的理解。
顾准对西门庆的定义和分析
明白了这些，就可以知道思想家顾准为什么要把西门庆作为中国传统商人的典型，他的分析是：
认为任何国家都必然产生出资本主义是荒唐的。特别在中国，这个自大的天朝，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敲不醒，1884年的中法战争还敲不醒，一直要到1894年的中日战争猛敲一下，才略打一个欠伸，到庚子、辛丑才醒过来的中国，说会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真是梦呓！??在重农抑商历史传统下的中国商人，只会当西门庆，舐一些太监的唾馀，绝不敢要求政权。
顾准先生更指出，西门庆们的上述禀性乃是一种深刻的制度结果，这是因为商品经济虽然在中国发达很早，但其立身基础却与欧洲迥异：第一，中国没有希腊理性精神和民主政治奠定的制度传统，而契约文化“只能产生于航海、商业、殖民的民族之中”；第二，欧洲历史中“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在中国不存在，相反的情况是中国的市场从来居于皇权控制之下，“是皇朝的摇钱树，皇朝绝不允许商业本位的城市、城邦的产生”；第三，欧洲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发源于摆脱了封建主和王朝统治的自治城市，在自治城市中居支配地位的是罗马法传统培育出的法治格局，它与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权力至上完全不同（详见《顾准文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
应该说，西门庆这个典型人物为国人熟知已经将近400年，但只是因为有了顾准先生的精辟分析，我们才真正认识到这个形象背后蕴含着怎样一些非常重要的内容。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明）崇祯本 《金瓶梅》第六十回
《李瓶儿病缠死孽 西门庆官作生涯》插图，1635年前后刊刻
至少有两方面原因使这帧插图具有相当经典的意义：
首先是艺术史上的代表性。中国木刻版画从８世纪开始，经过近千年发展至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明代万历至崇祯时期达到成就高峰，本图就是当时众多版画精品之一，它看似简约，其实内蕴深厚，比如画面构图的疏密有致、对建筑景观举重若轻的概括力（例如用非常简洁的墙垣曲线，暗示出西门庆店铺后面更有着层叠萦回的大宅院）、刻绘室内繁多陈设品和器物时的细致不苟、诸多人物形象和表情的鲜明生动、线型在精准造型能力之中含蕴“骨法用笔”的流畅韵律和刀法趣味等等，这诸多方面都体现着中国版画艺术盛期的上佳水准。从这类作品入手，不难体会到中国古典版画完全不同于西方绘画版画的特有美学风格和艺术特点。
就经济史、社会史的意义而言，则此幅版画更以罕有的真切性对当时的制度形态及其核心原则做出了生动描绘。从图中可以清楚看到：西门庆绸缎店的庋架上堆满货物，店中的伙计们正忙着应酬主顾、用戥子称收银两，总之是一派生意兴隆的景象。最值得留意的是：店铺的招幌上写着“本衙绸缎”四个大字，以此特意将本店以官府势力为靠山的背景（即章回标题中所谓“西门庆官作生涯”）遍告世人。小说家和版画家在这类细节的处理手法上，不约而同地表现出毫不刻意、真率自然的风格，这显然源于社会环境那种不言而喻的基本属性，即郑振铎先生对当时制度特点的概括：“官、商合一，占尽了天下财源！”
（图片及说明文字由王毅提供）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年9月第一版
顾准在“文革”中对中西制度路径的比较和反思，是中国启蒙史上光辉的一页，它昭示着作者在遭受那段极黑暗历史带来的无尽苦难之际，是怎样毅然反身而在涤除蒙昧的方向上取得了空前的突破。这种身陷炼狱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心智和人格力量，是我们纪念“五四”九十周年时仍然值得潜心体会的。
《顾准文集》的面世也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重要事件：十五年前，本书曾因内容忌讳而辗转多家出版社皆被拒之门外，最后终于得以在偏远的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并立时洛阳纸贵（至初版一年之后的第四版，印数已高达到3.4万册），大家从此书体验到了约翰·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所说的，思想者的著述所以不能被禁锢，是因为它们像聚宝瓶一样“把作者智慧中最纯净的菁华保存起来”，因而有着不尽的“生命的潜力”。相比之下，在今天传媒业产品越来越汗牛充栋和金玉其外之际，我们又如何评价它们思想力度上的含金量呢？
（图片及说明文字由王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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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庆这个典型人物为国人熟知已经将近400年，但只是因为有了顾准先生的精辟分析，我们才真正认识到这个形象背后蕴含着怎样一些非常重要的内容
原国美电器董事会主席黄光裕一案，使公安部原部长助理兼经侦局局长郑少东落马之后，又牵连出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省原纪委书记王华元等一连串官场大员，引来世人格外关注。尽管案件背后的重重黑幕尚未揭开，但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所以从“阳光之下无新鲜事”的脉络追索上去，马上也就可以知道黄光裕等人的故事套路多半只能是一仍其旧。
不妨以大家熟悉的西门庆为例谈起。
西门庆何以官运亨通
西门庆何许人也？明代小说《金瓶梅》介绍得清清楚楚：他原来是山东清河县一个“算不得十分富贵”的中等商人，不同寻常之处在于狡诈淫毒成性：“积年把持官府，刁徒泼皮”（第七回）；“本系市井棍徒，夤缘升职，滥冒武功，菽麦不知，一丁不识”（第四十八回）。就是这样的货色，因为成功钻营“东京蔡太师、朱太尉”等权门而飞黄腾达，由“山东提刑所副千户”升迁正职、掌握了地方百姓头上的生杀大权。
那么朝廷推崇的礼义道德、层层设立的监察机构，为何丝毫奈何不得这类流氓呢？原来西门庆靠行贿摆平了这一切，于是兵部举荐他升官而向朝廷奏陈的“政绩考评”中，竟然称赞他才德过人、清正廉洁，是乡民生息和地方司法公正仰赖的救星：
才干有为，精察素著。家称殷实，而在任不贪，国事克勤，而台工有绩。翌神运而分毫不索，司法令而齐民果仰，宜加转正，以掌刑名者也！（第七十回）
而巡按御史等朝廷要员不仅与西门庆称兄道弟，更吹捧他“为人清慎，富而好礼”，“有王右军高致”！
“王右军”是中国顶级文学家和书法家王羲之，西门庆这样的淫棍靠行贿就轻轻巧巧赢得如王羲之那样在学识才艺等一切方面的崇高名誉，这看似极其滑稽的背后其实有着深刻成熟的制度路径，实在是今人了解“制度伦理学”时不应忽略的生动历史教材。
西门庆的“官作生涯”
买通了官场靠山，西门庆的生意自然如火烹油一般暴发起来，《金瓶梅》描写：
县门前西门大老爷，如今见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户，家中放官吏债，开四五处铺面：缎子铺、绒线铺，外边江湖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上纳香烛，伙计主管约有数十。东京蔡太师是他干爹，朱太尉是他卫主，（蔡太师府的）翟管家是他亲家，巡抚、巡按都与他相交，知府、知县是不消说。家中田连阡陌，米烂成仓！（第六十九回）
可见他在本乡和南方的全方位大规模商业经营，无不是以他夤缘权门的异常成功为前提。
上文关于西门庆家开绸缎、绒线等四五处铺面，江湖上又“走标船”等内容很容易明白，要解释的是“扬州兴贩盐引”---我们知道，汉代以后的统治者为垄断国民经济的要害环节而长期厉行“禁榷”制度，即盐铁茶酒（不时还包括矾、醋等众多商品）等只能由官营而严禁民间买卖。在农业时代，盐铁就像现在的石油电讯和房产公路用地一样，在经济格局中有战略价值且是利润最为丰厚的商品。后来的统治者为操控经济并通过扩展经营规模以使自己利益更大化，就将一部分食盐经销权高价卖给商人，这种准许商人限时限量限地区销售食盐的“批文”被称为“盐引”（“引”就是官府下发的通行证），明代情况是每“引”准运准销食盐两百斤。因为商人们只能在获得“盐引”后才能运销食盐，所以想方设法从衙门中更多、更早地套取到许可证，就是他们赢得市场先机、赚取暴利的最大法门，这与今人熟知的某些商业竞争之关键在于谁能够不惜一切先拿到专控物资和土地的“批文”是一回事。
那么西门庆如何操作的呢？他用女色和价值数千两银子的礼物贿赂了蔡御史之后，马上就在酒席上要求蔡御史让自己比其余商人提前得到运销食盐的批件，数额有“三万引”（六万斤）之巨。结果是：
??蔡御史看了笑道：“这个甚么打紧？”（西门庆）一面把来保叫至跟前跪下，分付：“与你蔡爷磕头。”蔡御史道：“我到扬州，你等径来察院见我，我比别的商人早掣一个月。”西门庆道：“老先生下顾，早放十日就勾了。”（第四十九回）
这真是把“官、商苟合”的规矩和场面活画在我们的眼前。
还有值得留意的妙处：作为本文附录的版画乃是《金瓶梅》第六十回插图，此回标题的后半句是“西门庆官作生涯”。根据文献可知：在明代口语中，“生涯”有买卖、生计的意思。所以“西门庆官作生涯”这句话，就兼有“西门庆把当官作为买卖”，以及“西门庆靠当官为后盾来做买卖”的双重意思。这不仅从语言学角度说明了此种制度环境下，权力与市场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相互苟合”的亲密关系，而且以后的中国商业史更不断加深着人们对“官作生涯”法则的理解。
顾准对西门庆的定义和分析
明白了这些，就可以知道思想家顾准为什么要把西门庆作为中国传统商人的典型，他的分析是：
认为任何国家都必然产生出资本主义是荒唐的。特别在中国，这个自大的天朝，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敲不醒，1884年的中法战争还敲不醒，一直要到1894年的中日战争猛敲一下，才略打一个欠伸，到庚子、辛丑才醒过来的中国，说会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真是梦呓！??在重农抑商历史传统下的中国商人，只会当西门庆，舐一些太监的唾馀，绝不敢要求政权。
顾准先生更指出，西门庆们的上述禀性乃是一种深刻的制度结果，这是因为商品经济虽然在中国发达很早，但其立身基础却与欧洲迥异：第一，中国没有希腊理性精神和民主政治奠定的制度传统，而契约文化“只能产生于航海、商业、殖民的民族之中”；第二，欧洲历史中“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在中国不存在，相反的情况是中国的市场从来居于皇权控制之下，“是皇朝的摇钱树，皇朝绝不允许商业本位的城市、城邦的产生”；第三，欧洲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发源于摆脱了封建主和王朝统治的自治城市，在自治城市中居支配地位的是罗马法传统培育出的法治格局，它与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权力至上完全不同（详见《顾准文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
应该说，西门庆这个典型人物为国人熟知已经将近400年，但只是因为有了顾准先生的精辟分析，我们才真正认识到这个形象背后蕴含着怎样一些非常重要的内容。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明）崇祯本 《金瓶梅》第六十回
《李瓶儿病缠死孽 西门庆官作生涯》插图，1635年前后刊刻
至少有两方面原因使这帧插图具有相当经典的意义：
首先是艺术史上的代表性。中国木刻版画从８世纪开始，经过近千年发展至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明代万历至崇祯时期达到成就高峰，本图就是当时众多版画精品之一，它看似简约，其实内蕴深厚，比如画面构图的疏密有致、对建筑景观举重若轻的概括力（例如用非常简洁的墙垣曲线，暗示出西门庆店铺后面更有着层叠萦回的大宅院）、刻绘室内繁多陈设品和器物时的细致不苟、诸多人物形象和表情的鲜明生动、线型在精准造型能力之中含蕴“骨法用笔”的流畅韵律和刀法趣味等等，这诸多方面都体现着中国版画艺术盛期的上佳水准。从这类作品入手，不难体会到中国古典版画完全不同于西方绘画版画的特有美学风格和艺术特点。
就经济史、社会史的意义而言，则此幅版画更以罕有的真切性对当时的制度形态及其核心原则做出了生动描绘。从图中可以清楚看到：西门庆绸缎店的庋架上堆满货物，店中的伙计们正忙着应酬主顾、用戥子称收银两，总之是一派生意兴隆的景象。最值得留意的是：店铺的招幌上写着“本衙绸缎”四个大字，以此特意将本店以官府势力为靠山的背景（即章回标题中所谓“西门庆官作生涯”）遍告世人。小说家和版画家在这类细节的处理手法上，不约而同地表现出毫不刻意、真率自然的风格，这显然源于社会环境那种不言而喻的基本属性，即郑振铎先生对当时制度特点的概括：“官、商合一，占尽了天下财源！”
（图片及说明文字由王毅提供）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年9月第一版
顾准在“文革”中对中西制度路径的比较和反思，是中国启蒙史上光辉的一页，它昭示着作者在遭受那段极黑暗历史带来的无尽苦难之际，是怎样毅然反身而在涤除蒙昧的方向上取得了空前的突破。这种身陷炼狱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心智和人格力量，是我们纪念“五四”九十周年时仍然值得潜心体会的。
《顾准文集》的面世也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重要事件：十五年前，本书曾因内容忌讳而辗转多家出版社皆被拒之门外，最后终于得以在偏远的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并立时洛阳纸贵（至初版一年之后的第四版，印数已高达到3.4万册），大家从此书体验到了约翰·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所说的，思想者的著述所以不能被禁锢，是因为它们像聚宝瓶一样“把作者智慧中最纯净的菁华保存起来”，因而有着不尽的“生命的潜力”。相比之下，在今天传媒业产品越来越汗牛充栋和金玉其外之际，我们又如何评价它们思想力度上的含金量呢？
（图片及说明文字由王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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