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地“杜康”争夺战

　　只要社会都认为这个品牌应该合起来，我相信它就有合并的基础

　　在提前得知两个“老冤家”即将宣告合并的消息后，陕西白水杜康董事长张红军不得不面临几天后和其中一个“老冤家”对簿公堂的处境，这使张红军的心情“万分悲愤与焦急”。

　　3月29日，同处河南、斗了20余年的伊川杜康与汝阳杜康宣布合并为新杜康。双方还明确表示，下一步还将整合共同使用“杜康”品牌的白水杜康。

　　3天后，伊川杜康诉白水杜康商标侵权案在北京开庭。

　　“它凭什么整合我？”张红军不能理解的是，新杜康在没跟他进行任何沟通的情况下为什么宣布即将整合他的企业。

　　在内斗中死亡

　　曹操诗云：“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曹操当年没想到的是，就因为自己的一句诗，千百年后的中国大地上有三家酒厂同时生产杜康酒，而三家酒厂多年来的纷争与三国争雄竟惊人地相似！杜康酒非但不是解忧物，反而是三家酒厂多年纷争的导火索。

　　史料记载，酒祖杜康生卒于陕西白水县康家卫，曾在河南汝阳、伊川酿酒。于是，20世纪70年代，白水、汝阳、伊川分别建立了国营杜康酒厂。

　　1980年，经国家工商总局、轻工业部、商业部协调，规定三家酒厂共同、长期、无偿使用“杜康”品牌。

　　1981年，商标法正式实施。

　　1983年，三家酒厂签署《“杜康牌”商标使用许可证》，规定实际使用的区别性标识是“伊川杜康”、“汝阳杜康”、“白水杜康”。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三家酒厂并没有利益冲突，长期相安无事。

　　市场经济打破了宁静。河南杜康投资集团董事长刘更申向《瞭望东方周刊》回顾了同处洛阳市的伊川和汝阳两家杜康酒厂那些“战火纷飞”的岁月：“大家都叫杜康，你说你是真的，他是假的；他说他是真的，你是假的，闹得不可开交。最严重的一次是在郑州开糖酒会，两个县的业务人员公然打起来了。我（伊川杜康）开发了一款酒，培养了好长时间，卖300块钱一瓶，只要有了市场份额和知名度，它（汝阳杜康）马上就会开发一个和我雷同的酒，卖260。我前面做了很长时间的市场一下子就冲坏了。”

　　同时，三家杜康酒厂之间的关于商标的各种诉讼、仲裁成了家常便饭。

　　刘更申说，就在他接手伊川杜康以后，他提起的诉讼也有十几次，其中两次胜诉，两次败诉。

　　1993年，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肯定了三家酒厂都是正宗，续签无偿使用许可合同，续展商标。白水、汝阳两厂可申请注册带有地名的杜康商标，伊川酒厂则可以续展“杜康”牌商标。但国家工商总局的裁定并未平息纠纷。

　　刘更申说，杜康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还是高档名酒，当时茅台、五粮液卖8块多的时候，杜康也卖七八块。五粮液卖到1500多万元年销售额的时候，杜康两个酒厂就卖到4000万元了。但正是因为体制问题没有解决，长期内斗的结果是几家酒厂的效益都每况愈下。

　　“说到底，打仗就是地方利益的博弈，这涉及两地领导的面子、政绩、财政税收等等方面。至今，伊川的干部还不喝汝阳酒，汝阳干部也不喝伊川酒呢。” 刘更申说。

　　不过，早在上世纪90年代，洛阳市委、市政府已经认识到了洛阳境内两家杜康不合起来就做不大的道理。当时，为了不让两家打仗，洛阳市政府牵头成立了中国洛阳杜康集团。但遗憾的是，这不过使两家酒厂合资成立了一个新公司而已，双方仍然是单独核算、各自为政。集团的领导是市政府派的。“没有利益的一方管有利益的两方，你说能行吗？当时政府是企业的实际控制者，两个县政府不能合并，企业当然就没法合并。”刘更申直言。

　　2003年11月，伊川杜康破产，此前一直做房地产开发的伊川人刘更申拍得了伊川杜康资产。

　　此前的2002年，与伊川杜康相隔千里的白水杜康破产，张红军出价近3000万元拍得白水杜康资产。

　　分久必合

　　2008年6月，在刘更申把伊川杜康的税收从2003年的不到90万元做到1400多万元，张红军也把白水杜康的产值做到将近3亿元的时候，汝阳杜康破产了。

　　汝阳杜康现任董事长禹平如此介绍该厂破产时的衰败相：在三家杜康酒厂中，汝阳杜康曾经是最大的，规模最大时该厂拥有2000多个窖池，但破产之前只开了150多个。

　　这一次接盘的就是禹平所在的百瑞信托公司，其竞拍价为1.5亿元。

　　百瑞信托董事长马宝军介绍，百瑞信托原属国有独资企业，由郑州市财政局代管，现属有限责任公司。“我们是搞资本运作的，资本运作一定是要和实体经济结合在一起的。杜康是河南有名的品牌，但这20多年来打来打去，走到现在很可惜。我们跟各地政府的关系都很紧密。两家杜康都在洛阳，洛阳市委、市政府非常强力地在推进两家的整合，而信托本身就有整合的优势。总之，当地政府有这样的意愿，我们手上有这样的资源，所以走到了一起。”

　　“单独一家谁也做不大，只有携起手来，才能真正把杜康的品牌发扬光大。现在一家卖一两个亿，如果能把杜康品牌合起来，我相信，花三五年时间，卖三五十个亿是小事一桩。” 刘更申说。

　　此前刘更申在洛阳，马宝军在郑州，双方互不认识。在洛阳市政府的撮合下，马宝军和刘更申很快就见了面。

　　“为什么现在两家才坐到了一起？因为2003年我接手伊川杜康的时候，汝阳杜康还是国营企业。国营的体制不转换，我不知道跟谁去谈合作，所以只有到它改制以后，才具备谈的条件。” 刘更申说 。

　　在刘更申看来，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通例是“资本资产化、资产证券化”，他打算让合并后的企业最终实现上市，而上市公司不允许一股独大，股份构成必须多元化。“汝阳杜康破产的时候，如果其他人不愿意接手，我们也有意收购，收购以后再改成多元化的股东结构。刚好拍卖那天有人收，我们就没必要当时收购了。因为，毕竟多年来伊川、汝阳积怨很深，虽然说我只代表企业，但汝阳有些领导还是把我定位成伊川的代表，抵触情绪还是有的。百瑞信托收购以后，我们再谈可能更好，双方政府领导的面子都有了。资本运营是百瑞信托的强项，以后公司上市的事情还得由他们牵头。”

　　至于敏感的股份问题，刘更申说：“上市公司的股东不是双方，是多方，还有其他机构投资者会进来，可能最后是几十个股东，所以先要评估资产，再划分股份。”目前，双方正在进行清产核资工作，然后会在洛阳成立公司，以公司出面整合两家企业，最后请职业经理人去经营。

　　合并后的企业如何兼顾伊川、汝阳两地利益？刘更申认为这不是问题，“总公司设在洛阳，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就缴在洛阳，消费税和生产方面的一些税还是在两个县缴。解决的方法肯定比问题多得多。”

　　情伤难愈

　　1995年3月24日，白水杜康申请注册“白水杜康”商标，国家商标局于次年12月14日依法核准。

　　张红军向本刊记者直言，他之所以悲愤、焦急，是担心伊川杜康与汝阳杜康合并以后，合谋通过司法程序否决白水杜康历史上形成的合法商标使用权。因此，他的基本主张是：一，既然杜康品牌三足分立的局面是历史形成的，就应该让市场竞争去给出最终答案；二，如果有可能各方合作，也必须是协商自愿、共同发展；三，白水杜康目前在三家中发展最稳定，营销业绩最好，不会接受“蛇吞象”。

　　对此，刘更申说，张红军的担心都没有必要。他起诉白水杜康与新杜康成立在时间上相近，纯属巧合，“不合并，也会起诉。”

　　其实，对于1996年国家商标局核准的“白水杜康”商标，伊川杜康一直存有异议。“商标局的裁定是行政行为，不是法律行为和企业行为，况且1993年商标局既然说当初的合同有效，你就不能再去注册商标。”商标评审委员会在2000年接到伊川杜康提出的异议以后，就进入了商评程序，一评就是八九年，到今年3月份结果才出来：“白水杜康”注册合法，允许使用。“评审结果出来后，如果伊川杜康还不满意，可以到法院起诉。起诉时商标还属于待定状态，等法院终审判决完成才属于完整的无形资产。我自然承接法律程序，不是主动挑起者。我现在就是不想错过诉讼时效。”

　　刘更申也承认，通过一次司法诉讼是很难改变历史事实的。刘更申还是希望和张坐下来商谈合并的事情。“不合并，大家就只能市场上见了。市场上见的结果又是你死我活的打仗。如果合并，以后西部的几个省份我就不过去了，何必浪费运费呢？”

　　禹平表示，汝阳杜康并不是很了解伊川杜康与白水杜康的官司，“虽然也关心，但关心到什么程度，还不方便说。”

　　刘更申说，像杜康这种多家企业共用一个商标的现象其实在白酒行业是普遍存在的。“安徽原来有两个口子窖，也是在两个县，后来也是民营企业进入后合并起来的。”

　　事实上，4年前，刘更申就曾主动到陕西和张红军见过一面，商谈合并事宜。“他来西安那次，我热情接待了他。他一回去就在报纸上乱发表意见，说把我们收购了。本来我想要去拜访他的，一看他在报纸上乱发议论，我就想，咱们还是扎实做咱们的产业算了。后来我从汝阳听到些对他的说法，所以对他就更不放心了。” 张红军说，多年来几家杜康的纷争太多了，致使相互之间的信任降低，“我前期怕跟他谈。”

　　对于刘更申举的口子窖合并的案例，张红军却举了陕西太白酒与重庆诗仙太白酒的反例。“人家两家各做各的，哪一家的销售额都比杜康三家的总和还大。诗仙太白去年卖到七八个亿了，太白卖到了5个多亿。你只要专心做市场，消费者都能分得清。‘米兰春天’与‘巴黎春天’完全是两码事，消费者不是也没有搞乱吗？人家还是国际品牌呢。我觉得他应该把精力放在销售上。我现在还没有考虑和他合作的事，重点还是做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