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从哪来？人往哪去？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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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06-11 16:11
“我们去开会，那些电力、海关的出版业同行一点都不操心，他们说，哦，（改制）可能要花点钱，不就是几个亿吗”
4月7日，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下简称“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提出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所有地方和高等院校经营性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2009年底前完成转制，所有中央各部门各单位经营性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2010年底前完成转制。”
新闻出版单位改制并不是新话题。2000年新闻出版总署便已设立改革试点单位，2003年中央也正式启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此次的《指导意见》相当于给出了改制的时间表，明确给出了最后期限。
难点重点：中央部委出版社改制
对高校出版社而言，事业转企业早已是板上钉钉。
早在1991年颁布的《高等学校所属出版社财务管理暂行办法》，就将高校出版社定性为“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出版社是事业单位，在学校内部实行企业管理，独立核算”。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就改制问题提出过“四能”，即“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工资能升能降，机构能设能撤”。
2007年4月，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召开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将清华、北大、人大、外研社等19所高校出版社列入首批转企试点单位，一年之内全部完成企业法人登记注册。2008年，又有61家高校出版社被列入第二批试点单位。目前，已进入转企改制行列的试点单位已占全国高校出版社的82.5%。
“由于不涉及人员身份转换成本，改制预计花费不会大，全部费用由我们出版社自己承担。”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社长刘军对《望东方周刊》说，由于出版社转制是必然趋势，一些职工担心改制后由国家干部变成一般从业者，担心丢掉“铁饭碗”，前几年已从出版社调到学校其他部门。
由于高校出版社的转制开始较早，以及在解决“人和钱”的问题上相对容易，此次出版体制改革的难点重点就落在全国148家中央部委出版社上。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央视《对话》节目中也坦承：“有些部委的出版社成了干部的一个蓄水池，发福利的一个小金库。一些部委领导很早就跟我打招呼，说在这些问题没解决之前，你不要断了我的财路。”
事业转企业，意味着没了财政拨款，少了不劳而获的闲钱，还要到市场上激烈竞争，很多经营能力不强的出版社很可能难以生存；对出版社员工来说，原来部委出版社属于局级单位，自己是国家编制，转企之后，编制、级别、福利全没了。
“转制是利益协调和再分配。”中国科学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汪继祥对《望东方周刊》说，“先进行发行体制改革，再进行出版体制改革，先在地方进行改革，再在高校进行改革，再实行攻坚---中央部委的出版社实行改革。这种部署和层次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也是积累经验、下定决心的。”
早改早受益
“具体怎么改，现在也很难有个明确的说法，《指导意见》只是给了时间表，并没有路线图。”作家出版社社长助理刘方对《望东方周刊》说，“指导意见”出台之后，他不断受邀参加各种相关议题的研讨会，“我现在已经拒绝参加这种会了，因为大家都是盲人摸象，说不出具体的情况。”
刘方将转制的难点归为两点：钱从哪来？人往哪去？
钱从哪来，是说转制的成本，比如出版社的资产评估费和资产增值后补缴的税费，以及可能补缴的土地出让金，还有转制过程中的社保补缴和解决事企差等问题，大约需要千万元级别的资金，“这笔钱是出版社自己负担，上级部门掏钱，还是直接由国家财政埋单？”
人往哪去，是说转制后不能继续留用的人往哪儿安置。无论哪种解决办法都需要大笔的成本，归根到底还是钱的问题。“现在大家为改革方案争得面红耳赤，但都是表面，这两个问题得有宏观指导。”刘方说。
汪继祥领导下的中国科学出版集团，已于2007年转制完成。其主要成员单位科学出版社下属于中国科学院，2003年6月被中央确定为首批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
“转制成本的相当一部分都用在人身上，花了好几千万。”汪继祥对本刊记者介绍说，员工在转制后需要一个很大的观念改变，因为所有行政级别都没有了，退休后拿的是社保，“职代会开过好几次，大家都在议论，有些老同志还给中央领导写信。”
要保证离退休人员按照事业单位的标准不降低，给在职人员补充养老保险，这些需要花费一大笔钱。“经营实力不强的单位很困难，转制是富人的行为。”汪继祥感慨道。
他们的转制成本最后是由本社负担，同时向中科院申请了批文，保证如果离退休人员调资，由科学院和财政部给予事业费保证和支持。
作为首批试点单位，中国科学出版集团改制后有5年的免税期。“减免的税用来支付改制成本不是不够，还略有富余，有些出版机构没有算清楚，失去了好机会。”汪继祥说，“实际是早改早受益。”
“各个部委情况不同，要看上级单位的实力。”刘方说。他所在的作家出版社隶属于中国作家协会，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清水衙门”，“我们去开会，那些电力、海关的出版业同行一点都不操心，他们说，哦，（改制）可能要花点钱，不就是几个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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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下简称“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提出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所有地方和高等院校经营性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2009年底前完成转制，所有中央各部门各单位经营性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2010年底前完成转制。”
新闻出版单位改制并不是新话题。2000年新闻出版总署便已设立改革试点单位，2003年中央也正式启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此次的《指导意见》相当于给出了改制的时间表，明确给出了最后期限。
难点重点：中央部委出版社改制
对高校出版社而言，事业转企业早已是板上钉钉。
早在1991年颁布的《高等学校所属出版社财务管理暂行办法》，就将高校出版社定性为“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出版社是事业单位，在学校内部实行企业管理，独立核算”。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就改制问题提出过“四能”，即“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工资能升能降，机构能设能撤”。
2007年4月，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召开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将清华、北大、人大、外研社等19所高校出版社列入首批转企试点单位，一年之内全部完成企业法人登记注册。2008年，又有61家高校出版社被列入第二批试点单位。目前，已进入转企改制行列的试点单位已占全国高校出版社的82.5%。
“由于不涉及人员身份转换成本，改制预计花费不会大，全部费用由我们出版社自己承担。”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社长刘军对《望东方周刊》说，由于出版社转制是必然趋势，一些职工担心改制后由国家干部变成一般从业者，担心丢掉“铁饭碗”，前几年已从出版社调到学校其他部门。
由于高校出版社的转制开始较早，以及在解决“人和钱”的问题上相对容易，此次出版体制改革的难点重点就落在全国148家中央部委出版社上。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央视《对话》节目中也坦承：“有些部委的出版社成了干部的一个蓄水池，发福利的一个小金库。一些部委领导很早就跟我打招呼，说在这些问题没解决之前，你不要断了我的财路。”
事业转企业，意味着没了财政拨款，少了不劳而获的闲钱，还要到市场上激烈竞争，很多经营能力不强的出版社很可能难以生存；对出版社员工来说，原来部委出版社属于局级单位，自己是国家编制，转企之后，编制、级别、福利全没了。
“转制是利益协调和再分配。”中国科学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汪继祥对《望东方周刊》说，“先进行发行体制改革，再进行出版体制改革，先在地方进行改革，再在高校进行改革，再实行攻坚---中央部委的出版社实行改革。这种部署和层次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也是积累经验、下定决心的。”
早改早受益
“具体怎么改，现在也很难有个明确的说法，《指导意见》只是给了时间表，并没有路线图。”作家出版社社长助理刘方对《望东方周刊》说，“指导意见”出台之后，他不断受邀参加各种相关议题的研讨会，“我现在已经拒绝参加这种会了，因为大家都是盲人摸象，说不出具体的情况。”
刘方将转制的难点归为两点：钱从哪来？人往哪去？
钱从哪来，是说转制的成本，比如出版社的资产评估费和资产增值后补缴的税费，以及可能补缴的土地出让金，还有转制过程中的社保补缴和解决事企差等问题，大约需要千万元级别的资金，“这笔钱是出版社自己负担，上级部门掏钱，还是直接由国家财政埋单？”
人往哪去，是说转制后不能继续留用的人往哪儿安置。无论哪种解决办法都需要大笔的成本，归根到底还是钱的问题。“现在大家为改革方案争得面红耳赤，但都是表面，这两个问题得有宏观指导。”刘方说。
汪继祥领导下的中国科学出版集团，已于2007年转制完成。其主要成员单位科学出版社下属于中国科学院，2003年6月被中央确定为首批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
“转制成本的相当一部分都用在人身上，花了好几千万。”汪继祥对本刊记者介绍说，员工在转制后需要一个很大的观念改变，因为所有行政级别都没有了，退休后拿的是社保，“职代会开过好几次，大家都在议论，有些老同志还给中央领导写信。”
要保证离退休人员按照事业单位的标准不降低，给在职人员补充养老保险，这些需要花费一大笔钱。“经营实力不强的单位很困难，转制是富人的行为。”汪继祥感慨道。
他们的转制成本最后是由本社负担，同时向中科院申请了批文，保证如果离退休人员调资，由科学院和财政部给予事业费保证和支持。
作为首批试点单位，中国科学出版集团改制后有5年的免税期。“减免的税用来支付改制成本不是不够，还略有富余，有些出版机构没有算清楚，失去了好机会。”汪继祥说，“实际是早改早受益。”
“各个部委情况不同，要看上级单位的实力。”刘方说。他所在的作家出版社隶属于中国作家协会，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清水衙门”，“我们去开会，那些电力、海关的出版业同行一点都不操心，他们说，哦，（改制）可能要花点钱，不就是几个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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