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西方媒体视域的中国战场

来源:对外传播
关键字:抗战时期,西方媒体,中国战场
发布时间:2015-09-15 14:49

　　中国的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受到西方主流媒体的关注。作为当时一定程度上掌握着国际传播话语权的美英等国媒体，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正确诠释，从舆论道义上支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进而影响着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一、派驻新闻记者和机构，促使世界全面了解中国抗战

　　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多年觊觎中国之后膨胀的侵略野心有些按捺不住，中日关系开始紧张，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在战云的笼罩下，西方媒体派出一大批记者来到中国，先后在上海、武汉、重庆等地建立新闻中心，向世界报道中国。当时国民政府中宣部国际宣传处统计的数据显示，从1937年底至1941年2月，仅在武汉、重庆两地接待的西方记者就有168人，其中美国媒体记者占到了总数的一半以上，达到了77人。这些记者来自诸多著名新闻机构，如美联社、合众社、国际新闻社、北美联合通讯社、《纽约时报》《芝加哥日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纽约先驱论坛报》《生活》杂志等。①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抗日战场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和关注，更多的国际新闻机构及工作人员进驻重庆。②世界各大通讯社、广播公司、报纸杂志都在重庆设有驻站机构，主要有：美国美联社和合众社、德国海通社和德新社、英国路透社、法国哈瓦斯社以及苏联塔斯社；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英国广播公司；美国《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报》、美国《时代》周刊、《新闻周刊》和《读者文摘》等。至1942年初，重庆约有西方媒体机构23家③，当时的重庆已然成为西方媒体采访东方反法西斯战场新闻的最重要来源。

　　这些西方媒体向世界各国报道战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情况，使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始终保持着对中国战局的关注度。尤其是美国媒体，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他们逐渐改变了抗战初期的“中立”，开始关注是否有利于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共同利益。他们的关注引起了美国政府和公众的高度重视，也影响了国际舆论。

　　二、揭露侵华日军暴行，博得世界同情中国抗战

　　日本在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同时，在国际上大造舆论，为自己的暴行狡辩。而英美政府在战争初期，受“孤立主义”影响，秉承所谓的“中立”政策，不仅对日本制造的舆论采取了纵容的态度，甚至有的还为其辩护。如1931年9月19日日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美联社就替日本辩称：“几个中国士兵炸毁了南满铁路，日本军队因此采取自卫行动……日本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日本在满洲的侨民而采取预防措施。”④这些诡辩的报道曾一度误导美国民众，导致国际舆论失真。其间，许多有良知的西方记者冒着极大的危险深入抗战一线采访报道，在西方主流媒体上揭露日军的阴谋和暴行，有力地驳斥了日本的谎言，博得了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广泛关注、同情和支援。如《纽约时报》在9月19日头版刊发的新闻中指出：“日本在几个小时之内抢占了多个战略要点……从日本行动之迅速、组织之严密、调军之周详，可见日本在沈阳的进犯并非是偶然而为之，是有预谋的。”⑤9月21日的《纽约时报》对事件持续关注并再次指出：“在沈阳的外国观察家认为日本的军事行动是故意制造的武力冲突……在这次冲突中，中国人表现出了极大的忍让和克制。”⑥9月28日的《时代》周刊也在评论中指出：“谁是肇事者并不重要，但是日本的反击迅速而果断。”⑦暗示了日本的行动是有组织、有预谋的。随后《时代》周刊进一步披露事实真相，“日本人的进攻是有预谋的，在未受到挑衅情况下采取了果断手段，在各地的中国军队中造成恐慌和混乱……沈阳几乎成了一座死城，大量中国人已经逃离”⑧。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战火的扩大，在华的许多西方媒体记者亲眼目睹了中国国土横遭日本铁蹄践踏，成千上万的中国百姓在日军枪炮下丧生的情景，他们开始以悲愤的心情在媒体上揭露日军的暴行，向国际社会控诉中国遭受日本侵略时的种种惨状，使得中国迅速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1937年12月，日军在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为了掩盖暴行，日军严密封锁消息，同时焚尸灭迹，企图消灭罪证。这期间，西方媒体在揭露日军暴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2月15日，英国《每日邮报》和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以“地狱的四天”为标题同时披露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消息，这是来自媒体对南京大屠杀的最早报道。报道称：“汽车不得不从堆积了5英尺厚的尸骸上通过……沿岸附近的城墙前被处决的一伙中国人，有300人，那里已经堆了没膝盖高的尸体。”⑨随后，美国《纽约时报》《时代》周刊、《读者文摘》、英国《每日电讯报》等对日军暴行都作了连续报道。美国《旧金山时报》更是以“南京大屠杀”为题做了专题报道⑩。西方媒体对日军野蛮暴行的揭露令世界震惊，并引发了国际谴责。

　　此外，西方媒体还对敌占区中国百姓的惨状进行了报道。1940年至1941年，日军在占领区实施了“三光政策”，晋绥地区的许多村庄都被付之一炬。美联社记者爱泼斯坦在《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写道，“在这一地区走了几百英里见不到没有一个未被烧毁的村庄”，“晋西北人民惨遭屠杀，再加上逃亡，男劳动力减少了三分之一”，“在富裕的文化城汾阳，以及密集在它周围的人口众多的村庄中成千上万的人被逮捕，其中有上千人被杀害”。11西方媒体的这些报道以悲愤的笔触、无可辩驳的事实一次次揭露了日军的暴行，既震撼了世界，也留下了可贵的历史铁证。

　　西方媒体的报道在国际舆论导向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美国当时的一项调查显示，受媒体报道的影响，美国人对中国的同情在不断增加，抗战初期的受访者中有43%的人同情中国，而到1937年10月这一比例为59%，1939年6月则上升至74%。12同时，表示愿意援助中国的人数也在明显增加。

　　三、赞扬中国军民英勇，争取世界支持中国抗战

　　随着中国抗战的持续，西方媒体积极参与到了对中国战场的正面宣传之中，他们报道中国战事，赞扬中国军民的英勇，有力地提振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士气，为争取国际舆论对中国战场的重视，争取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做出了重要贡献。

　　整个抗战期间，西方媒体采写了大量中国战场的报道，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正面战场。当时有不少西方媒体记者冒着炮火在平汉、津浦和陇海3条铁路线附近的战场上采访，尤其以合众社最为突出。在保卫武汉的战斗中，仅合众社刊发的电讯就占西方媒体总刊发数的20%，这些电讯大都赞扬中国军人在正面战场与日本侵略军作殊死斗争的英勇精神。13同时，西方的报刊也及时报道战地新闻，赞扬为民族生存而浴血奋战的中国军人。如美国《时代》周刊在报道淞沪会战时，称赞中国军人不屈不挠的抗战意志，并评论说：“上海之战在军事上无益可言，在政治意义上，这是战争的最大示威之一。此战使西洋的最悲观的中国通也为之吃惊。”14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报道中也热情讴歌中国军队29军广大官兵顽强抗击日军进攻的壮举。在他眼中，中国军人所表现出来的“平静的勇气”和“完全不顾命的精神”增强了全国的抵抗意志。西方媒体对抗日正面战场的宣传，树立了中国军人殊死斗争的英勇形象，增强了中国人民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信心。

　　抗战中后期，随着敌后战场地位的凸显，西方媒体开始逐渐关注中国抗日敌后战场，并大量组织记者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采访和报道。一方面，西方媒体客观报道在敌后根据地的见闻，向世界展示中共军队的良好形象。1938年7月，瑞士《新苏黎世报》刊发了摄影记者沃特·博斯哈德的特稿，并在编者按中指出，“延安是中国红军总部的所在地，本报记者有幸作为第一位赴延安考察的欧洲记者，与一位美国同行共同报道了这次考察”。接下来《新苏黎世报》连续刊发了8篇关于中共的报道。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对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事业给予了充分报道，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历史学家拉铁摩尔评价说：“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就像火焰一样，腾空而起……斯诺给我们叙述了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这些谈话不是背诵教条的留声唱片机，而是适合中国国情，可以据以组织抗日的精辟主张。”15作家拉奇曼也指出：“《红星照耀中国》首次向全世界刻画了共产党的重要人物，首次描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信念和目的，这对于本世纪30年代那些惧怕抗击法西斯的人们，是个强有力的鼓舞。”16另一方面，西方媒体详细报道了中共军队的战绩，肯定敌后抗日力量的重要性。1944年6月，西方媒体发起的“延安考察记者团”抵达延安，他们争相把在陕北的所见所闻发回国内媒体。6月12日，记者福尔曼在发给伦敦《泰晤士报》的电文中详细报道了毛泽东关于坚持国共合作抗日，批评国民党不民主，欢迎开辟第二战场的讲话。22日，《纽约先驱论坛报》、伦敦《泰晤士报》和悉尼《晨报》则详细报道了叶剑英关于7年来中共军队战绩的报告。斯坦因还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中指出，八路军及新四军合并起来占全中国对日兵力的1/15，不过却和45.9%的在华日军以及约近80万中90%的伪军作战。在战争的7年中，共产党打了9.2万次以上的仗。他们曾毙伤了110万日伪军，俘虏了15万敌人。缴获物中包括32万支来福枪、9000挺机关枪、6000尊大炮及一大堆杂色的军械。55个日本高级军官被击毙，其中除大佐与少佐以外，包括一个中将与7个少将。在同一时期，共产党死伤超过40万以上，其中包括535个上校职位以上的军官。这些战绩“比我在重庆和西安所听到的国民党的战绩可靠得多”。17许多西方媒体和记者在实地考察后，对在敌后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有了全新的认识，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如英国记者贝特兰将中共抗日力量看作是苏醒中的中国力量，他曾说：“世界上任何军队，如要对抗苏醒中的中国的全部力量，必遭失败。”18今天，纵览西方媒体对中国抗战的报道和影响，我们还必须看到，西方媒体的“客观公正”往往都是以本国的利益为前提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麦金农曾指出，抗日战争期间西方媒体的新闻不可避免地是有选择的，他们的新闻是既非常符合美国政策利益又与美国国内舆论相一致的一套关于中国的事实报道。19正因如此，在抗战初期，英美两国的媒体出于各自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需要，对日本的侵略行径持容忍态度，一些报道不是模棱两可，就是轻描淡写。直到日本严重威胁了西方国家在远东的切身利益，西方媒体才态度鲜明地同情和支持中国。但客观上，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西方媒体对中国战场的报道加深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影响了国际社会对反法西斯中国战场的认知，维护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中共抗日力量的理解和支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并从另一个角度充分证明中国抗日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①沈琦：《外国记者在中国》，《中国新闻学会年刊》1942年第1期。

　　②沈剑虹：《抗战后期重庆外国记者群》，《传记文学》1985年第4期。

　　③武燕军：《重庆文史资料》（第30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74-216页。

　　④Earnest May， U. S. Press Coverage of Japan 1931-1941， in Dorothy Borg and Shumpei Okamoto， Pearl Harbor as Histo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511-532.

　　⑤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9，1931，front page.

　　⑥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1， 1931， front page.

　　⑦New York Times，， September28，1931， front page.

　　⑧李辉：《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94页。

　　⑨《芝加哥每日新闻》，1937年12月15日。

　　⑩《旧金山纪事》，1938年1月11日。

　　11（美）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179-180页。

　　12George H. Gallup， The Gallup Poll： Public Opinion 1935-1971， New York：Random House， 1972， Vol. I， pp. 69； 72-73.

　　13《国际宣传处工作报告》1938年，中央宣传部档案。

　　14（美）白修德：《中国的惊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57页。

　　15（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

　　16武际良：《斯诺传奇》，北京，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