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二战贡献”在西方的呈现与我对外传播策略分析

　　2015年6月2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此后，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的二战贡献”这一议题显示关注，如《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寻求书写历史的更大权力，中国揭露二战纪念阅兵活动安排》（Seeking Bigger Hand in Writing History， China Unveils WWII Parade Plans）的主要解读框架即在于此。但是若回溯过去20年来的西方媒体报道、学术研究，检视当下如Quora等境外知识型社区对“二战中的中国”的讨论，可见“中国二战贡献”这一框架并非主流：对二战中的中国形象刻画多从中日关系角度入手，中国作为二战时日本战争暴行的受害者出现，如南京大屠杀、慰安妇、教科书等事件都为这一形象不断背书；论及二战胜利的国家贡献，境内外社交媒体上的网民认知指向美苏；论及中国抗战，西方学者与境内外网民则偏好比较国共抗战贡献大小。因此，若要向世界强调突出我国在二战中的重要地位与贡献，有必要充分发挥历史学者的作用，在认知体系构建上抹除“二战”与“中国抗战”的概念区隔；利用境外地方媒体，打破国际性境外媒体“国益论”下形成的中日关系报道框架；在对外报道中发掘东亚地区抗战贡献，以东亚国家二战贡献强调我国贡献，以避开“中日历史争端”引发的“中国威胁论”陷阱；强调“全民抗战”的意义，避免落入“国共抗战贡献比较论”；采用多种媒体形式丰富报道内容，形成长期影响力。

　　一、境外媒体报道以中日关系框架呈现“二战中的中国”

　　分别以“China”与“World War 2/World War Ⅱ”为关键词，以1995 -2015为时间段在Ebsco数据库和Proquest数据库上分别搜索，梳理获取的64篇媒体报道，可见超过80%的文章对中国和“二战”之间的描述框架设定在中日关系上，仅有约10%的文章提及中国的抗战意义与贡献。这一“中日关系”框架在上世纪90年代业已形成，并伴随着现实国际格局中日本与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以及日本右翼力量不断增强、中日在钓鱼岛领土纷争出现，这一框架下中国在二战所遭受的日本暴行、日本对二战历史的态度等信息，被作为理解现实中日关系的背景知识，在西方媒体中被不断再生产。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中日的二战历史遗留问题将继续成为他国民众看到“二战与中国”的重要角度。

　　具体而言，2000年之前美国媒体报道以日本是否道歉、是否承认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等问题为主要关注点，基本立场为谴责日本在二战中对中国犯下的罪行，认为日本应该道歉、正视历史，以免给亚洲各国关系带来阴影。尤其亚裔作家张纯如《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在美国的热销引发了1998年－1999年《纽约时报》等媒体先后刊登系列关于南京大屠杀、同情中国的报道。2000年后，尤其在2005年中国反日游行爆发之后，尽管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否认慰安妇等事件仍然是媒体报道的主要内容，但报道视角逐渐转变为中国要求日本道歉、有意煽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中国的行为和中日紧张关系容易带给亚洲不稳定性。如2014年7月《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中国报纸在七十年后刊印日本战犯的认罪书》（Chinese papers run confessions of Japan’s war criminals — seven decades later）将矛头指向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并以“日本不肯面对历史”反讽中国不肯面对“文革”等历史，指责中国不应总要求日本道歉。

　　这一冲突性的中日关系报道框架在美国等西方媒体报道中不断复制，所展现出“二战中的中国”是战争受害者形象，但在上世纪90年代这一形象作为报道中的“客体”存在，以佐证日本如何在二战时施加暴行；在本世纪后作为报道中的“主体”存在，以显示我国如何在历史问题上利用民族主义情绪谋求国家利益。在本文看来，其主要原因不仅在于中日关系的冲突性本身具有较强的新闻价值，还在于这一框架的两个主角“日本”和“中国”恰恰分别在上世纪90年代和当下对美国构成经济等领域的挑战——如上世纪80年代日本提出了走向世界大国的构想，90年代前半期日本与美国的贸易顺差进一步拉大，双方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当前中国经济已跃升至世界第二位，美国拟定“重返亚太”等战略以制衡中国。这一框架无论被用来勾勒日本强势、侵略性、非正义的国家形象，还是被用来描绘利用战争受害者身份不断攫取政治经济利益、制造亚洲不太平因素的中国，都能够切中美国利用话语抹黑对立国家、确立己方各项政策实施的合法性的需求。正因如此，根据当前中国所处的国际格局，可见中日关系这一框架仍将被用来勾勒二战历史上的中国形象，并且这一形象将从“受害者的中国与施暴方的日本”逐渐转移到“利用历史攫取利益的中国与不断让步的日本”上。

　　二、“二战贡献论”主角为美苏，“中国抗战贡献”比较国共差异

　　出于强调本国战场的重要性，来自不同国家的二战史学者论述角度有所差异，但是都基本对美苏的作战贡献予以肯定，对中国战场尤其是中国抗战对二战整体的胜利的贡献少有提及，譬如由英国学者李德·哈特所著的权威二战史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即为其中代表。这一视角在境内外社交媒体上同样得到呈现。

　　如在Quora等知识型问答社区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主题下美国与苏联的二战胜利获得普遍承认，美苏也被认为是二战胜利的最重要因素；若进一步搜索与“中国”相关问题，可见其中同样采用了分析中日关系、描述中国遭受的苦难的视角，并且不认为中国取得了二战胜利，更不会谈及中国的贡献。在国内知乎网站上讨论二战胜利哪些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时，大多数答案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并有观点认为，若非美军投下原子弹、美苏对中国的支持，仅凭中国一己之力绝无可能战胜日本（见“如果美国不用原子弹轰炸日本，日本会不会战胜中国”“中国能否独立赢得抗日战争？”等问题下的回答）。由此可见，中国的“抗战胜利”、中国的贡献并未获得境内外社交媒体网民的普遍认可。

　　国外学者对中国抗战史的研究主题，以及境外媒体、境内社交媒体对中国抗战史的讨论议题，则主要局限于对国民党、共产党抗战贡献的比较，未能从二战的全局角度分析中国整体的二战贡献。

　　根据历史学者王克文在其《欧美学者对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的研究》一文中梳理发现，长期以来中国抗战史领域的欧美学者基本将抗战史视为中国革命史的一个阶段，对其研究集中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过程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抗战活动。而纵使有研究者从二战全局的角度将中国抗战纳入分析，但最终仍落笔于对国民党、共产党抗战贡献孰大孰小的比较，如英国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拉纳.米特的《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等著作。这一视角同样在涉及中国抗战贡献的西方媒体报道中得到呈现。尽管早在1994年《纽约时报》刊登的对约瑟夫·华伦·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自传的书评中就涉及到这一议题，但直到2015年6月西方媒体报道较多涉及中国抗战意义时，这一议题方普遍出现，并成为这些报道的主要框架。境内社交媒体上同样呈现这一趋势，伴随抗战胜利系列纪念活动信息的发布，抗战史成为境内论坛、微博、微信等平台的关注热点，其中同样较多出现了质疑共产党的抗战成绩、宣扬国民党将领的抗战贡献的议题。

　　综上可见，境内外学术研究与社交媒体上对二战贡献的讨论，中国被排除在外，对中国抗战意义的讨论则偏移至比较国共抗战贡献。若进一步检视，可见这些讨论所依托的概念结构中，“中国抗战”已被剥离出“二战”范畴，由此就难以在二战整体意义下完成对中国抗战贡献的讨论。如国内网民对于“二战”这一话题下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中国本土战场即中华战区的胜利则被划归“抗战”话题。以知乎网站为例，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贡献探讨时，中国很少出现在此议题下；而另一个“抗日战争”主题词下，“贡献论”的讨论则着重对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比较，并未将中日之间战争从二战史的角度评估中国的贡献。曾在中国明史领域著述颇丰的爱德华·德雷耶（Edward L. Dreyer）的《战时中国：1901－1949》(China at War ：1901－1949)一书中也可见到这一概念区隔，该书将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参战之前的在中国本土的对日作战界定为“抗战”，而将1941年之后划归“二战”，由此将中国本土的抗战活动从二战中剥离出去。

　　三、重设议题，在对外报道中更好发声

　　一个国家的历史性国际地位、国际作为对于其当下国际影响力有重要意义：这一历史既可被用来作为获取更高国际地位的背书性证据，也可被其他国家用来遏制本国国际地位的获取，或从国际话语场域削弱本国国际地位。因此，对一个国家而言，若希望能够进一步在世界范围内拥有更大影响力，不仅需要当下该国国家软硬实力的支持，同样也需要获取国际对其历史合法性的承认。正因如此，对于我国而言，在当下要求国际认识到并认可我国的二战贡献、我抗战的重大意义，显得极有必要。

　　但通过前文分析可见，在当前境内外媒体、学术研究，乃至网民的认知体系内，我国抗战贡献并未能获得普遍性认可，甚至与我方口径产生巨大偏移：一是对二战中的中国形象认知，仍仅将中国界定为“受害者”角色，这一角色在当下甚至被移用佐证“中国威胁论”；二是对中国二战贡献的认知，要么否定中国的贡献，要么聚焦于比较国共两党差异。这一呈现结果的产生，既受到国际格局变迁下，占据话语主导权的美国等西方媒体对中日关系报道的“偏爱”影响，也与目前“中国抗战”被从“二战”领域中剥离成为单独议题这一情况有关。

　　若要让世界认识到我国二战贡献，必须要扭转现有境内外普遍性的认知状况，这将是一个“重写”历史、夺取二战史话语权的长期过程。本文认为可从以下四点着手：第一，在历史学领域有意识地组织围绕中国二战贡献的讨论，以论文集、学术会议、特定期刊、书籍出版等形式长期展开，抹除“中国抗战”与“二战”两个领域的区隔，将学术界对抗战的中国革命史的关注转移至国际视野下中国二战史上。考虑到美国等西方媒体的相关报道中引用的信源多为历史学者，从学术研究领域入手能够扶植利于我方的意见领袖。此外，据王克文研究可知，国外学术界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关注恰源自1979年薛光前主编的《抗战中的国民政府》论文集，对我国抗战的世界意义的学术关注也必然需要从有组织的研究与成果出版计划入手，使这一话题固定为特定学术领域，获得历史学知识体系上的合法性。

　　第二，充分利用境外国家地方媒体、社区媒体，挖掘当地二战老兵与中国之间的故事，突出中国抗战的重要意义。前文曾分析国际影响力较强的美国等西方媒体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围绕“二战与中国”的报道，仍从“国益论”出发囿于中日关系的报道框架。相对而言，美国犹他州的《德萨律报》曾在2015年5月30日刊登了《维护和平：犹他州纪念二战中美联盟》一文，对于中国和美国联手取得二战胜利这一历史表示追忆，对中国的抗战贡献进行了肯定。因此，境外一些影响力相对有限的地方媒体反而可能成为我方观点传播的切入口。

　　第三，发掘东南亚国家在二战期间的抵抗历史，在我国对外报道中将东南亚国家的对日抗战活动纳入其中，有意建立东亚地区二战胜利纪念同盟，从东亚国家二战贡献入手，突出中国的贡献，遏制西方媒体在中日历史争论框架下炒作中国领海争端的军事威胁论的可能性。并强调“全民抗战”的意义和贡献，避免落入既有的“国共抗战贡献比较论”的陷阱。

　　第四，借助新媒体平台，围绕“我国在二战中的贡献”这一主题展开长期、多形式、多层次报道，使其成为常识性材料。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借由张纯如的《南京暴行：第二次世界大战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在美国的畅销，南京大屠杀在西方媒体报道中成为“二战中的中国”标志性符号，如《纽约时报》接连数月刊发书评、消息、社论等多种形式报道，全方位对南京大屠杀加以介绍，使得“南京大屠杀”这一事件能够成为当前西方媒体相关报道中的背景性材料，不必辅以更多文字介绍。而在当前媒体环境下，民众的媒体使用习惯已然发生变化，有效传播有赖多种媒体形式的综合使用。今年俄罗斯红场阅兵期间，《华盛顿邮报》曾推出对苏联二战贡献的系列报道，不仅在网页中插入1945年德国投降后苏联红场欢庆的视频，还专门制作短动画显示与其他国家相较苏联在二战付出的巨大代价与牺牲，这些系列报道下的网民评论中对苏联的牺牲表示了认可与赞扬，显示这一报道形式的有效性。

　　崔远航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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