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剧走出去的现状与思考

　　和其他艺术门类相比，中国话剧在海外的演出相对较少，一般认为，话剧走出去是不太容易的，因为它十分依赖语言，而语言是走出去的一大障碍。再者，话剧的形式源自西方，民族特色似乎要弱些。另外，演出一场完整的话剧所需的时间较长，这和戏曲的折子戏或短小的杂技节目等大不一样，其包括的内容也要丰富得多，或许会令外国观众难以理解。这种种的原因成为了话剧走出去的羁绊。国外的戏剧作品来华演出的很多，特别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每年都可以欣赏到为数不少的国际戏剧演出，相比之下，中国话剧的海外演出实在是太少了。

　　上世纪80年代北京人艺的话剧《茶馆》曾在德国、法国、瑞士三国演出，取得极大的成功，但《茶馆》的成功并没有更多地带动话剧的海外演出。虽然之后有些话剧作品也到国外进行了演出，但多数是政府交流，让中国的话剧如同来华演出的外国戏剧那般以商业演出为主，似乎还有不小的距离。

　　一、中国话剧走出去的艺术水准

　　令人欣喜的是，新世纪以来中国话剧海外演出的壁垒正逐渐被打破，话剧走出国门进行商业演出的步子迈得越来越大。不仅演出的剧目越来越多样化，而且海外观众的接受程度也越来越高。原来我们认为是重要障碍的语言、文化背景等，正随着世界对中国认识的不断加深而消解。

　　基于这样的大背景，在海外演出的剧目选择上，我们不再刻意挑选那些内容简单的作品，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作品的艺术水准，努力地向国外的观众呈现出当下中国的生活场景和艺术成果。

　　2014年，由国家话剧院出品的话剧《活着》在德国上演。这部根据余华同名小说改编的戏剧作品由孟京辉导演，著名演员黄渤和袁泉主演。孟京辉用自己的理解诠释了这部作品，大量地使用了实验戏剧的多种手段，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活着》在德国柏林德意志剧院和汉堡塔利亚剧院演出，这是中国当代戏剧首次进入德国主流戏剧界。《活着》演出时配有德文字幕，观众看戏时很投入，情感随着角色的起伏而起伏，并没有因为文化的隔膜而影响对它的接受。

　　小说《活着》曾于2004年荣获法兰西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也曾经由张艺谋改编成电影上演，被译成英、法、德、俄、意、荷等多国文字，欧洲观众对这部作品并不陌生。这部小说反映了当代中国几十年艰难的历程和人类的生命状态，表现了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由此体现出作品的主旨：“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

　　孟京辉的戏剧在国内以先锋著称，他的作品和传统的话剧有较大的差异，充满现代意味。他的《恋爱的犀牛》曾在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演出；大型多媒体剧《堂吉诃德》曾在西班牙演出；多媒体诗剧《镜花水月》曾在墨西哥演出；喜剧《两只狗的生活意见》曾在美国演出。这些作品向海外展示了目前中国话剧艺术的水准，获得较大的成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恋爱的犀牛》，这是一部在国内很受欢迎的话剧，表现了年轻人对爱情的思索，剧中有大量的北京俚语，这通常被认为是海外演出中难以逾越的巨大障碍，但这部作品在澳大利亚演出时，却获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反响。这一方面固然是和翻译的出色表现分不开，另一方面也说明真正好的作品是不乏知音的。

　　在这种大趋势下，中国的话剧在海外演出的数量不断增加。国家话剧院是到海外演出比较多的剧院，先后到过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50多个城市演出，演出场次近百场。如根据中国民间传说改编的话剧《青蛇》，曾在南非和欧洲演出；根据著名作家张爱玲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红玫瑰与白玫瑰》到过法国演出；描写中国唐代著名诗人的话剧《杜甫》，曾在丹麦、以色列演出；由赖声川执导的规模浩大、演出时长达8个小时的话剧《如梦之梦》，曾到新加坡演出；直面现实、具有批判色彩的话剧《这是最后的斗争》曾到越南演出等等。虽然演出的数量并不算很多，但却是中国话剧迈向海外演出市场坚实可喜的一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在海外的演出也不少，如有怪诞色彩的黑色喜剧《秀才与刽子手》曾到俄罗斯演出；原创肢体戏剧《人模狗样》曾到罗马尼亚和奥地利演出；表现中年人生存状态的话剧《卡布其诺的咸味》，曾到日本、意大利演出；将鲁迅的《孔乙己》《祝福》等几部小说串连到一起的话剧《鲁镇往事》，曾到德国和加拿大巡演；同样是根据余华的小说改编的《兄弟》也曾到以色列演出。去年，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在德国举办了首个儿童戏剧周活动，演出了《三个和尚》《小吉普变变变》和《三只小猪变变变》等儿童剧目。其中《三个和尚》是一部肢体动漫剧，融入了武术、戏曲、现代舞等多种元素，颇富中国韵味，让德国的小观众感性地了解了中国文化。此外，中国儿艺的《十二生肖》《西游记》等剧目也在加拿大、法国、哥伦比亚等国家演出，向世界展示出了中国优秀的儿童戏剧作品。

　　此外，其他的话剧演出团体也在积极寻求海外演出的机会。2013年，由南京大学出品的学生戏剧《蒋公的面子》在国内火爆演出后，应邀来到美国巡演，先后在旧金山、纽约、洛杉矶、休斯敦等地演出。《蒋公的面子》以南京大学校史为题材，通过1943年蒋介石兼任南京大学（时称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时邀请三位中文系教授赴宴的故事，形象地揭示了知识分子面对强权时的复杂心态。这出戏的编剧当年是南京大学本科三年级的学生，演员也不是什么大牌明星，舞美十分简陋，剧情又非常简单，全剧几乎是靠对话支撑起来的。但由于作品深入地挖掘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出了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而备受热捧。《蒋公的面子》能够在美国演出多场，说明海外观众对中国的文化怀有浓厚的兴趣。国内的戏剧院校，如中央戏剧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也多次到海外演出。像今天这样大规模的到多个国家演出的场景，对于中国话剧来说，是前所未有的。

　　由于中国元素在国外为大众所熟悉，虽然目前到海外演出的话剧有很多已不再刻意地强调中国元素，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向国外市场推广的项目中，含有传统中国元素的作品确实更易为观众所接受。国家话剧院制作的话剧《青蛇》，突出了东方禅意；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与俄罗斯艺术家合作的话剧《良辰美景》，描写了昆曲世家三代的悲欢离合，剧中穿插了大量的昆曲元素，在俄罗斯演出时颇受欢迎；以清末民初为背景、带有黑色幽默风格的话剧《秀才与刽子手》中运用了偶人、面具及戏曲成分，显得既传统又前卫，得到多国的演出邀请。

　　二、中国话剧走出去的途径和问题

　　近年来，随着中国整体实力的不断加强，中国话剧海外演出的渠道也在不断地拓宽。以往的出国演出多是受文化部外联局的派遣，而现在则多是以与国外剧团合作、参加艺术节，以及受演出商邀请进行商业演出的方式到海外演出。

　　通过参加艺术节或戏剧节到海外演出，这是目前中国话剧走出去的重要途径。如国家话剧院的《青蛇》参加过香港艺术节和南非艺术节；《活着》参加了德国莱辛戏剧节；《理查三世》曾代表中国参加2012年英国环球剧院举办的“环球莎士比亚节”，2014年又参加了美国纽约的“世界戏剧日”演出。2013年，北京人艺演出的莎士比亚的戏剧《大将军寇流兰》参加了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上海话剧中心的《人模狗样》曾参加罗马尼亚锡比乌国际戏剧节和奥地利林茨国际戏剧节，《漂移》参加过新加坡国际艺术节，《秀才与刽子手》参加过以色列特拉维夫戏剧节、《良辰美景》参加过俄国的契诃夫国际戏剧节，等等。国际艺术节成为了展示中国话剧艺术成就的绝佳舞台。

　　和国外的剧团联合制作话剧作品，瞄准海外演出市场，也是中国话剧目前走出去的重要方式。国家话剧院有多部作品都是和海外联合制作的，如与苏格兰国家剧院合作制作《青蛇》，此剧的舞美设计、灯光设计和作曲都来自英国，这本是一个中国传统的故事题材，与苏格兰合作旨在获得海外观众的认同。在这部作品中，中国的风格得到了格外的突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与美国合作制作的莎士比亚的喜剧《仲夏夜之梦》，导演来自美国，全剧充满现代气息，曾在美国巡演；与俄罗斯合作的《良辰美景》，其中导演、作曲、编舞全来自俄罗斯。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既有中国的元素也有俄罗斯的元素，既传统又现代。与丹麦合作的莎士比亚的另一部作品《暴风雨》，融合了喜剧、哑剧、肢体剧、杂技、魔术、音乐剧等多种不同类型的舞台表现形式，在舞台上营造出了一个洋溢着魔幻色彩的世界。在演出时，《暴风雨》全部使用英文对白，丹麦的两位家喻户晓的影视明星在剧中扮演重要角色，丹麦著名的小丑管弦乐队也加入演出，他们生动诙谐的小丑装扮和高超的演奏技巧，为全剧增色不少。此外，来自上海杂技团的演员在剧中高难度的杂技表演，不仅对于刻画人物有积极的作用，而且也营造出了剧中应有的魔幻意境，还富有中国特色，所有这些大大地提高了该剧的知名度。因此，此剧在排演阶段就备受关注。在丹麦演出时，演出受到热烈欢迎。和国外剧团、艺术家的合作，其目的主要是两个，一是借助他们的平台更好地走向海外市场；二是在合作中积极吸收别人的创作优势，使作品能够得到更广泛的接受。

　　上海的现代人剧社更是与伦敦圣马丁剧院建立了长期合作模式，他们去伦敦演出时，舞美、灯光和音响等设备均由对方提供，这样就大大降低了去海外演出的成本。同时，他们利用这个平台也能更好地了解海外市场的需求。这样的制作方式被称为“借船出海”，借助国外剧团熟悉本地演出市场的优势，通过与他们的联合，更能准确地对话剧演出定位，故而取得了比较好的演出效果。

　　目前在海外演出的中国话剧中，除了比例较大的表现中国当下生活的作品外，也有为数可观的外国作品。莎士比亚、易卜生、契诃夫、斯特林堡、布莱希特、迪伦马特等著名剧作家的作品不仅属于本国，也属于全世界。中国的话剧舞台上演出外国戏剧经典是一种传统，这些经典名剧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话剧舞台。用中国的方式去演绎世界名剧，也是外国观众非常感兴趣的话题。《理查三世》是莎士比亚著名的历史剧。由国家话剧院出品、著名导演王晓鹰执导的《理查三世》，将原著的历史背景改为中国古代，是一场关于野心和权力激烈交锋的故事。剧中大量使用中国元素，既有传统戏曲的唱念做打，又有民族打击音乐，还有国画、书法、民族舞蹈、传统服饰以及三星堆的神秘图腾等。在舞美设计上，采用富有写意色彩的简洁空间，洋溢着中国文化的韵味。同时又充满现代感，彰显出莎士比亚戏剧的世界性。此剧曾在英国、丹麦、马其顿、美国等国演出，获得观众的赞赏。此外，像中文版的英国著名推理戏剧《捕鼠器》和莎翁戏剧《无事生非》也都十分吸引海外观众，中国人对世界经典的诠释令他们颇感兴趣。

　　中国话剧走出去的方式有多种，不仅包括剧目整体出国演出，也有在海外排演中国话剧。如国家话剧院著名导演田沁鑫于2005年和2007年先后在韩国排演了《生死场》和《赵氏孤儿》两场话剧，这两出话剧都是田沁鑫的代表作。前者是根据著名女作家萧红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描写的是东北抗日的故事；后者是根据同名元杂剧改编的话剧，讲述的是程婴、公孙杵臼等义士救孤的故事，表现了正义与邪恶的斗争。田沁鑫的《赵氏孤儿》较之原著有较大的改动。《生死场》和《赵氏孤儿》在国内很受欢迎。田沁鑫在韩国排演的两个剧目均由韩国演员演出，其中《赵氏孤儿》连演20场，场场爆满，这对于中国话剧是很大的肯定。在国外用中文演出中国话剧的情况也不少见。如2012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中国留学生就自筹资金排演了话剧《我爱桃花》。《我爱桃花》是著名编剧邹静之的作品，它的题材来自于中国古代流传很广的冯燕杀张婴之妻的故事，表现了一段古今交错的爱情故事，将人类的情感困惑呈现在舞台上，有深度，有新意。北京人艺曾以小剧场形式演出此剧，演出超过100场。留学生的话剧演出虽有玩票的性质，但对于传播中国文化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中国话剧要走向世界，要被国际广泛地接受，还有很多需要我们做的事情。一是要有好的戏剧产品。要让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各国观众认同、接受中国的话剧，就必须努力去适应海外的文化需求。适应不是迎合，而是找到两种文化的契合点，这对于推广中国的话剧是十分重要的。同时，我们要不断丰富话剧的内容，创新表现形式，以增强中国文化的吸引力和国际影响力。二是要建立与国际市场相适应的运行机制，在深入了解国外的演出市场机制、运作手段的基础上，争取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市场销售渠道。现在中国话剧的海外商演，基本都由国内演出商与国外的演出商对接，国内只负责提供戏剧产品，其他的概不参与，这样就很难直接接触到海外观众，始终对海外市场是隔膜的，不利于长期的发展。今后，中国话剧的海外演出还要更多地参与到项目运作的各个方面，尽快熟悉海外市场，以便将更多优秀的话剧作品推广到海外。

　　王永恩 北京师范大学戏曲文献学博士后、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