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媒体关于中国“高考”报道比较分析

　　每年的6月7日、8日，总是中国人民最关注的时刻。此时，全国数以百万计的学生将会奔赴决定人生命运的“战场”。这不仅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整个家庭甚至整个家族的战斗。这场战役的名字就是“高考”。

　　不同于中国的浓墨重彩，西方对于“高考”的定义就没有那么明确了。美国学生通过SAT、ACT进行水平测试，但考试时间跨度大；英国学生通过A-level（等同于中国高中会考）和递交材料进行申请；德国没有高考，学士课程不设限，实行“学分制”。

　　中西方对待进入大学的考试完全相反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西方媒体对于中国“高考”的关注。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极为新颖而又难以理解的产物，相关报道层出不穷。6月7日、8日的“高考”，似乎成为全球媒体的宠儿，站在不同教育背景下的媒体人，对于“高考”这件事，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声音。

　　中西方媒体关于中国“高考”的报道究竟有何不同，造成这些不同的根源又在何处，这正是需要解读的部分。

　　一、浅层解读：从文本呈现看差异

　　中西媒体在“高考”报道上差异明显，中国媒体似乎形成了一种常规化的形式，只报道现象而不做评判，而西方媒体则本着批判的态度，对中国的这种体制意见颇多。如果说中国是理性的记录者，那么西方则是感性的战士，两者的观点态度从字里行间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从标题上来看，中国标题更为具象化，组成元素比较多元化，信息点丰富多样，“所见即所得”，通过标题能够直观地了解新闻内容，指向性明确。西方标题更为抽象化，组成元素单一，仅为学生和考试，通过标题并不能够直接看出新闻内容，只能了解报道事件大致是什么，在标题的用词上也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传递立场明确。

　　分析中国媒体使用频率最高词可以得出，中国媒体所关注的重点在于学生参加考试人数、注意事项、时间信息等与高考相关的基本信息，以及家长、社会（省招办、教育部）等与高考的联系。切入角度主要为“惠民”，将学生、家长和社会等联系起来报道，也反映出高考与整个社会的联系，更为突出显示“全民高考”。

　　从西方媒体使用高频词可以看出，“高考”作为一个固定事件形成了西方媒体的关注，“GAOKAO”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出现，文中解释为“CHINA SAT”。西方媒体关注高考事件本身对外界的影响，从感性的角度对高考进行定位。

　　中国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此事件已成为常规事件，报道框架相对固定。由于跨文化的新闻报道中存在话语倾斜和话语缺失等现象，外部成员在同一事件报道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报道框架。

　　中国媒体主要以“高考开考，参加考试人数众多”、“考试新政策出台，考生应当注意事项”、“考试结束，填报志愿时间和成绩发布时间公布”、“专家分析试卷，点评考题”等为报道框架；西方媒体主要以“中国高考制度应进行改革”、“深入中国校园，通过个例评价”、“中国学生存有作弊现象，包括考试作弊和申请材料作弊”、“质疑中国学生学习能力，为考试而学而不是为学习而学”、“认为高考制度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等为报道框架。

　　二、深层探寻：从传播学角度看成因

　　1.刻板印象和话语偏见影响西方对高考新闻的构建李普曼曾说：“我们不是先看见，才确认。我们是先确认，才看见。我们认识的，都是从文化中的固有形态里提取的一些意见。”西方媒体在报道“高考”时，便是一个确认到看见的过程，在潜意识中便已经对高考产生了定向性思维，反映出其刻板印象。正是刻板印象的客观存在，导致了话语偏见在报道中凸显。

　　BBC形容高考是一年的高潮，学生不停重复过去的知识，但几乎所有人都接受了这种“影响学生创造力”的方式。它使用大量负面词句来形容高考，在最初就已经将“高考”定义为一个不够先进合理的机制，文章描述中国学生为高考而历经磨难，以佐证其方式不合理性。在报道过程中，它就已经带入了本身的价值评判和好恶情感，或隐或现地体现着其判定与假设，提出如果高考不变革，那么中国经济将无法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由于先入为主刻板印象的存在，因此西方媒体在报道过程中大量采用抽象性的形容词和状态动词。西方在选材上也只是取其所需，来确认自己的判断。文章给高考下定义后，采访对象仅仅是高三学生，并且在针对学生的报道上，对于勤奋认真、力争考取好学校的学生就描述“生活艰苦单调”，对于对高考重视程度不高的学生就形容为“打破陈规”。

　　刻板印象导致西方媒体在报道上呈现话语偏见的状态，而持有话语偏见所报道出来的新闻又进一步加深了西方媒体对高考的刻板印象。因此，这种循环往复的过程导致了西方媒体对高考的报道呈现出强烈的情感立场。

　　2.“把关人”理论导致中西媒介在新闻选择上的差异

　　“把关”（gate-keeping）即新闻筛选过程。社会上存在有大量的新闻素材，新闻传播报道不能够做到“有闻必录”，而是一个取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媒介成为了一个“关口”，传到受众的新闻只是众多的少数。在新闻“把关”过程中，社会主义媒介认为新闻报道也是一种宣传活动，具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导向作用，并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资本主义媒介则极力否认新闻报道具有宣传性，通过标榜“独立性”或“中立性”来掩饰自己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工具。

　　西方媒体在传播过程中会一定程度渲染自身社会繁荣、民主和自由，因此主要通过对高考制度的批评和高考重要程度的弱化入手，如提出研究表明学历背景对找工作影响降低。将高考改革不彻底作为中国循规蹈矩的例证，以表明西方不断变革的前瞻性；对高考中的作弊行为和取巧行为进行揭露，表明高考存有不公正性。西方对高考的报道主要以负面呈现为主，以变革者的状态出现呼吁中国改革，实质上是在宣传其自身的优越性。

　　中西方在新闻取材的过程中体现了“把关人”的实质：大众传媒的新闻或信息的生产与传播总体上是传媒组织的立场和方针的体现。中国既宣传了政策，又服务了考生需求；西方新闻既指明中国高考问题所在，又显示了自身体制的优越性。虽然两者看似都较为客观，但这些都是新闻进行选择后的结果。

　　3.“培养”理论影响中西媒介在新闻模式化报道下的差异

　　“培养”理论即“培养分析”（Cultivation Analysis），它认为社会成员要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存在和发展下去，就需要社会成员对客观事物有大体或接近的认识。中西媒介通过对“高考”的记录和传达，形成了一种较为固定的报道模式，以实现人们认识的共通。

　　中国在高考的报道上着重于信息的传递，不对高考本身发表任何看法，而是通过对高考时间、答案和试题分析等各种信息的提供，形成一种统一的“和谐”模式。中国将6日报道为“踩点”、“高考须知”等，7日为“XX万学子奔赴考场”、“爱心服务”等，8日为“作文题分析”、“高考成绩查询时间”、“志愿填报”等，形成了常态化模式，报道紧紧围绕信息服务进行。因此，在中国人心中达成了关于高考新闻报道的共识，信息的提供贴合于考生、父母及老师的需求，它体现了媒介讯息系统的整体倾向性，反映了信息服务对此类人群的重要性。

　　西方在高考的报道上着重于事件评论，以深度报道为主，通过举例子讲故事的方式，表现中国学生备战高考中的生活情况及学生对于高分的渴望。西方所刻画的“高考”是“一成不变”的，指出教育体制不合理影响学生生活状态，形成了西方受众的固有印象。外媒报道所援引的材料趋同，体现出外媒在高考事件上认识趋同。

　　中西方媒体并没有通过说教的形式使得受众接受，而是以“呈现事实”的形式进行传递，通过这种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认识，形成“主流”想法。

　　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由于中西方价值文化等方面差异巨大，所造成的报道迥异难以避免。在媒介融合的全媒体时代，文化融合成为发展大势，媒体承担着消除差异、增进了解的职能。在下一步传播过程中，中国媒体应当打破传统惯性报道模式，注重国家形象的建构与输出，力争消除误解，将自身从误解困境中解救出来。

　　「参考文献」

　　①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②王海：《西方传媒对外报道策略》，第1版，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

　　苏梦奇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