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中国观”的形成与演变

　　法兰西民族大概是欧洲人中对中国怀有最为特殊之情感和认知的民族。

　　法国是最早向中国派出传教士的欧洲国家之一。大约十三世纪，法王圣路易就曾派出卢布鲁克（Guillaume de Rubrouck）前往拜访成吉思汗，试图与中国联手对付穆斯林。而出生于北京的景教（即基督教）教士索玛（Rabban Sauma），也被法国人认为是中国派往巴黎以求会晤法国国王菲利浦的使者。中国在当时被法国视为一个神奇的国度。马可·波罗的远东冒险传奇当时已经传遍欧洲，在法国更是受到特殊欢迎。其第一个印刷版本就是法语的。1685路易十四派出的5名传教士终于抵达康熙的宫廷。他们从北京发回大量有关中国的信息。由此，法国成为欧洲国家中首创“汉学”这个名词的国家。当时的中国影响了欧洲和法国最时髦的生活方式。我们今天到巴黎旅游时会发现，当时法国的文豪巨擘家中往往以装饰一间“中国厅”为傲，里面无非摆设了一些中国瓷器（其中还有不少是法国的仿制品）和家具而已。中国文化精髓中的琴棋书画其实法国人还没有挨上边呢。我曾参观过曾随法国军队进入北京的作家洛蒂的故居。他不仅装饰了一间“中国厅”，而且还曾在“中国厅”大办盛宴，参加者都必须身着“中式服装”（其实就是法国人想象中的中国服饰）。由此可窥“中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对于法国特别是上流社会所具有的某种特殊魅力。

　　此后，我们也知道在中法近代史上两国曾经直接发生过战争。鸦片战争之后，法国人一改伏尔泰时代对中国的崇拜，而代之以对被打败的贫困、落后的中国之蔑视和唾弃。我曾一一细读过法国报纸上对1896年李鸿章对法国访问的详细报道。令我吃惊的是，当时法国人对中国态度上的某种“精神分裂症”：一方面他们极端蔑视一个来自屡战屡败国家的“副王”（法国人将李称为“副王”）；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通过李的权势、地位，来向中国倾销更多的法国商品，特别是法国武器。于是，媒体便出现羞辱与拍马共存的奇特现象……

　　如果要对这个阶段法国人的“中国观”做一个总结的话，基本上可以用“黄祸论”来概括。中国人被视为“亚洲病夫”，是一个野蛮落后的民族；与此同时，因为中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而被视为对欧洲“文明世界”的一个威胁。

　　1949年中国完成了伟大的革命之后，法国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法国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再度对中国产生了某种“理想化”趋势。“到中国去”在当时成为一种时髦。法国左右翼政治家和学者都大量来到中国，其中包括未来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外长迪马、文化部长马尔罗、新闻部长佩雷菲特、哲学家萨特、语言学家罗兰·巴特等等。他们中很多人都撰写了访华观感。他们大多对中国革命赞不绝口。这一波对中国的好感浪潮在“文革”期间法国出现著名的“毛派”知识分子群体而达到巅峰，直到“文革”后期才开始逐渐退潮……

　　当时最为著名的，就是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著名“毛派”分子让—保罗·萨特高举被禁的《人民事业》刊物在巴黎街头叫卖的镜头。中国和毛泽东对法国知识界的巨大影响由此可窥一斑……

　　我从1990年底抵达法国出任《文汇报》常驻巴黎记者后，一直在关注法国媒体和舆论中的中国。应该承认，上世纪90年代初法国人对中国充满了敌意。这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1989的政治风波对中国的负面冲击是巨大的；与此同时法国知识界对“文革”的争论也因中国自身否定“文革”而开始被盖棺定论：支持中国革命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要么转身成为狂热的“人权主义者”而站到了反华的最前线（今天在法国最反华的知识分子中有着相当一大批的“毛派分子”，其最突出的代表就是绿党政客达尼埃尔·科恩-本蒂）；要么继续支持中国“文革”而在法国被边缘化。我认识的一位著名中国文学翻译家鲁阿（Michelle Loi，她的中文名字就是由鲁迅与阿Q组成）当时就公开向我表示她全盘否定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位热爱中国的法国文人完全不理解后来发生在中国的一切。

　　另一方面，法国也因左翼社会党上台而造成知识界对左翼执政的失望，再加上从美国里根总统和英国撒切尔夫人掀起来的西方保守主义浪潮也开始波及和冲击法国，法国知识界于是出现全面右转趋势。法国对中国也就开始了其“人权长征”的步伐，中国发生的一切都开始被从负面角度去解释。这就是我刚到法国时所面临的情形。

　　当时中国消息在法国媒体上很少见。少数见报的文章也大多是报道中国流亡海外的民运活动，或“中国即将崩溃”的消息。我认识的法国曝光度最高的汉学家让-吕克·多梅纳克当时就在法国全国到处演讲，其核心主题就是“中国何时崩溃”。多梅纳克自己承认的另外一个对中国形势的误判，是他认为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已经不再存在改革开放问题，而只有保守的中国领导层将中国引向苏联式的封闭统治这惟一的一种可能！法国另外一位著名的记者、曾在中国常驻五年的彼埃尔·阿斯基在评论多梅纳克的这两大对中国的误判时说：“在这样两个问题上误判，你还指望他对中国有什么正确观念？”问题是，当时多梅纳克是在法国红极一时的“中国问题专家”，颇有点“法国费正清”的味道。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法国的对华政策多次严重失误。法国总统府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曾将驻华大使召回国内，询问“中国共产党还能支撑多久”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法国社会党政府当时做出售台武器的决策（包括军舰与幻影战斗机），导致两国关系出现建交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也是因为法国当局在“汉学家”们以及法国媒体的影响下，对中国政局稳定性做出了严重误判。

　　在法国，民众对中国的印象首先来自于其常驻中国的记者，而其常驻中国的记者则大多以“汉学家”对中国的评判为报道中国的指南针。法国有三位最为著名的汉学家，除了多梅纳克，还有两位是弗朗索瓦·戈德曼和玛丽·奥斯曼。另外还有一位瓦莱利·尼凯。当时多梅纳克在法国社会科学院，戈德曼在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尼凯在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问题研究所，而奥斯曼则活跃在所有有关中国的学术领地及各种反华运动。他们几乎垄断了法国对中国的话语权。而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中国存有不同程度的偏见。其中多梅纳克、奥斯曼等公开自承“反华、反共”。

　　中国问题研究在这类“汉学家”们主持下，我们可以想象法国民众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会是何等模样。我经常与这些“汉学家”在法国电视、电台上辩论。在2005年法国电视一台新闻节目LCI的一次有关中日关系的辩论中，瓦莱利·尼凯居然声称，日本之所以没有在二战后向中国道歉，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她不可能忘记，德国不仅向共产党苏联道歉，德国总理还在共产党执政的波兰向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下跪……尼凯之所以要为日本侵略者张目，就是因为反华。而正是在这类汉学家们的刻意渲染下，法国记者往往对中国也执非常负面的观念。这种气氛一直到2008年达到了巅峰。

　　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次“新闻与东西方关系”研讨会做过一次演讲。我曾以法国著名的左翼报刊《解放报》在2011年前6个月中对中国的报道为例，说明法国媒体是如何通过“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式，来“客观地”诋毁中国的。在这6个月刊登的47篇文章中，23篇是人权问题，5篇西藏问题，5篇是中国工业发展中的负面现象如染污、罢工等，3篇有关国际问题，1篇与体育有关。这中间竟没有一篇是“客观”介绍中国的，全部是“负面”中国。惟一一篇可以算是“中立”的，是涉及李娜夺得法国罗兰·卡洛斯网球公开赛冠军的体育报道。不过当你读到标题时，你也就可以理解这篇“中立”的文章是何等样的，“李娜，一个单纯的反抗者”。文中充满对中国体育体制的恶意诽谤，将李娜的成功称为“反抗中国体育体制”的“成果”。在这种连篇累牍的负面报道冲击下，法国普通民众怎么可能对中国有一个正常的、客观的认识？我在法国出版了《与你一样的中国人》一书后，很多书展、书市和学校、企业邀请我去做讲座。观众听完我的讲座后的普遍反映是：“与我们在法国媒体上读到、看到、听到的中国截然不同！”

　　我曾经刻意调查了一下法国民众在他们的驻华记者和汉学家们常年熏陶下对中国所持有的普遍看法，共总结出三个结论：

　　一是中国是一个独裁国家，在这个国家里生活得比较好的都是共产党内部官僚（比如到法国访问并大量购物的都是中国的特权阶层）。而绝大多数平民百姓则都是挣着不足一美元的最低工资，挣扎在贫困线上下（这最后一点印象正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和中国游客越来越多地涌进巴黎而处于崩溃的边缘）；

　　二是中国经济的起飞是建筑在残酷剥削中国穷人、特别是农民工的基础之上的，这些农民工在中国经济起飞中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相反成为经济起飞的牺牲品。与此同时，也正是这些农民工的低工资严重损害了法国工人的利益；

　　三是中国继续残酷镇压西藏、新疆的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正生活在汉人的殖民统治之下，他们的语言、文化与宗教正面临种族灭绝的危险。

　　除了少数亲自到中国旅行并亲眼目睹甚至亲身体验过中国民众日常生活的法国人之外，这三点大致是多数法国人对中国的印象。甚至部分到中国旅游的人，也因为带着先入为主的观念前来中国，往往会得出与他们看到的相反的结论。比如我认识一位心理学家医生，她到中国来旅游后有一次对我说：“我一入境就被中国警方盯梢，他们派了一个所谓导游兼翻译自始至终一直跟着我。”显然中国人的过度热情被视为“监视”，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她还告诉我，中国“警察真多”，到处都是。我怀疑她看错了，因为我的印象是法国大街上警察要比中国多得多。她拿出照片为证。我一看，不禁哑然失笑：她把中国的保安全部当成了警察！

　　在法国媒体和汉学家们的“引导”下，中国形象长期处于负面状态，这就形成了“批评中国”成为某种“政治正确”的行为，而为中国辩护则是政治“不正确”的。政治正确问题我已经在多篇文章中介绍过，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一阅。当一个国家在法国陷入“被批判”是“政治正确”的时候，那么这个国家在法国的口碑就算完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法国在2008年时会出现一大批国民议会议员公开抵制北京奥运会的原因，也是法国把当时的总统萨科齐是否会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与中国是否同达赖进行谈判联系在一起的原因。在当时，只有一名左翼政治家让-吕克·梅朗松旗帜鲜明地支持北京奥运。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在总体上法国民众在整个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一直对中国持有相当负面的看法，但这也并不能否认在法国始终存在着一批理解并支持中国的民众和学者的存在。法国有很多非常善良的普通老百姓。他们仅仅就是出于对另外一个他们并不认识的民族的善意，主张对中国友好。我曾在《文汇报》上写过一篇文章，介绍法国北方的一批“什蒂人”，这些来自法国北方城市里尔的普通百姓真诚地热爱中国，曾为四川灾民进行了捐款和义卖。法国普通公众中间仍然有着很多中国的最真诚的朋友。这样的法国人，我还曾遇到过很多。尽管他们不是法国主流社会，但他们的真诚与朴实却令人感动。他们的存在，令人感到中法关系还是有前途的，中法两国民众还是能够成为真正的朋友的。

　　最近几年，随着中国的崛起越来越明显，法国人对中国的心态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一批新的汉学家——如撰写出版了批驳“中国威胁论”的《中国面临挑战》作者利奥纳尔·韦龙（中文名字魏柳南）等——正在出现，正在发出越来越响亮的声音。法国驻华记者也出现了另一种声音，如撰写出版了《中国的光荣三十年》的卡洛琳娜·普埃尔（中文名字蒲浩然）等。法国一批政治家也开始大胆地为中国发声，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前总理拉法兰。我曾在法国电视二台与拉法兰同台辩论“中国与我们”（指法国）。我本以为自己当然是节目中最支持中国的嘉宾，不料拉法兰对中国的未来更为乐观。他在节目中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年轻的时候，长辈们告诫我，你要关注一个国家，那就是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国家将伴随你的一生。今天我对年轻一代说，你们要关注一个国家，那就是中国，中国将伴随着你们的一生。”回溯几年前，一位法国政治家说出这样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充分证明法国对中国的观念已经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在鸦片战争前对中国执有某种极度的欣赏，甚至是理想化中国的倾向，而到鸦片战争后则成为一种极端的蔑视；1949年革命后法国再度出现某种对中国革命的“理想化”倾向，直到1989年后再度演变成对中国的某种“仇视”，认定中国是法国倡导的“普世价值”的对立面。今天的法国，则处于对中国观念再度发生深刻变化的前夜，法国对中国的认识正在全面“更新”的过程之中。“中国”对于法国人而言，几乎每一天都在变化之中。总的趋势当然是在朝好的方向在发展。原因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30多年后，在近代史上首次超越包括法国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的事实，大大冲击了法国人的“中国观”。法国人重新开始审视这个与他们如此不同（无宗教国家、非西式民主体制）但又如此相像（均自视为人类的精神灯塔、均嗜好美食和美女、均懂得享受生活和自然）的民族。应该承认，法国人的“新中国观”在碎成一地的情景下，正在重新慢慢构成。目前还在这一构成的过程之中。尽管眼下中国的形象在法国仍然属于“基本负面”。只是，这一“负面”形象看来已经不会再存在多久了……

　　郑若麟 《文汇报》前驻巴黎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