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 希望年轻人喜欢《抗日战争》

　　继写作《远东朝鲜战争》、《解放战争》、《长征》等产生广泛影响的作品后，军旅作家王树增6年磨一剑，创作出三卷本180余万字《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站在全民族抗战的立场上，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下，以重大战役战斗为轴，以重大历史事件及相关人物为经纬，突出反映并全景式地记叙1937—1945年这八年抗战中的主要战役战斗。对敌我双方统帅部的战役企图、计划，兵力部署，作战行动和战役经过，都做了详尽的记叙，特别是对战役战斗结局及其经验教训，能从军事学术的高度给以分析、总结与点评。

　　这部作品以波澜壮阔的文学叙述向最广大的读者解读中日之间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持久的战争。记录了中华民族在山河破碎、艰难困苦、牺牲巨大的历史现实下如何同仇敌浴血奋战，最终赢得了这场伟大的民族战争。对于这场残酷的战争所揭示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广大读者认识战争的本质在实践民族复兴伟业的今日中国，都有着巨大的认知意义和价值。

　　非虚构写作

　　王树增认为《抗日战争》更多的属于非虚构类文学。他理解的非虚构类写作具备三个特征。

　　非虚构。王树增写作时遵循的原则是连细节都不能虚构。他说：“我举个例子，如果说我的作品当中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他仅仅就是一行字，这个人也必须有过考察。去虚构一个张三李四王老五，这是不可以的。”正因如此，在王树增的作品中会出现大量注释。他说：“所有的都是有来源的，一定要给读者交待来源是什么。不然读者不会信任你。”王树增回忆自己在写作《朝鲜战争》时，他要写一个小小战役，双方就投入一个排的兵力，他也必须知道对方美军的排长什么时候进的朝鲜战场，他的驻地在什么地方，他叫什么，是黑人还是白人，是哪里人，甚至尽可能查到其家庭背景。他每写一部作品都会花大量功夫研读史料，他说这大概是非虚构类文学作品的魅力所在。

　　文学性。王树增认为文学是以历史事情为依托，去解读出人物的生存和精神状况。文学家去叙述一个事件，与史学家叙述事件的文字表情是不一样的。

　　为读者提供具有个性色彩的历史认知。王树增说：“这是我写作当中最大的难点，如果说收集与研读史料需要有耐心花功夫，那么，你要提供对历史的认知，提供独一无二的对历史的解读，这就需要作家具有多方面的素养，包括文学素养、历史学素养、美学素养、哲学素养、经济学素养、政治学素养等，这对作家本身综合性的素质要求极高。”

　　写给年轻人看的书

　　王树增说：“我虽然写的是历史，但是我永远是为中国当代读者而写，尤其是为当代中国青年而写，我希望青年人喜欢我的东西。老人在读我的作品时，他们是关照自己的历史，年轻人读不一样，他们没有经历过，他们会在我的引领之下去了解历史。年轻人其实是在读家谱，我觉得对一个年轻人来讲，把家谱烂熟于心会活得更踏实。一个人活着虽然生命非常短暂，但是你必须得知道你从何而来，你才知道你到何而去，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有这样的感觉，活的可能自在一些，安心一些，遇到生活挫折的时候他可能会坚强一些，不会做出非常幼稚和鲁莽的举动。”

　　民族心灵史

　　王树增一直在寻找心灵的感受，他希望自己的心理跟那段历史更加靠近，跟那段历史当中的中国人，跟那些前辈们的心灵更加靠近，他希望自己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和他们息息相通，体会到他们的激愤、他们的苦斗、他们的快乐、他们的苦难。

　　他认为无论写近代史还是战争史，他实际上是在写心灵史，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认为抗日战争是一个富矿。

　　王树增说：“抗战期间，我们最高的意识形态的核心就是拯救民族危亡，就是这个民族不能亡国亡种，不能沦落成异族的奴隶，就是要保持这个民族的自尊和它的生存权利。”

　　他说：“我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核心是人民创造历史。从抗日战争来讲，没有全民族的不屈服和全民族的精神不倒就没有抗战的胜利。这就是一个铁的事实。”

　　“一个民族做到‘不屈服’，不仅仅是说出三个字就完了，那需要多少人青山埋忠骨，多少人要付出的，而且几乎都是青年人，这样我们才能有资格说‘不屈服’。我们能够在历史当中寻求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对中国的今天和明天都是有用的。我希望年轻人读完之后，精神上能更强壮。”他说。

　　时尚北京：作为军人，您从事创作时有什么特别感受？

　　王树增：我作为一个军人作家，在写作当中有强烈的信念支撑着我。第一，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军人赴汤蹈火是天职，是义不容辞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在张自忠等军人在遗言或者书信中，都有一条，军人为国捐躯，这是天职。我觉得在和平年代的当代军人也需要这种血性。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给我们当代军人提供这种精神气质，让他们保持这种精神气质。第二，就是相信英雄。

　　时尚北京：能否谈谈您在写作过程中您特别感动的时刻？

　　王树增：我有一次写到华侨那一段，当时翻完档案后，就写不下去了，因为心里总是不平静。

　　中国的华侨从小背井离乡在国外打拼，当时国家又不富强，他们在国外的地位很低，挣的钱都是血汗钱，但是抗战初期，有的华侨真把所有的财产都捐出来。像陈嘉庚这些大财团的人几乎都是倾家荡产；一批最底层的华侨，哪怕是擦皮鞋的，做苦功的，能积攒一点就积攒一点，把钱寄回来，或者买一点药品寄到前线。

　　我记着我在档案里查到的一个细节：在越南有一个华侨办的小旅馆，旅馆里的几个中国妓女和老板商量，一个礼拜半价优惠，把房租所得和卖身钱，总共8000块，全部寄到部队。我将这些内容写到书里时，后面写了一段话，这些妓女实际上是最卑微的，最被人看不起，最下贱的。中国人是世界上少有的能够忍耐最卑微生活的种族，但是最卑微的中国人不愿意自己的国家也卑微。写完之后我写不下去了。

　　如果没有中华民族对集体荣誉感的追求，集体对自尊的追求，真是没有办法解释中华民族的历史。

　　时尚北京：能否谈谈您在写作《抗日战争》时您所看到的史实？

　　王树增：第一，抗日战争的爆发也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全面对中国进行侵略战争不是个偶然事件，也不是个突发事件，它是日本军国主义从近代以来的既定国策，他注定要这么做，只不过时间早晚的问题。

　　第二，我劝同志们好好读一读《论持久战》这个著作。你要知道《论持久战》写于什么时候？是写于1938年，仗还没有打完，刚刚开始打。但是毛泽东已经预见到整个的战争过程，包括战争的样式、战争的进程、战争的阶段和战争的结局。而且历史证明他的一切预见都是非常精准的。《论持久战》发表以后，不但放到蒋介石的案头上，放到国民党所有高级将领的案头上。蒋介石把它变了一句话叫做“以空间换时间”，就是说中国面对日本人的侵略《诉亡论》和《诉胜论》都是有害的。唯一可信的是持久战。在整个抗战的战略方针上，毛泽东的智慧对抗日战争的进程和最后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

　　最后，共产党开辟敌后战场是抗战当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武汉沦陷之后从1939年以后，正面战场上国民党没有发动任何一个主动进攻，我研究了几十场战争，都是日军进攻了我们去防役，没有主动进攻，当然和我们的军事力量素质也有关，顶住压力算不错了。但是日军永远担心的是，日军没有后方，没有后方的军队下场是很悲惨的。日本作为一个已经实现近代化和现代化装备的大规模军事武装集团，他没有打过这样的仗，没有后方的仗，他没法打，所以日军永远得保持几十万的兵力放在后方，那么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相互协调才能够实现持久战。

　　另外，我书中记述了正面战场几乎所有的战役，而且我高度评价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英勇不屈、前赴后继、不怕牺牲的作战精神。我引用史料档案提出了很多这样的事迹，往往有些章节读起来让我们潸然泪下，那么多将军，数百万将士，都为国捐躯了。那些将军都是令我们肃然起敬的。我认为就是这些不屈的军魂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民族精神的脊梁，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今天的中华民族。

　　文：本刊记者 陈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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