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装人的抗战情结

　　记著名时装企业家陈慧华一家人的抗战故事与情结

　　北京大阅兵让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天安门，抗日战争再一次把人们带回战火硝烟的岁月，峥嵘70年对于一般人来说已经很遥远，而对于陈慧华来说仿佛还在眼前，就在身边。陈慧华是北京著名的时装品牌企业家、北京市劳动模范，她的丈夫谢延波当过兵，曾经也是杂志社的高级编辑和摄影师，他们的父辈是参加革命的老领导。陈慧华一家人有着浓厚的抗战情结和曲折难忘的抗战故事。9月3日当陈慧华亲身站在天安门广场参加阅兵式时抚今追昔，心潮澎湃，感慨万端。本刊特别以《时装人的抗战情结》采访讲述陈慧华和她的父辈一家人的抗战情结与抗战故事。

　　陈慧华 亲历阅兵 我为祖国的崛起骄傲

　　陈慧华是北京知名时装碧艾尔品牌的企业家。她还身兼数职：她是中国侨联委员；她是北京市第十四届人大代表；她是北京市侨联常委；她担任过政协委员也是北京劳模。这次阅兵作为北京市东城区劳模观礼小组的组长，她很荣幸亲自见证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大阅兵。

　　她说：“9月3号阅兵那天，当李总理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升国旗、唱国歌后，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广阔的蓝天中自由的飞扬，在世界各国领导、四面八方的万众瞩目之中，站在气势恢宏的广场部队前，现场大家一起合唱着激情豪迈的国歌，我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讲到这些的时候，我能感受到她从眸子深处流露出的那份对祖国诚挚的爱。其实初见到慧华的时候，我认为她是带有一丝凌厉的，短发、高挑，黑色高跟鞋、黑色长裙和黑色针织衫，干练、果断，很有女强人的风范，却也略显距离感。沟通后才感觉到她是豪爽、热情，饱含大爱和大义的。她是生意人不假，可在她身上却保留有浓重的家国情怀。她常常告诉自己的员工有国才有家，先有大家才有小家。她把家国一体的情怀深深的融入进企业文化之中。

　　她告诉我“我身兼各种社会职务，这不仅是个人的荣耀，更是我对社会的责任。无论是担当人大代表也好还是作为政协委员也好，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能让百姓生活的更好，能真正为他们做一些实事，让自己发光发热”。她声音很洪亮，讲到这些的时候也是坦坦荡荡，她的话语在整个空旷的屋子里震颤着回荡。在她身上可以看到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就像孟子所说的那种“兼济天下”的情怀和理想。

　　一提到阅兵和抗战她就情感爆棚、神采飞扬，慷慨激昂。

　　到现在回忆起参加阅兵的经历，慧华还是兴奋不已。“作为东城区的劳模代表，我们在9月2号下午的两点就在工业大学建国饭店集合，9月3号早上3点半起床，4点50分出发，一路坐汽车又倒地铁，从地铁出来经过安检，走到天安门广场上的时候已经是8点20分了”。

　　她说：“当我们穿过昏暗漫长的地铁，走出来看到梦寐以求的阅兵场地时心里特别激动，我亲眼看到我们国家最先进的大炮武器，最先进的部队装备，看着军人们笔直挺立、英姿飒爽的军姿，我觉得是我终于盼来了期待已久的阅兵。而对于我们的国家来讲，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现在，我们国家终于由落后挨打的东亚病夫变得强大和富强。我们一群大人像孩子一样放肆的在天安门广场上欢呼、留念，四处奔走。”

　　她顿了一下，看着我，“你能感受到那种骄傲吗？”

　　我没有回答，可是眼眶湿润了。

　　慧华跟我提起她小时候的事情，她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出生于六十年代，没有亲历过战争，可是那个岁月里还处处保留着战争的创伤和对革命的热情。她说我们从小就是唱着打鬼子的歌长大的。她跟我讲了一个故事说她的母亲去买混合面儿，排队的时候被日本鬼子用枪托打过。当时在北京居住的好多居民都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她说我母亲都80多岁了到现在提起日本人还是咬牙切齿，她恨了日本人一辈子。她讲这些的时候眼睛里迸发着愤怒和敌意，声音也微微有些颤抖，却也丝毫没有克制。

　　“你是90后，可能并不理解我们当时的那种感情”她淡淡的扫了我一眼。

　　不知道怎么回答，我撇了一眼窗外，遥想现在车水马龙的繁华街头当年经历过怎样的腥风血雨。

　　慧华一再跟我强调她在天安门广场上看到的一个景象，她说从他们走出地铁的时候她就看到月亮和太阳同时挂在空中，在蔚蓝的天空下，一边是太阳，一边是月亮，他们互相散发着各自的光芒。她觉得那是亘古难见的“日月同辉”的景象，连日月也在为我们的大阅兵壮势。她讲的时候心情特别激动，眼睛里散发着一种光彩，仿佛祖国光辉万丈的未来就在眼前，那是对未来的希望和憧憬，是普通的百姓对祖国的祝福。从列强用强兵利炮轰开我国的大门到现在，我们中华儿女或许从来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能来一次淋漓尽致的屈辱的洗刷！我们也太需要来一次这样的洗礼，让我们的民族以自信的、崭新的大国形象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慧华参加阅兵前后，她用微信圈认认真真、满满当当的写了五大段话发给她的朋友们，来表达自己的感想。她给我读了一段自己的感受：“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战场爆发时间最早、历时最长。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了巨大贡献，中国人民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牺牲。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避免历史悲剧重演，与热爱和平的国家共同捍卫二战胜利的果实，开创和平美好的未来。”

　　“社会上有一些声音认为80后、90后太过浮躁，缺乏对老一辈革命精神的继承，您怎么看？”

　　当我问到她关于年轻人对我国传统抗战精神继承的看法。

　　她想了一会儿：“我相信你们这代人自有你们的担当和使命。”

　　“您认为我们能扛得起中国的大旗吗？”

　　她直视着我，简短而坚定：“我相信能！”

　　文：刘晓倩

　　谢延波 出生革命家庭 我记忆里的大时代

　　谢延波是慧华的老公。谢先生给人一种特别和蔼可亲的感觉，走进谢老师的家里时，正放着贝多芬的交响曲。他做过摄影师也做过画家，他是08年奥运会“奥娃”的设计师，他告诉我家里装修都是他亲手设计的。他热爱生活，并追求一种生活中的美的感官享受，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得让人看着心里舒服”。

　　你听他聊摄影、聊音乐、聊构图，终于忍不住要跟你聊一聊他的童年，他作为革命家庭背景下特别的人生经历。

　　“我出生于1945年的延安，正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出生没多久我就被送到了洛杉矶托儿所，托儿所接收的孩子也是年龄各异，最小的刚出生，最大的已经七八岁。孩子们围同样的围嘴儿，吃一样的饭，谁轻易也见不到自己的父母。”谢延波至今留着一张手掌大的老照片，一位慈祥的老兵将他搂在怀里。“这是哑巴叔叔，我隐约记得他，他总是哄着我们玩。”

　　“在抗战胜利后，我们这群人成了‘马背上的儿童’，在大炮烽火中，我们这群孩子被护送着，在骡子上绑两个箩筐，小一点的两个一筐，大一点的一个人一筐。颠簸了两三年，才从延安抵达北京”。《啊！摇篮》这部由谢晋导演执导的著名电影就是以这帮孩子的经历为原型拍摄的。

　　抵京后他们就在中央军委保育院安家落户，在那里他还有一段特别的经历，宋庆龄去视察时将他抱了起来，他成了宋庆龄留下的照片中唯一抱过的孩子。

　　谢先生在北京空军司令部当过七年兵。提起自己年少的经历和当兵的经历时，他总是以一张很温和很亲切的笑脸将往事都化为一股清风。后来从他的夫人慧华那里才得知他的亲生母亲在从延安到北京的路上牺牲了。

　　当我问到他对战争、对抗战时期保留的印象时，他给你讲当时大家伙儿一起种田、一起生活的那种乐观和激情，还有部队里丰富多彩的军事化生活。没有抱怨、没有控诉，似乎岁月荏苒，留在他脑海中的都是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怀。

　　“就您的了解，您对父辈们所经历的抗战时代的印象是什么？”

　　“他们那一代虽然物质上贫乏一些，可是精神上乐观饱满，那是一个斗志昂扬、充满希望的大时代。”

　　“您觉得我们这次的大阅兵有什么意义呢？”

　　他也只是云淡风轻的说：“以前的事儿都过去了，但是不管日本人承不承认，道不道歉，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该被忘记。”

　　这句话讲的语气很轻，不仔细听你根本也不会感觉有多大情绪。可是他回答的时候脸上顿时凝住了笑容，眼皮向上一提又瞬间沉了下去。他的背往后面一靠，然后淡淡地瞥了我一眼又把目光收回。

　　钟庆发 抗战老兵一回眸 父子沧桑七十载

　　初秋九月，一段珍贵的彩色抗日影像首次在国内公开。结尾处，一位穿着灰蓝色军装的战士，回眸一笑。镜头定格了3秒，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上牙间有道黑缝儿。

　　正是因为这颗豁牙，这位战士的儿子谢延波一眼就认出他就是父亲钟庆发。

　　大多数百姓和士兵面对镜头时会略显不自然，镜头拍摄时也大多一划而过。惟有结尾处的这位战士，一个镜头3秒定格。显然，他与拍摄者之间是熟识的，他直视镜头微笑，丝毫没有在乎自己缺了一颗牙齿。

　　这段“延安抗战”视频当年是由美军观察组拍摄的。这个观察组是抗日战争期间美国政府派赴延安地区实地考察共产党军民英勇抗战的行动和物资匮乏情况，收集共产党军队已获取的日军情报，并协调营救被日军击落的美军飞行员等工作的一个军事小组。当时，美军已经开始运用彩色胶卷进行军事侦照以及地貌记录。

　　“哎呀，这就是我爸爸！”前几日，谢先生在家里拿着电视遥控器换台，无意中看到了一个画面，正在播放这段影像。

　　今年已经年过七旬的谢延波拉上窗帘，坐在电视前守候了两个多小时，希望能再看一遍重播。他说：“一点儿也没想到能在这段影像中看到我父亲，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年轻的、彩色的父亲。”

　　钟庆发，印尼华侨，1929年只身回国读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资料显示，抗战初期，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南京、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工作；1938年8月调到延安。由于会讲印尼语、英语和中文，1944年他担任了延安外宾招待所副官主任，负责接待美军观察组成员。当时，他改了名字叫谢生——感谢生下他，有机会参加革命保家卫国的意思。

　　也正是这个时候，谢延波出生了。由于父母工作忙，他一出生就被送进了托儿所。谈及父亲，谢延波的记忆几乎一片空白。

　　惟一的回忆也是他长大后听说的，而且与美军调查组有关。当时美军补给里有巧克力，由于钟庆发与他们相熟，有一次一两岁的谢延波也沾光吃到了一块。但是回到托儿所，小朋友们都嘲笑他吃了屎。

　　“整个童年，我对父母几乎没有什么印象。”谢延波如今提及往事，仍然难掩遗憾。新中国成立后，谢延波依然没能见到父亲，而是直接被送进了整托幼儿园。当时父亲被派到印尼做参赞。

　　直到上小学后，校长有一次叫谢延波去办公室，指着一个男人介绍：“这是你父亲。”

　　谢延波对于父亲年轻时的惟一记忆，就是一张印在画册上的黑白照片——年轻的父亲搂着尚在襁褓中的孩子，低头凝视，母亲笑着用手扶着孩子的胳膊，惟一正对镜头的人是谢延波。“看，父亲穿的衣服跟影像里的一样，表情也是龇着牙乐，嘴里也是缺了一颗牙。”

　　70多年过去了，偶尔看电视，一个回眸，让谢延波浑身一颤。他的夫人慧华说：“这就是血缘的奇妙。平常不言不语的老谢当时老泪纵横，这也算是弥补了儿时缺失的记忆。”

　　其实，在抗日战争中，无数抗日志士奔赴前线，甚至英勇捐躯。他们无暇顾及子女的抚养与教育，抛家舍业。他们在家庭的记忆中永远缺失了，但是他们在历史的长河里书写着民族的记忆。

　　文：仲建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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