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性寡妇：外来务工人员的情感悬崖

　　为了生存不得不外出务工，外来务工人员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缺乏感情交流，所以导致婚外恋增多，离婚率增多。外来务工人员夫妻长期分居，从微观角度看，对夫妻的感情婚姻不利；从大处着眼，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农村传统的“男耕女织”式的家庭生活模式正日益成为过去，“你种地来我浇园”已变成“遥远的回忆”。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农村劳动力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而离开家庭外出务工，导致夫妻长期分居两地。一方独自在异乡求生，另一方在家园日日盼望。

　　在江苏省阜宁县检察院的调研中，这种情感缺位的严重后果正在显现——外出务工人员夫妻因婚姻情感危机引发的刑事案件时有发生。在该院受理的每10件因情感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中，涉及外出务工家庭夫妻情感纠纷的就有8件之多，占情感类伤害刑事案件的80%。

　　“情”定小摩的

　　周正余、杨红娣，都是江苏省苏北地区阜宁县硕集镇的普通农民。周正余出生于1962年，小学毕业，早年与其妻离异，独自照顾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平常以开摩的拉客为生。杨红娣生于1975年，丈夫陈元常年在富庶的苏南一带打工，她带着孩子和公公、婆婆住在硕集镇下面的一个偏僻农村。

　　2008年7月，为了方便两个孩子上学，杨红娣举家搬到硕集镇上居住。由于自己常年身体不好，杨红娣需要经常去20多公里的县城医院看病，通常都是坐同村周正余的摩的去城里。这样一来二去，周正余与杨红娣暗生情愫，甚至突破了道德的底线。

　　从2010年3月起，周正余就开始经常留宿杨红娣家，他们的关系在当地成为了公开的秘密。这当然也瞒不了杨红娣的婆家人，可是天性懦弱的老两口并没有把事情说穿，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这样过着日子。

　　“缘”灭敌敌畏

　　毕竟纸包不住火。2013年，杨红娣的丈夫陈元从常州打工回家，发现了妻子的异常。他发现，家里的电话总是莫名其妙地响，对方要么不说话，要么只说让杨红娣接电话。

　　在陈元的质问下，杨红娣承认了与周正余的不正当关系，并承诺与周正余断绝来往，和丈夫一起出去打工，以后好好过日子。于是，渐渐地，杨红娣开始有意无意地疏远周正余。

　　杨红娣突如其来的冷漠让周正余心里很不痛快，周正余几次三番想找杨红娣谈一谈，均被杨红娣拒绝了。杨红娣的翻脸让周正余陷入了从未有过的空虚之中，终日以酒为伴。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打电话给杨红娣，可是接电话的总是杨红娣的丈夫陈元，陈元甚至威胁他，要找人“废了”他。

　　绝望之下，周正余产生了与杨红娣同归于尽的想法。2014年2月25日下午，周正余在县城一家农资店里买了一瓶“敌敌畏”，随后回到家中，躺在床上想了一晚上，将半瓶“敌敌畏”倒进了自己经常拉客时喝水用的塑料口杯里，他决定找到杨红娣，跟她一同喝下农药，同归于尽。

　　第二天天蒙蒙亮，周正余来到杨红娣家，看见杨红娣一人在家，什么话都没说，当着杨红娣的面自顾喝了两口农药后，把杯子递给杨红娣。杨红娣没吱声，看也没看他一眼，转身向卫生间走去。杨红娣的冷漠彻底激怒了早已丧失理智的周正余，他随手抄起一把水果刀，狠狠地捅向杨红娣……

　　当天下午，杨红娣因胸背部大出血，抢救无效死亡。

　　2014年10月21日江苏省阜宁县公安机关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将周正余提请检察院审查起诉。

　　“我后悔但想不通”

　　当笔者后来见到周正余时，他神情很是颓废。他说，很后悔杀死杨红娣，他是在乎她的，多年的感情不能说没了就没了。

　　周正余也知道，自己夹在杨红娣夫妇之间是“无名无分”的，是名副其实的第三者，但半辈子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过了也没什么大不了。但是他没想到杨红娣会对他那么狠心，“我很后悔但想不通，她现在提出分手，我以后该怎么办？”周正余说。

　　自己是内心充满痛苦与矛盾的“第三者”，深爱的女人是他人之妻，结局也许早就注定了。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高墙铁网内的周正余还要接受法律和伦理的双重拷问。2015年10月25日周正余因故意杀人罪被江苏省阜宁县法院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案子办结后，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在笔者脑海。笔者从小在农村长大，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善良淳朴的民风是农村留给我的最深刻的记忆，也是最美的记忆。周正余与杨红娣之间发生的事，无疑应该为质朴敦厚的乡村社会所不容，但怎么会为周围多数村民“默许”，持续近4年之久呢？其中的原因不得不令人深思。

　　留守婚姻面临“悬崖”

　　“老婆、孩子、热炕头”曾是构成中国传统农村家庭幸福生活的核心元素，但曾几何时，随着农村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很多农村家庭仅仅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形式，夫妻天各一方，名存实亡，有的家庭基本上处于半解体状态。

　　由于长年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留守妇女要忍受着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双重煎熬。

　　有资料显示，“民工潮”冲击下形成的“体制性寡妇”将近5000万人。前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最美洗脚妹刘丽提出了“留守妇女”存在情感需求缺失的问题，这也导致她们的婚姻存在危机，“体制性寡妇”也逐渐成为农村农民工家庭不能承受之痛。

　　“如今早就不是一个女人可以抱着一个贞节牌坊过一辈子的年代了，部分人对婚姻的忠诚和责任淡弱，婚外情现象已见怪不怪。对传统婚姻道德有极大遵从力的农村社会首先被阉割，这实在令人不得不深思。”一位常年从事农民工婚姻幸福元素社会调查研究工作的晏姓教授惋惜地说道。

　　这种现象的背后有着难以言说的爱与痛，也带来了社会的不稳定。外出务工家庭夫妻情感纠纷引发的伤害类刑事案件如此此之多，让人猛醒：这是人生和社会不能承受之重，长此以往必将带来不可想象的后果。

　　也许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情感世界已不仅关乎道德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文｜王建斌 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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