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节生：当国际公务员是种什么体验

　　凌节生总结自己的经历，经常用到“幸运”二字。尽管凌节生很长时间以来都是为记者提供信息的新闻官，而不是搜集信息的记者，但他始终视自己为记者

　　10月24日，北京八达岭长城北一楼至北四楼亮起539.8米的蓝灯长廊。蓝，是联合国的代表颜色，当天是联合国日，也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全球纪念活动日。全世界60多个国家的纪念碑、大楼、博物馆、桥梁等200多座标志性建筑于当晚用蓝色点亮，来纪念这个日子。

　　同一日下午两点，一位年已85岁的老先生穿着笔挺的西装，来到北京一家书店，参加文化沙龙活动。活动原本只计划60人报名，然而却来了200多人，一时拥挤不堪。老先生名叫凌节生，是中国第一批进入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先后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工作，任职达35年。

　　凌节生带来了一本新书《从上海圣约翰到联合国》。这是他用时3年完成的一本自传，他习惯了全英文写作，中文版交由李昆之译制，他自嘲说：“我一个出身广东、生长在上海的人，现在已经把自己的母语全丢啦。”如今，凌节生仅能靠简单的中文勉强交流，已完全不能阅读和书写中文。

　　虽然遗憾，但这或与他的职业精神是相符合的，“在进入联合国工作前，我们会被要求签署文件，立誓为国际社会服务，淡化自身国家的色彩。”凌节生表示，虽然刚进入联合国儿基会时，自己是少数仅有的中国人，但也不会因此而有差别。“我们是在联合国工作，所以我们不听从、接受任何一个国家的影响和指令。”

　　因为在联合国工作的缘故，凌节生走遍了全球80多个国家，亚洲、欧洲、非洲、南美洲……凌节生笑说自己绝对称得上“国际公务员”。尽管1986年凌节生便从联合国辞职，但他始终关心着联合国的全球事务。“现在与过去相比，一切变化都太大啦。”凌节生告诉《方圆》记者，曾经因为贫穷而总是被援助的中国如今富强起来，成了联合国越来越重要的支持者。

　　此外，凌节生还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希望到联合国工作，不拘于为自己的国家施展手脚。“写下这本自传，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凌节生说，书里记下了自己在联合国任职期间的所遇所见，希望能够对这些年轻人有所帮助。

　　三年的记者生涯

　　1930年，凌节生生于上海，生日那天恰好是秋分，因而取名为节生，意为“节气生人”。凌家原籍广东省番禺县，其父亲是一名商人，接管家族事业，从事制造机械工具的生意，在商场上常与外国人打交道。在那个父母包办婚姻的年代，凌节生的父母却是通过自由恋爱走到一起的。

　　得益于优渥的家庭环境，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有读写能力的人口还不到10%的情况下，凌节生自幼便接受双语教育，并进入著名的圣约翰大学研读新闻系。在学校里，凌节生担任了校报主编。他表示，英语、新闻制作这些年轻时打下的良好基础，在后来的人生中一再成为获得机会的“武器”。

　　那个兵燹遍地的年代，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幸免。1949年春，战火烧至南京，波及上海，一时间上海成为一座充满骚乱与不幸的城市。为保性命，才念到大三的凌节生在家人的帮助下匆匆离开上海。一个19岁的少年未竟学业，就这样一无所知地奔赴香港。

　　香港没有一所大学教授新闻专业，凌节生因此无法读完大学，开始为生计奔波。这时他的英语能力派上了用场：当时香港《工商日报》唯一会说英语的记者离职，凌节生怀揣两封推荐信幸运地补上了这个空位，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

　　凌节生在《工商日报》负责政府新闻和机场新闻报道。当时香港的新闻行业还不成熟，得益于而新闻系出身、曾任校报主编的经历，凌节生迅速成为香港报业里表现出色的新记者，而他的才华很快被人注意到，英文《虎报》不久便向凌节生投来橄榄枝。凌节生认为，“《虎报》不仅更专业，而且薪水还多了一倍”，冲着高薪，他跳了槽。

　　进入《虎报》工作令刚满19岁的凌节生高兴坏了，但他没意识到的是，在其余下的职业生涯中，他彻底放弃了中文写作，这也是他丢掉母语的重要原因。

　　偶然机会进入联合国

　　在《虎报》任职期间，凌节生费尽心力争做第一手新闻，不久便在香港媒体界“小有成就”，成为香港媒体界的“金牌记者”。

　　时值国民党节节败退之际，其军队撤退时必须经过的香港启德机场成为记者必争之地。凌节生每天都待在机场，不经意他注意到机场跑道尽头的工人，经了解后获悉机场跑道正在延长，最终他写了一篇“新的跑道可供当时最大的轰炸机B-24降落”的消息，令其名声大噪。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作为一名21岁的年轻记者，凌节生又奔赴战场，在昔日恩师、泛亚新闻联盟通讯社创始人吴嘉棠的帮助下，他以联合国派驻朝鲜半岛的战地通讯记者的身份成功进入了朝鲜。这位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在朝鲜做了一系列空军报道。

　　但没过多久的一次意外车祸，让凌节生接到报社的通知，要求他立刻返港。在接到指令的第二天，一封电报改变了凌节生的人生。

　　原来两个月前，凌节生在采访联合国高官斯伯格·米尔顿·吉尼时，他的工作热情和作品都给吉尼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于是吉尼决定给凌节生提供一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亚洲地区新闻办公室工作的机会，办公地点在曼谷。

　　面对联合国的邀请，凌节生没有任何犹豫。“香港媒体的视野很窄、很小。”凌节生告诉记者，另外，他对于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管理十分看不惯，“电影院都要播放《天佑吾皇，心系英国》，真是受不了”。

　　实际上，在接到电报时，凌节生正为调回香港的指示闷闷不乐，他连具体的工作内容和报酬都没了解，便直接接受了聘任。凌节生回忆，作为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记者，到“别处”去工作是不需要犹豫的好机会。

　　1951年10月，凌节生进入联合国儿基会工作，这一去就是30余年。

　　在联合国大展身手

　　1951年到1986年，凌节生先后为联合国儿基会和世界卫生组织这两个机构工作，在这35年的职业生涯中，凌节生最大程度地施展自己的才华，一共获得了8次晋升，按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奇迹”：其中有5次是破格晋升，即在还没工作到这一级别的最低年限就升到了上一级别。

　　当下，联合国儿基会已是全球最大的儿童权益维护组织，而在凌节生最初进入儿基会时，它才成立5年时间，甚至还不是联合国的长期机构。正因如此，凌节生才有了展现身手的最佳机会。

　　“20世纪50年代，相对贫穷的亚洲区大多数国家都还没有无线电，只有报刊一种媒体。”凌节生说起入职之初，刚刚接手亚洲区新闻官一职的情况。他的前任是一个新西兰人，擅长使用无线电，但“无法把信息传播到目标人群，节目做得再好也是无用”。

　　由于之前在香港的新闻从业经验，凌节生深知传播对于树立儿基会形象的重要性，进入联合国总部后，凌节生对儿基会的新闻传播操作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实现了儿基会与广播网络的携手合作。

　　当时大家苦恼于没有有效的传播渠道，凌节生便提出与广播网络合作，即由儿基会提出节目的选题，交给媒体独立承担制作节目。“儿基会工作范围广泛，我们不可能对每个国家专门制作其语言的节目，成本太高了。”凌节生说，“这是一个合理的交易。”儿基会从事的大多数工作都是广播电视媒体感兴趣的，与各国电台合作，制成各国语言的节目去传播显然比儿基会自己做有效，也轻松得多；而媒体性要获准拍摄许可，也需要儿基会来提供帮助。这是一个双赢模式，通过资源互换，联合国儿基会逐渐被各个国家了解，建立起了自己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与马龙·白兰度的君子之交

　　“媒体资源越珍稀，就越要传到每个国家最重要的领导、最权威的人那里去。”凌节生强调要利用好有限的传播材料，尽量让各国官员看到，引起重视。

　　但另一方面，凌节生也注意到了“贫富信息差距”：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富人”面临信息过剩，而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却缺乏信息。为缩短这一差距，凌节生另一重要工作就是和各界名流打交道，利用他们的名望来推广儿基会，缩小这种差距。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利用“粉丝”效应。

　　甲壳虫乐队的乔治·哈里森和林戈·斯塔尔、拳王阿里，甚至后来的奥黛丽·赫本……这些来自音乐界、影视界、体育界甚至政治界的名流都曾为儿基会的推广奉献力量，凌节生笑道：“与他们共事真是非常幸运，无论去哪一个国家都有大量‘粉丝’来迎接。”

　　电影《教父》的主演马龙·白兰度，曾两度获得奥斯卡影帝奖，被誉为20世纪后半期银幕上最伟大的演员。凌节生称与白兰度的合作是最令他印象深刻的，后来两人私下也一直保持着君子之交。

　　凌节生回忆，马龙·白兰度是主动联系儿基会想要担任亲善大使的。1968年春，印度哈尔邦大旱致使几百万民众的生命受到威胁，白兰度看了报道，内心震撼不已，联系到儿基会新德里办事处决定施以援手。凌节生应邀深夜前往新德里，白兰度为他安排了住在自己隔壁的房间，并留下字条邀请其共进早餐。

　　1970年，儿基会前往大阪世界博览会，希望获得更多募捐。马龙·白兰度代儿基会发言，坐在舞台中央的高脚凳上，说：“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接下来的一分钟不发一言。那一分钟，凌节生至今回忆起来依然冷汗直冒，“当时脑子就空了，这是事故啊！”导演以为麦克风坏了，制片人急疯了，而观众则以为白兰度“忘词”了。而一分钟后，白兰度开口说：“在刚刚过去的一分钟里，15000名儿童刚刚死于饥饿、营养不良、传染病……”最终，儿基会的募捐大获成功，凌节生说，白兰度的发言就像点燃善举的灿烂火花。

　　私底下，白兰度与凌节生交情匪浅，白兰度经常向凌节生倾诉自己的婚姻韵事和苦恼。“有段时间他总在下午时候来我的办公室，事先也不打招呼。”凌节生说，尽管白兰度表面上懒散，但实际上却是个带来乐趣、怀着怜悯之心的人。

　　行遍全球各大洲

　　凌节生总结自己的经历，经常用到“幸运”二字。尽管凌节生很长时间以来都是为记者提供信息的新闻官，而不是搜集信息的记者，但他始终视自己为记者。

　　在儿基会任期内，凌节生去过80多个国家，非洲、南美洲、欧洲，亚洲除了一个老挝，其他都去过了。

　　20世纪50年代，凌节生参与了由联合国儿基会、世卫组织和泰国卫生部共同组织的“寻找、治疗麻风病人”行动。泰国北部是麻风病的“重灾区”，几乎所有的病人都聚居在偏远地区，当时雨季刚开始。凌节生团队需要驾车到浅溏，在齐膝的泥巴里推车前进，他形容当时的情景为“泥泞的道路，浸泡在暴雨中”。就这样，他们一个村一个村地寻找病人，甚至还发现一个官方地图上没有的村庄，大量麻风病人在此与世隔绝，困窘不堪。

　　在“寻找、治疗麻风病人”行动中，儿基会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相比之下，另一项目“根除疟疾”的行动却一败涂地，令凌节生想起便懊丧不已。

　　20世纪50年代，疟疾夺去了几百万儿童的性命，是头号儿童杀手，儿基会将自己四分之一的物资投到“根除疟疾”行动中，却受到强大的阻力。最令凌节生没想到的是，根除疟疾这一“善举”会因文化壁垒而受阻。“佛家尊重生命，连蚊子也不可伤害。”泰国的一些村庄里，村民集会和社交都是在寺庙里进行，一些寺庙的住持却坚决不同意儿基会喷洒杀虫剂，凌节生告诉记者，杀虫行动进行得异常缓慢，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沟通和讲解病理知识上。

　　更糟糕的是，在儿基会正致力于毒杀疟蚊时，蕾切尔·卡森所著的《寂静的春天》引领起一场环境保护运动，杀虫剂被视为最严重的污染物，甚至被看作多种健康问题的诱因。“根除疟疾行动立刻被叫停，国际卫生界承认‘根除’策略有局限性。”凌节生说起这事，显得十分痛苦，“此后的30年，疟疾继续肆虐，夺取了上百万婴儿的生命，儿基会却再没插手此事。回想当时，真是大错特错。”

　　少小离“国”老大回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凌节生自此方有机会回到自己的故土。他向记者回忆了第一次回国的情形，那时中国代表团才到联合国不久，便询问起“你们来自中国的同志，要不要回国？探探亲呀”。

　　收到回乡探亲的邀请后，凌节生携全家人于1975年回国，“那时还是文革最后一段时期，国内形势还比较混乱。”凌节生介绍。尽管如此，但暌违祖国26年之久，此次回国还是“非常高兴”。而且家中的一些亲戚仍在，凌节生还遇见了许多少时未曾谋面的亲人，聚在一起聊起了小时候的事。

　　当时中国还没有与国际组织合作的打算，凌节生此行只为探亲。但很快，中国开始对合作项目做出了积极试探。1979年4月，儿基会派出团队考察中国农村地区的妇幼保健状况，凌节生受命领队该项目，同年10月，儿基会驻北京办事处成立。

　　从1975年起，凌节生为工作多次拜访中国。在离开儿基会进入世界卫生组织后，也有不少项目与中国有关，凌节生常常奔波于中国各地，推进中国卫生教育活动等事业。

　　凌节生表示，自己是中国这几十年不断变化、发展的亲历者。“第一次回国的时候，那时大街上人们只有黑、灰两色的中山装，我还为此训练了自己仅靠面部辨人的本领。”凌节生笑道，后来每隔个几年就来一次，而中国社会越来越开放、多元，与别国无异了。

　　凌节生多次提到，他所任职的儿基会和世卫组织是非政治性组织，“有人指责联合国是一个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的超级政府，这让我很惊愕”。在他看来，所谓“国际公务员”，并非插手于任何国家的政治、经济管理的人，仅仅是根据一份为国际社会服务的协议而行事的普通人。

　　“我走过的那么多国家，很多地方发生的事都令我极为震撼。”凌节生告诉记者，他以前没想到过什么是贫穷，也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多贫穷国家，做了35年的“国际公务员”，凌节生表示全球视野是这份工作带给他的最大财富。“现在不少中国的年轻人渴望进入联合国工作，这也是中国富强后希望对国际社会做出更多贡献的表现。”

　　文｜方圆见习记者 向治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