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 我知道的和我所相信的

　　周濂：1974年12月生于浙江。先后获得北京大学哲学学士、硕士学位，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外国哲学教研室副教授，著有《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正义的可能》。

　　PART 1

　　周濂是时下最受欢迎的政治学者之一。和他的太太刘瑜一样，某种程度上，周濂因其个人魅力而改变了人们对一个领域的刻板印象，甚至成为许多女文青心中的男神。

　　他上一本创下销量纪录的书是《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周濂写下的这句话比他本人更众所周知。他不常看电视，前一阵随手打开电视机，刚好就看到《虎妈猫爸》里佟大为说了这句台词。这算是一个将政治哲学命题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案例。

　　学者在大众间走红的原因从不深奥：外表帅气，风趣幽默，最重要的是——讲理深入浅出。这个时代没人会主动关注那些沉重的东西，除非你先包装得让他们有兴趣。

　　周濂在这一点上有优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一个有生活情趣的人。

　　比如，他用NBA的“大鲨鱼”奥尼尔来说明推动规则建立的“例外状态”，因为他自己就是体育的爱好者，大学时入选过北大篮球校队，一度自称是北大篮球界的二流顶尖高手。比如，他说明对笛卡尔普遍怀疑论的反驳，随手拈来的列举事实里有1994年张楚出的专辑，那是因为在20岁时，他真的把《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反复听了一年。

　　简单地说，周濂显得入世，他的这些情趣和年轻人可以无缝链接，这使他成为这一代人中重要且有效的公共声音。就像他说的，“对生活有热情的人，对未来不会太过悲观”。

　　Q：您当年报考北大哲学系时，同班同学中只有6个人第一志愿填的是哲学系。您的本科同学中，如今做哲学研究的只有两个人，其他人都已转行。您大学时有没有为找工作担忧？

　　A：你们这会儿比较会考虑这些问题，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不是这样的。当时最流行的是中文系，我当年也是想读中文，后来是觉得先读哲学再读中文会更深刻，采取了曲线救国的策略。倒是从来没有想出来找工作怎么办。那时更多的是对知识纯粹的渴望，我记得我的大学时代，跟朋友一圈一圈地绕着未名湖聊哲学，聊到凌晨三四点，或者到北大南门的小酒馆，一边喝酒一边聊哲学。那是特别让我怀念的一段时光。

　　Q：有人说现在年轻人，比起你们那一代，更关注自己的“小确幸”，更实际，您怎么看？

　　A：现在人们更关注“小确幸”，可能是因为这个时代，不给人们提供“大确幸”，不能对人生和自我有一个长程的稳定的期许。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很大的问题，每个人都活在当下，非常的短视。

　　Q：现在您在中国人民大学教书，仍然每天都在和学生打交道，相处过程中，对他们的印象是什么？

　　A：我觉得大一大二的孩子还是非常单纯，有强烈的求知渴望和冲动。总体来讲社会大环境比较负面，但我觉得在校园内部还是可以尽可能地营造一个氛围。我反复跟学生说的一个事情：三年四年后走向社会，你们再也不可能拥有这么完整的时间去阅读一些经典著作，不可能这样长时间地沉浸在一两个问题中思考，所以应该尽可能让你们的大学时光丰沛和高远。

　　Q：作为一个受欢迎的老师，有没有特别的与年轻人沟通的技巧？

　　A：我之前在牛津学习时，最深的体会是老师从来不讨好学生。过去十年，中国的老师可能受到来自于丹、易中天的压力，课堂上要讲很多的笑话，你要用非常轻松活泼接地气的语言，某种意义上是迎合学生。我在牛津发现不是这样子的，他们老师用异常严谨有逻辑学术的语言去讲授课程，非常专业。下面的学生也不是抱着来听单口相声的心态，有很强的求知欲。这点让我也是颇有感触，我也一直在做调整。

　　Q：现在年轻人的价值观很容易受结果论和功利主义的影响。您觉得不受影响是否很难？

　　A：我觉得，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并不一定是坏的，一般的利己主义跟互惠、共享、双赢是相容的。真正坏的是钱理群老师说的那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世故、老到、老成，懂得配合、表演。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种投资，利用一切的可能，钻制度规则的空子。年轻人有一定的商业头脑是非常好的事情，但如果追求的是努力最小化，收益最大化，就是一个大问题。

　　PART 2

　　周濂的新书叫《正义的可能》，名字比前一本要不起眼得多。原本编辑想用的书名是“我知道和我相信”，但周濂觉得显得太自恋，“因为读者对周濂关注什么可能并不感兴趣”。

　　实际上，因为刘瑜的关系，人们对他的私生活总是有着刺探的欲望。另一半是同行，又比自己有名，通常会有些困扰和尴尬。面对私生活的八卦问题，在之前的所有采访中，周濂都会礼貌地拒绝。他和刘瑜有约定，不同时出现在媒体之类的公开场合，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但他在演讲时会很自然的提及“我的太太”，比如提到一件事时两人之间的讨论，采访时顺势提到时，也不会刻意避开。我觉得他能敏锐地甄别提问者目的和心理，所以回答了我所有的问题。

　　和他的交流中，你能感到他状态的安稳和自信。周濂对幸福的定义是：一个人有幸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并且有能力做这件事情，而且他还做成了这件事情。他对自己现在的状态很满意。“我觉得自己满足了前两个条件，但还没做成。”

　　但他不急。

　　他不是一个急躁的人。当采访超时占用了他演讲前吃饭时间，他会说，没关系，我可以不吃饭。当我问他，“做成”是什么样的？他说，你可以等20年后再来问我这个问题。

　　Q：您的微博从2012年就宣布：“从今天起，挑水砍柴，读书写字，做一个远离围脖珍惜生命的四有青年”。是担心受到太多碎片化信息的侵扰么？

　　A：微博八面来风的信息会让人处于一个碎片化的状态。我觉得应该有完整的时间去思考一两个大问题。我以前常说：思想要复杂，生活要简单。现代人恰恰相反，生活复杂，思想简单。

　　Q：可现在三年过去了，又有了微信和公众号。

　　A：对，我没有开微信公众号也是不想被微信绑架，但即便如此浪费的时间也够多了。微信上的好文章，朋友互动，还有拉入群组，这也是很讨厌的，我不好意思说No，觉得会得罪他。所以明确说，拉我可以，我只潜水。

　　Q：听说刘瑜老师就比较舍得下面子拒绝别人？

　　A：她这点比我做得好，刘瑜常批评我，面子太薄。

　　Q：之前采访刘瑜老师，说她在写作时非常专注，别人和她说话是听不见的。您在工作中对专注的要求是否也很高？

　　A：昨天我还在和朋友谈这个问题。我觉得一个人能否成功，除了天赋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要素就是专注力——能不能全情投入去做一件事，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网络生活恰恰是对专注力的伤害。我以前在北大上网时，发现北大网页特别有意思，它会打一栏字：上BBS时小心不要把你的饭粒掉在键盘上。你知道它描述的场景，就是一边上网，一边听音乐，一边吃饭，这就是对专注力的伤害。

　　相比刘瑜我觉得专注力不如她。她写作时是屏蔽一切状态，打扰她她会很生气。她连音乐都不能听，我会听音乐，对我写作节奏也是一种帮助。可能个人天性和气息也不一样。

　　Q：怎么看有人拿你们两人做比较？

　　A：刘瑜研究的是政治科学，是从经验实证的角度去谈。我研究的是政治哲学，更概念化和抽象。还有，她是女孩，我是男人，从视角上她更感性，每个人的风格不可能一样。

　　Q：您虽然说自己比较抽象，但其实一直都强调，踏踏实实去做自己的事。一些高大上的概念，要打碎成日常生活中熟悉的碎片才有用。

　　A：像自由平等这些概念，应该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点滴态度中。讲平等，家里来个快递员，你用什么态度对他；住酒店，对打扫卫生的人，是否对他礼貌有加，还是熟视无睹。坐电梯时会不会为别人开门。我有个学生刚从美国回来，最深的体会是什么？他出学校时有个小门，第一个人会把门扶着，无论后面有多少人，都会等他们走完再把门关上。在国内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景。我问他，在那边会不会这样做？他说会。这就是一种习惯，社会形成的一种互惠的氛围。

　　Q：您说过，读书只能让人明白事理，但它不能提升人的勇气。人在需要做抉择时更多的是遇到了一些“引爆点”。在需要抉择时，您通常是怎么做的？

　　A：在我的20岁到35岁，曾经有几次满长时间的迷茫，有的是因为变故，也有青春期的迷茫，对人生该往哪个方向走不是特别确定。但年轻时遭遇挫折是好的，你能认识到，一个人在黑暗的甬道里独行，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你。其实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有一两次陷入绝望中，但每个人都能凭自己的毅力抗过来。

　　Q：只是凭毅力就可以么？

　　A：我是从我的个人经验得出的。我觉得除了极少数的人选择极端的方式，大多数人就是抗过来的。没有抗不过去的痛苦，要相信自己最大的潜力。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