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财富管理行业探秘

　　莎士比亚曾说，大千世界是一座舞台。美国社会学家厄文·高夫曼则补充说，最有趣的事情往往发生在幕后，也就是他所说的“后台”的日常生活。

　　对国际财富管理专业进行了长达8年的研究后，我不得不认同高夫曼的说法：当人们不再做戏，脱离脚本演出时，便能够提供最有启示作用的信息。比如说有一次我在英属维尔京群岛采访一位私人财富经理，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威胁说要把我赶出这个国家。他的怒火源自一个出乎我意料的方面：关于财富管理，我撰写并发表了两篇学术文章，并在其中使用了“社会与经济不平等”一词，认为是这个行业助长了这种不平等。在我看来，这两篇文章是纯学术性质的，如果不是这个领域的人，会觉得它非常乏味，一点意思都没有。不过，我的观点在这位先生看来太过激进了。

　　很庆幸他只是威胁我。一位《新闻周刊》的记者就没这么幸运了，她竟然因为自己的报道，被另一个避税天堂泽西岛驱逐出境，并被禁止再次进入该岛或英国任何地区两年。即便她的报道与这一金融服务行业无关，但仍被认为是对该岛的负面报道，会危及其避税天堂的美名，所以泽西岛方面干脆以驱逐记者为手段，来扼杀他们的报道。

　　财富管理是个神秘行业。虽然很多人从未听说过它，但对于各国税收机构和寻求高净值人士为客户的国际机构来说，则再熟悉不过了。这些高净值人士——包括10.3万被归入“超高净值人士”（拥有可投资资产在3000万美元之上者）之列的人们——会支付可观的费用给财富管理业内人士，让他们帮其避税、躲债，或逃脱官司等一系列在其他人看来是日常生活一部分的事务。普罗大众很少听说这些专业人士，是因为全球范围内这类人士并不多，只有不到两万人。而且为了自己和客户，他们都极力保持低调。

　　2012年美国大选时，曾有媒体报道称，候选人之一米特·罗姆尼2.5亿美元的个人财富，便分散在几个离岸信托和银行账户里，这让其实际的个人所得税率降低至15%。有消息人士指出，有专业人士在为罗姆尼指点迷津：他雇佣了至少一位财富经理来搭建并管理其离岸避税网络。

　　国际扶贫发展机构“乐施会”（Oxfam）预测，2016年，全球超过50%的财富掌握在仅1%的人手中。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情况并非自然形成，也不是富人的个别行为造成的。一般来说，富人忙于纵情挥霍财富或赚取更多的财富。而使这些财富不被政府（以及债权人、诉讼对手、离婚配偶以及不肖继承人）染指，就是私人财富经理的工作了。

　　“浸入式研究”，潜入私人财富管理圈

　　考虑到很少有人了解这一职业和它在全球“社会与经济不平等”中扮演的角色，对于财富经理如何熟练地玩弄手法多一些认识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不必违犯任何法律，他们就能让其客户规避法律及政策的一些规定——尤其是那些阻止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从而产生“新封建主义”的政策法规。但和很多精英及专业人士一样，私人财富经理不太愿意回答来自社会学家的莽撞问话，如我在英属维尔京群岛采访的那位先生，就质疑我抱持“左倾”的理念。因此，传统的调查方式——主动打电话要求进行采访或发送调查问卷，都注定要失败。

　　利用在德国获得的一笔研究奖学金——它让我在数年之内不必再操心教学及管理工作等事务，我决定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领域，并接受培训，成为一名私人财富经理。第一阶段的研究花了我两年时间，耗费了数万美元，行程数十万公里，终于敲开了这个神秘领域的大门。

　　此类“浸入”到研究对象当中的研究方式如今并不通用，因为它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及财力成本太高了。在早期的人类学及社会学研究中，研究者常常费时费力费钱地同研究对象朝夕相处，以求弄明白他们的生活及世界观。而在当下的研究中，当研究者面对的是一个太过神秘，且防御性很强，不愿让社会学者等“外来者”窥探自己“后台”秘密的群体时，技术手段便成了最终的解决办法。

　　在制定研究策略时，我尤其受到了约翰·范·曼伦的启发。此君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一名教授，他针对1970年代早期加州警察部门所做的研究论文声名远播，当时距离洛杉矶刚发生种族冲突的瓦茨暴乱没几年，美国社会反警察情绪高涨。在这种氛围中，曼伦发现自己很难打开这一群体的心扉：他以局外人的身份向许多警察局发出研究请求，但被拒绝了不下20次。但他没有气馁，而是另辟蹊径开展研究——他报名进入警察学校，接受了成为一名警察所必需的全部训练，包括武装巡逻。通过这些，他才赢得了同僚的信任与配合，从而将研究开展下去。

　　以一种实用的观点来看，我的“浸入式研究”所涉及领域的危险性远低于曼伦的。我花了数个星期，在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的酒店会议室里学习信托和企业法律、金融投资及会计。最后我获得了“信托和财产规划师”（TEP）的资格认证。TEP是国际认可的财富经理证书，就像CPA（注册会计师）之于会计师一样。这个过程不仅让我熟悉了这一领域及其业务，最重要的是让我可以和财富管理的从业者面对面接触。我们一起上课，一起用餐，通常也住在同一家酒店。这给我提供了大量信息交流的机会，让我可以搜集关于这个行业的各类数据，并敲定采访对象。我花两年时间获得的这个证书，成了我出席各种财富经理会议的通行证，只要我亮出TEP证书，就可以参加这些会议。如此一来，我又多了一些研究及招募采访对象的“平台”。

　　和曼伦一样，我在研究过程中使用真名实姓，并公开所属机构和研究目的。也就是说，我没有暗地里做这项研究。起初我并不确定会有人接受采访。不过出乎意料的是，我接触到的大多数该行业的从业者都愿意同我交谈，条件是匿名。

　　这些人为什么愿意向我敞开心扉？我总结了如下几个原因：首先，我过去不是，将来也永远不会是他们的同行，不存在竞争关系。因此把他们的职业生活及业务实践告诉我，并不会对他们造成不利影响。其次，我同他们的高净值客户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交集，因此不用担心透露的事情传到客户耳朵里。最后，从事复杂技术工作（尤其是那些在某种程度上有着“社会污点”的工作）的人，很少有向别人宣泄其职业生活的机会，他们的家人及朋友也未必会理解这种工作的本质。同行之间则因担心泄露“商业秘密”，或违反同客户商定的保密协定而缄默不言。而我不会对他们构成上述风险，且有着足够理解这一行业的优势，因此他们愿意同我交谈。对于私人财富经理来说，同我交谈就像是飞行途中同身边的陌生人谈论自己的人生经历一样轻松，他们可以谈论自己的英雄壮举，也可以对困扰自己的事情“吐槽”，反正今后也不会再相见。

　　最终，我在18个国家进行了65次访谈，从传统财富管理中心瑞士和英国，到印度洋上偏远的塞舌尔群岛。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危险，但正如高夫曼所说，最糟糕的经历往往也能让我一窥离岸金融领域的“后台”。例如，在库克群岛（Cook Islands）进行研究期间，我曾遭遇抢劫。当时的情况非常可怕，以至于事后几个月我仍常做噩梦。在向警察报案后，我漫步散心，在一个小港口看到一位毛利族渔夫正在清理捕获的鱼。我当时看上去惊魂未定，渔夫就停下手头的事情，问我怎么了。听了我的解释后，他笑着说，自从岛上的金融服务业做得风生水起之后，犯罪率也随之急剧攀升。这门规避法律的生意催生出一种败坏、堕落的岛上生活，即便是在那些与金融无关的行业。“现在我们这里被称为‘罪犯群岛’（Crook Islands）。”渔夫说道。

　　游离于法律体系之外

　　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的财富管理的广泛影响及其后果，都被我写进了书里，哈佛大学出版社明年将出版这本书。它不仅探究了全球范围内日益显著的贫富不均的成因，还披露了一些更大，更令人不安的问题：一个自由论者空想的领域已成为现实。在这个领域内，财富管理从业者的帮助，让全球最富有的人不但免于交税的义务，甚至还不受法律的制约。

　　离婚将损失惨重？这不成问题，只需聘请一位私人财富经理将你的资产放在离岸信托中，这些资产就不在你名下了，也就不会被列入诉讼标的。哪怕外国法院要中止你的信托，如果有一位足够高明的财富经理，你就不用为此伤神。就拿俄罗斯亿万富翁德米特里·雷波诺列夫来说，他刚刚结束了一场“史上最昂贵的离婚”。尽管一家瑞士法庭最初把雷波诺列夫90亿美元资产的一半判给了其前妻艾琳娜，但上诉法庭后来裁决，这些资产的绝大部分由于已经列入信托，所以法律不能对其进行分割。

　　怕输了官司破财？让私人财富经理把你的财产放到库克群岛的资产保护信托，著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一些没那么有名的巨富家族早就这么做了。实际上，此类信托让这些财产从根本上免除了被其他国家法律扣押的可能性。迄今为止，全球还没有人能通过诉讼使库克群岛的信托无效，包括美国政府。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想扣押被联邦法庭定罪的诈骗犯存放在境外的至少数百万美元财产，但均无功而返。如“专题广告片之王”、写有“他们不想让你知道的事情”系列书籍的凯文·特鲁多，以及俄克拉荷马州一名拖欠房利美公司（已因次贷危机被联邦政府接管）贷款的地产开发商，此二人自2007年以来，分别欠了美国政府3700万美元和800万美元的债务，但他们早就采取了高明的财富管理策略来避免被法庭勒令还债——只要把财产放在库克群岛的信托里，就安全得很，至少从理论上讲，美国政府拿他们没办法，除非派出一支法律团队乘坐15小时的飞机来到库克群岛首都拉罗汤加，依照当地法律打官司。当然，当地法律对于想把存放在当地信托里的财富弄出去的外国人而言，不是特别有利。

　　避税——使个人税负最小化的完美法律实践——其实只是私人财富经理为客户创造的奇迹中最不值得说道的方面。当持有某国护照意味着要服从一些不堪忍受的要求时，他们还可以帮客户变换国籍。还记得社交媒体Facebook的联合创始人爱德华多·萨维林吗？他放弃了美国国籍，改持新加坡护照，这就是典型的理财策略。而由于财富管理从业者的增多，放弃美国国籍者的数量也创下了新高，并持续增长。最后，私人财富经理可通过将财产与继承人完成特定义务（如进入家族企业工作或生育第三代）进行绑定的方式，让其客户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财富的永续流传。

　　心安的经理人和不安的经理人

　　接受我采访的财富经理都说自己是好人，只是被误解了。他们把自己描述成老年客户的保护神，会帮这些客户想办法使财产不落入贪婪的继承人手中；是为新兴市场提供发展资金的促进者；还是有钱父母的准家庭成员，为他们提供建议，以防他们的孩子游手好闲或吸食毒品。

　　有些受访的专业人士表示，他们把客户当作朋友，陪他们度假，参加他们家人的婚礼，甚至会在客户的葬礼上痛哭流涕。另一些人则表达了对超级富豪的鄙视之情，以及自己帮客户钻法律空子的难堪之情。一名在日内瓦受访的美国人告诉我，他在摩纳哥的一些客户坚信自己是埃及法老的传人，命中注定要接管整个地球。他说，这些客户最令人不屑的堕落行为就是，他们将“换妻”作为主要消遣。“我曾告诉同事，”他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像这些客户一样，那就开枪打死我。”还有一位接受我采访的私人财富经理毕业于剑桥大学，拥有历史学位，他说他帮客户避税的行为，让客户所属国家的其他人变得更穷，他为此深感不安，作为弥补，他会极力劝说客户捐钱做慈善。

　　法外的绝对自由？

　　有一位女士，之前在“绿色和平”组织做事，后来跟随男友进入私人财富管理行业，并来到瑞士，在男友父亲的公司里谋得职位。即便还是个新人，对这一行了解不多，她仍为自己的客户所享有的诸多特权感到震惊。许多客户所拥有的财富足以与一个国家的GDP相匹敌。她表示，这些人“凌驾于国家及法律之上”。我让她举个例子，她讲述了自己向一位客户提供咨询时的经历。这位客户似乎发现了可以无视多个国家法律的“门道”，且不必担心这样做会产生任何负面后果。权势之大，不仅这位女士，就连她的老板也跟着沾光，至少在接受私人财富管理服务期间都是如此。

　　这位女士说道：

　　我必须和我所在公司的CEO一起飞离欧洲去见这位客户。临行前我换了手提包，结果把护照忘在了家中的包里。这位客户派了一辆豪华轿车接我们去苏黎世机场，再用私人飞机载我们到他那里。到了机场，我发现自己没带护照，就对CEO说得回家取护照。他却说：“不用担心。”我说：“但我们是要离开欧洲，必须要用到护照。”他说：“真的不用，你没必要回家拿。”于是我心想“好吧”，既然CEO说了两次，那我就不再提这件事了。如果在机场被阻拦，就由它去吧。就这样，我们在苏黎世上了飞机，没有人检查我们的证件。到了客户所在地的机场，又是一辆豪华轿车等在那里，把我们直接送到客户那里。也没人要求查看我们的护照，即便我们搭乘客户的喷气式飞机回到瑞士也是一样。CEO说的没错，我们这些最有钱的客户凌驾于法律之上……但这可能潜藏着极大的危险。

　　这位女士的讲述让我联想到美国女作家琼·狄迪恩的话，“金钱与权力的神秘之处在于，金钱并不能买下一切，权力也不是仅仅为了满足权欲……而是绝对的个人自由、来去无阻、不受干扰”。金钱本身并不能使人获得这种自由，但在精通金融法律的专业人士的帮助下就可以做到。这就是超级富豪需要私人财富经理的原因——为他们创设资产保护信托和离岸公司，用来躲债、避税，起草财产分配方案，以确保家族财富代代相传。

　　最为重要的是，这些私人财富经理确保了客户的隐私。他们尽一切可能让这些富豪不被报纸报道，不被监管机构注意。要做到这些，私人财富经理自身也得保持极度低调。与他们相反的是投资银行家，这些人有陈设讲究的办公室，而我接触过的多数财富管理公司只能算干净整洁，但不会引人注目。尤其是那些离岸的办公地点，财富经理们的办公室非常简陋，看上去如同萨默塞特·毛姆（英国现代小说家、剧作家）小说中描述的场景：桌子上，覆满了灰尘的文件堆得老高，上面还标注有“雨天信托”等字样。

　　这些专业人士在全球的资本流转中操控着大笔资金，然而他们越是专业，越显得平凡无奇，从而确保他们那些富豪客户能够在一个近乎没有法律干涉的地带里优哉游哉。这也是这一行不为外界所知，而且将继续保持这种不受打扰状态的原因。

　　公众在谈论不平等时，往往会使用“阶级战争”“嫉妒”等老套字眼来形容那些“财富创造者”，不过，若把焦点从富豪身上移开，转而关注那些理财专业人士或许更有效。这些人静悄悄地、谨慎地运用高效手法，让全球最富有的一批人在获得所有社会利益的同时还可以嘲弄法律。因此，与其质疑经济资源的分配是否公平，不如质疑这种分配本身——它在国际法的范畴内利用一系列欺骗手法进行分配。大多数人对发生在街角的骗局持零容忍态度，对于这种全球范围内的不公现象，又该如何面对呢？

　　（本文作者系丹麦哥本哈根学院副教授，出版有《金融：投资俱乐部与新人民投资主义》等著作。）

　　[译自美国《大西洋月刊》]

　　布鲁克·哈灵顿/文 张文智/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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