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案现场新物证：微生物的蛛丝马迹

　　人体内和皮肤表层上的微生物独一无二，有着显著的特征。科学家们相信，警方可以利用微生物这种新奇的证物追本溯源，抓捕嫌犯。

　　没有贼会愚蠢到光天化日之下对佛州的一座民宅实施入室抢窃，更别提房前还停着3辆犯罪现场调查组的警车——比尔·斯图尔特一定是个初犯。“我能从你家窗户爬进去吗？”他问房子的主人，“我保证不弄坏任何东西。”

　　斯图尔特是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警局的调查警司，他或许不是一个成功的盗贼，却对真实的施盗过程了如指掌——也正是这个原因，他才会在这里出现。在斯图尔特从警的26年间，为了找寻线索抓捕嫌犯，他查检过成百上千座窗台，无数园艺工具，以及无数落荒而逃之下丢弃的手套。眼下，通过模拟犯罪场景，模拟盗窃犯入室行窃，他与其他同事正在进行一场非同寻常的科学实验，该实验最终可能为警方破案提供新的手段。

　　斯图尔特和他的搭档扮成窃贼，首先要对这座房子搞一些破坏——弄得像犯罪现场一样，这栋房子的主人是参与实验的一位科学家。斯图尔特与搭档从狭小的方形窗钻到室内——这里是入室窃贼最常选择的出入口；一进到房子内部，“窃贼”们就兵分几路，四处寻找值钱的东西。他们打开灯，在抽屉里翻找踅摸。其中一个人把冰箱也扫荡了一遍，喝了半罐健怡可乐。他们在卧室拿了一只枕套装他们的战利品——这也是入室惯犯的习惯性做法。主人不在家，家猫赛米一直卧在沙发上，无动于衷。“窃贼”们在赛米的身边坐下，把一台iPad和一个笔记本电脑放进了枕套，又从墙上扯下电视电源，搬走了电视。

　　斯图尔特和他的“同伙”离开后，穿戴无菌装备的一队科学家进入“犯罪现场”。该组科学家由美国能源部下属阿贡国家实验室的协调员贾拉德·汉普顿-马塞尔带领。进入房子后，科学家们就在各个房间内探寻着“窃贼”们可能留下的蛛丝马迹，用棉棒采集取证。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们所做的一切与罪案电视剧中犯罪现场调查组的例行程序基本相同，唯一不同的是，调查组通常提取和收集的是DNA和指纹，而汉普顿-马塞尔一行人收集的却是盗贼们身上遗留下来的微生物证据——细菌签名。

　　科学实验发现，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着如同个人签名一样独一无二的微生物群，所到之处都会留下印迹，无论人们是否愿意，它就像亲笔签名一样，记载着人们的行踪，证明人们曾经来过。当你来到一个地方，停留过程中，你身体上的微生物自动附着在物体表面，细菌签名便留了下来。细菌签名使你与所到之处发生联系，会泄露你的所作所为，以及你的个人信息。

　　为了检验残留的微生物数量，以获取有关的身份信息，科学家们会将入侵者——“盗贼”们的微生物采样与房主甚至猫咪赛米爪子上的微生物样本进行比对。科学家们希望能在所有微生物样本中找出与房内原有样本不同的细菌样本，若该细菌样本并非来自房主或猫咪，便可得到结论：房里进过陌生人。

　　如果该结论准确，且有可靠的证据支持，则意味着罪案现场中还存在着有价值的线索，但尚未有效利用。犯罪专家一致认为，法证鉴定领域需要的是微生物这种更易获取且无需高昂成本的调查线索；而毛发、纤维、颜料等证物，必须经过化学分析才能采用，且需要达到一定的数量，才能获得准确的结果，同时成本高昂。科技发展使人们得以对细菌证物加以利用，细菌证物不仅获取便捷，还具有惊人的准确率，为案件的侦破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因此，鉴定专家们都称微生物是新一代证物中的佼佼者。

　　“刑事司法体制一直在寻找一种可以为抓捕嫌犯提供准确信息的合理依据，”乔治·邓肯说，他是布劳沃德县警长办公室犯罪实验室DNA组的负责人，从事法证鉴定已有43年时间，“法证专家们认为，细菌证物正是他们所寻觅的。”

　　人体的微生物构成，称为微生物群。目前大部分研究都集中于人体细菌最密集之所——人的肠道，这里大约藏蓄着近4磅重的各类细菌微生物。然而细菌并非只潜藏于人的体内，人的皮肤表层上也覆盖着众多微生物。

　　我们每个人不到3岁时，体内和皮肤表层就已经形成了一套特有的微生物群，随着时间的推移，微生物群会发生些许变化，但主体核心变化不大，始终具有显著的特点；即便是具有相同染色体和基因的同卵双胞胎，他们各自的微生物群也有所差别，各具特点。实验证明：通过对一个房间内智能手机及键盘上的微生物群进行分析，该微生物群恰巧来自手机和键盘的使用者——房主。2014年《科学》期刊上发布了一份报告：研究者们对7个家庭进行了为期6周的跟踪调研，最终通过细菌签名分析，成功地将所有人逐一与所属家庭进行匹配。研究还表明，你与某个人越亲密，你们拥有的相同微生物就越多——当然，你们各自的微生物群仍然具有显著的差别。

　　“人与世界之间是接续不断的，人的皮肤表皮并非一道无形的墙，将人与这个世界相隔两侧。”细菌签名项目的主要研究员、阿贡国家实验室微生物生态学家和杰克·吉尔伯特说。他及他的团队发现，即使一个家庭搬离一栋房子，家庭成员的微生物群依旧会在房子内停留数小时。

　　法证鉴定科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对人们遗留的细菌签名进行追踪。多年来致力于微生物研究的专家吉尔伯特认为，细菌签名鉴定是打击犯罪的另一个重要武器。“我们目前正在竭力尝试使细菌签名成为可靠有效的证物，多年前，我们也是这样竭力研究指纹的。”

　　除了证明细菌签名的科学有效性，使细菌证物成为有效的法庭证物也是科学家们要面对的难题——使DNA成为法庭的有效证据就用掉了科学家们10年时间，然而证明细菌证物的法律效力或许并不难。以谋杀案为例，在谋杀案中，头号嫌犯通常是受害者身边最亲近的人。罪案调查组警司斯图尔特·莫舍说：“假设一位妻子遇害，首先要调查的那个人就是她的丈夫。如果这位丈夫声称自己的妻子遇害时，他不在这个城市，通过细菌签名我们就可以验证他的话是否属实。一个人离开后，细菌签名存留的时间是48至72小时。如果在其家中没有发现丈夫的微生物群，就没有证据证明丈夫与妻子的死有关，丈夫的嫌疑就被排除了——单单这一条线索就意义重大。”

　　“细菌签名开启了法证鉴定的新纪元，”莫舍说，“虽然目前尚不具备分析微生物群落的技术，但有了对微生物排序分析这一便捷的方式，实验室省去了细菌培育环节，我们对细菌签名的鉴定方法更具信心。”

　　然而，尽管微生物证物潜力巨大，但使其广泛应用还要假以时日。鉴于人体细菌签名存在的地方，可能同时也存在DNA线索，一些法律专家对微生物技术本身的可靠性及有用性仍持怀疑态度。同时还存在这样的质疑：如果细菌签名与样本非常接近，但并不完全相同，那将如何解释？在细菌证物得到法庭认可之前，这些问题都要找到答案。此外，对于细菌证物的前景，还有其他的怀疑声音。宾西法尼亚州立大学的法学教授和鉴定专家大卫·凯依认为，细菌微生物或许有一定潜力，但是若想利用细菌证物，首先要解决诸多繁琐的伦理问题。

　　通过对微生物群排序，分析微生物样本，可以得知其宿主的许多信息，比如他（或她）是否生病、生了什么病，宿主从事的工作，甚至宿主的种族都可知晓。有人警告说，上述个人信息包含太多的敏感因素，不能被存储于数据库中。但吉尔伯特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如果提取细菌证物触犯了伦理底线，在罪案现场收集DNA证据也同样不符合伦理道德。吉尔伯特希望，有朝一日，人们犯罪后一旦留下了微生物证物，警方就可以收集样本并存储于数据库中，以待查验，这对警方破案将有巨大帮助，“虽然我们目前距离这个目标还很远，但我和我的团队会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

　　与此同时，已有数千名志愿者自愿向研究者提供他们的细菌签名样本，大型数据库已开始对微生物群进行排序，科学家们希望通过比对不同样本，找到有价值的关联信息。譬如在分析“假盗窃案”收集的细菌样本时，汉普顿-马塞尔发现“窃贼”的细菌签名显示其宿主有酗酒和偏头痛的特征；而另一个样本显示，该房子的主人是个十足的吃货，还有定期服用维生素B和钙片的习惯。事实上，“窃贼”比尔·斯图尔特确实患有偏头痛，而房主的确是个“杂食动物”，并喜欢服用维生素补充剂。因此，除了证明家里是否进了陌生人，科学家们亦推论，微生物还可以为警方提供有关嫌疑人的更多信息。

　　“虽然细菌签名不会立即成为警方破案的重要依据，”凯依说，“我相信5到10年后，这一愿望会成为现实。”

　　[编译自美国《时代周刊》]

　　曼迪·欧克兰德/文 蒋优/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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