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融合亟需打通“肠梗阻”

　　军民融合往往是中央的决心大，基层的热情高，但是中间存在“肠梗阻”

　　2015年的最后一天，中央军委印发《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随着方案的发布，包括发改委、工信部等在内的多方力量正全力推动军民融合的落地，2016年因此被普遍认为是军民融合战略向前推进的关键一年。

　　早在2015年3月，习总书记在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就明确强调，“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今后一个时期军民融合发展，总的是要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丰富融合形式，拓展融合范围，提升融合层次”。

　　这是首次将军民融合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在过去多年军民融合领域的探索中，因为体制机制的限制，在“民参军”方面存在的“弹簧门”“玻璃门”和“旋转门”等问题，曾经多受诟病。“军民融合往往是中央的决心大，基层的热情高，但是中间存在‘肠梗阻’。”空军装备研究院副院长朱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军民融合的顺利发展，必须破除中间存在的“肠梗阻”。

　　兼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

　　军民融合，通常指从中国现实的国情军情出发，站在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的战略全局高度，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行为。

　　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论断。新中国成立后，他对军民关系有过多次阐述，比如“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等，指导了新中国早期的“民参军”和“军转民”的融合过程。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军民融合到现在已经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军民融合现在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举措。”朱林说，走军民融合发展道路，在总体上改变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分割的状态，集中全社会的力量，共用兼容性的经济技术基础进行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

　　“军民融合可以充分发挥国民经济对国防建设的基础支撑作用，将部分军事需求转化为经济发展动力，缓解内需不足的矛盾，并发挥军事需求对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强力牵引作用。”朱林说，在军转民的同时，民用领域则可以借助军事领域的科研成果，带动社会生产力的提升。

　　现代战争，军事较量越来越表现为综合国力的较量，而军民融合是加快国防建设的必由之路。“只有实施军民融合发展，以整个经济社会为依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才能获得技术最先进、成本最经济、来源最稳定和最有可持续性的支持力量，才能真正提高体系对抗能力。”朱林说。

　　比如在20世纪后半叶，互联网、GPS导航定位均是从军方率先研发应用到全球广泛民用，已经展现了军民融合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能量。

　　因此，近年来中央开始加大推进军民融合的力度。

　　2014年4月，工信部下发的《促进军民融合式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到2020年，“形成较为健全的军民融合机制和政策法规体系，军工与民口资源的互动共享基本实现，先进军用技术在民用领域的转化和应用比例大幅提高，社会资本进入军工领域取得新进展，军民结合高技术产业规模不断提升。”

　　到2014年底，解放军总参谋部发布108项军事需求，公开招募社会资源参与部队训练领域的技术和研发。此后，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快应急产业发展的意见》，鼓励充分利用军工技术优势发展应急产业，推进军民融合。

　　不久后的2015年4月，国防科工局印发《2015年国防科工局军民融合专项行动计划》，提出在军工开放、资源共享、军工高技术转化和产业化发展等方面，推动军民融合发展，并明确了其中27项重点任务。

　　军民融合强化的超级大国

　　《解放军报》在2010年夏天的报道中提到，多个西方国家均是实施军民一体化建设的典型国家：“美国90%以上军品都由民营企业生产；俄罗斯充分发挥国防工业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军民两用技术在国防工业中占70%以上。英、法、以色列等国也大力推进军民技术双向转移、军地资源双向利用，大大提高了国民经济平战转换的能力和效率，提高了国防实力与国防潜力。”

　　在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之后，各国的军事工业逐渐诞生和发展，其后经历了成长、两次世界大战的快速发展、冷战时期的扩张以及冷战后的转型等四个阶段。由于国防经费大规模缩减，加上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冷战之后，在美国防部的推动下，美国的军工行业经过大规模的兼并重组，五大军事集团也应运而生，军工获得了快速发展。

　　为了让军事效益和经济效益均获得最好的效益，让社会资源与科学技术成果在军民两方面得到充分的利用，美国开始有计划地开发军民两用技术。

　　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不仅产生了波音、通用技术等跨国巨头，同时军民互补及技术转化还培育和发展了硅谷这个高科技产业园区。与此同时，美国军工产业的集中加快了美国高新军事技术的发展，也加快了其军工在国际上的扩张。可以说，美国的军民融合发展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都强化了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

　　打通“肠梗阻”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国防工业走过了从技术引进到仿制，再到自主研发的道路。”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光电子和军工行业研究员申志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国防工业门类齐全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但是，我们相对战略竞争对手的差距仍然很大。”申志强说，以2012年为例，中国常规武器出口只占世界军贸市场的5%左右，显然远不具备影响全球军品市场的能力。“从人均效益来看，2011年，波音公司人均销售收入是270万元，欧洲宇航防务集团是311万元，分别是同期中航工业集团人均效益的5倍和6倍。”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防动员研究发展中心主任毕智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过去军工的产业链过长给效率的提升带来了巨大制约，比如某地的军工产业从炼钢一直延伸到具体的军工产品，过长的产业链导致了资源的浪费和效率的低下。

　　但是，要实现军民融合，还需破除当前的体制障碍。朱林说，受制于分割的管理体系，军地双方长期各自封闭，是军民融合的主要障碍。中国现行的制度是部门管理和行业管理，军民融合发展使军地部门、行业之间的管理产生了职能交叉。

　　朱林认为，军民融合的“肠梗阻”正是存在于中间各级管理部门，还有已经形成的一些军工集团，“融合的意识不强，体制机制不顺畅，法律法规不健全，”朱林说，如果不把中间的“肠梗阻”理顺，军民融合就不可能搞好。

　　“作为创新驱动行业，军工产品是新技术突破的平台，其发展将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中发挥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申志强说，但是有些在国防工业长期存在的问题不可能一夜之间全部解决，比如重点项目长期资金缺乏、产品结构不能适应新的军事变革、竞争结构扭曲，等等，“军民融合程度低，‘军转民’鲜有商业成功者，‘民参军’则面临巨大信息壁垒成本，两用技术受到技术标准不统一的限制。”

　　同时，对民企来讲，“民参军”的产业链位置非常低端。“从事纯民品和极少军品的企业占大部分，以军品为主的企业仅占18%，这其中又多以元器件、零部件为主。设计关键系统较少，总装总成更是凤毛麟角。”申志强说，这些因素都限制着军民融合的顺利发展。

　　“军用产品有更为严格的测试标准，部分民用产品在可靠性和环境适应性等方面不能完全满足军用的特殊需求，需要加改装或者二次开发，军队的后勤保障和技术保障要求安全、快速、可靠，战时将面临严峻考验。美国等发达国家‘承包商上战场’的方式，能否在中国行得通，还需要实践验证。”朱林说。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葛江涛/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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