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北欧人

　　若干年前，英国人迈克尔·布斯还住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中心。4月一个昏黑的清晨，他随手翻开当天的报纸，惊讶地看到，根据莱斯特大学心理学系提出的生活满意度指数，丹麦，他的这个第二祖国的国民被评选为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迈克尔特意留意了一下报纸的日期：这天并不是愚人节。

　　丹麦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度？迈克尔不由得想起前一天令人心灰意冷的历险。上午，他不得不和超市里脸色沉郁的收银员打交道。超市里买到的农产品品质不高，价格却贵得离谱。出了超市，他闯红灯过了马路，耳边清清楚楚地听到其他行人向他发出嘘声。他在蒙蒙细雨中骑着自行车回到家，一进门就看到一张催缴税单，它把他当月的收入砍掉一大块；回来的路上他还惹恼了一个开车的人，对方恐吓说要把他的命夺去……

　　正是莱斯特大学的这项研究让身为记者的迈克尔开始关注丹麦人的幸福现象。他发现，早在1973年，欧盟首次发起主观境况认知调查“欧洲晴雨表”时，丹麦人就名列榜首。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也曾请155个国家的1000名15岁以上受访者，按照从1到10的得分，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和未来期待的生活给出评价，丹麦仍高居榜首。除此之外，2012年，联合国有史以来第一份《世界幸福报告》出炉，丹麦再一次被评选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紧随其后的是同属北欧的芬兰(第二名)、挪威(第三名)。

　　人们似乎已达成共识：北欧是离幸福最近的地方。如果你想过上圆满、幸福、平衡、健康而明智的生活，就应该把目光投向德国以北、俄罗斯以西的那块地方。

　　对于席卷全球的北欧幸福论，英国人迈克尔·布斯更像一个较真的怀疑论者。他决定从丹麦乡间的家园出发，深入探索这五个国家。他一路去往冰岛、挪威、芬兰、瑞典，与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新闻工作者、小说家、艺术家、政治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约谈，甚至拜访了圣诞老人和精灵卫士，最终将自己的发现写成《北欧，冰与火之地的寻真之旅》一书。

　　“轻松自在与自鸣得意，只有一线之隔”

　　迈克尔从丹麦出发。在他看来，要想揭开北欧奇迹背后的真相，最好的切入点莫过于丹麦的各种社交聚会。

　　丹麦人是举办欢庆活动的高手，且向来对社交聚会十分重视。“参加聚会的人们大多早早下了班，用不着‘开小差’悄悄溜出去，也用不着假装生病。他们直截了当告诉老板，自己要去参加聚会，要去海岸以北一小时车程的地方，所以必须早点下班。他们的老板如果自己还没有为了同样的理由提前下班的话，会心平气和地同意让他们早走。”

　　这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有积极的一面，就是丹麦人的强烈幸福感，但迈克尔觉得，这种平衡也有消极一面——在这个国家，他很少见到“活着是为了工作”的人。“许多丹麦人，特别是在公共部门上班的，对自己长期致力于尽可能缩短工作时间的态度非常坦率，毫无歉意。当然，前提是能够养家糊口和维持可接受的舒适度。”

　　迈克尔表示，超过75.4万年龄介于15岁到64岁之间的丹麦人——占到了工作人口的20%以上，完全不工作，全靠优厚的失业补助或者伤残补助生活。《纽约时报》把丹麦叫作“全球最佳失业国”，它的失业津贴高达此前工资的90%，可以连续领取两年，而这还是近年来进行了改革，过去可以领取11年。

　　据迈克尔观察，热爱派对的丹麦人也许是全世界最爱交际的人。据丹麦智库“芒达戈摩根”称，丹麦人加入协会、俱乐部、工会、社团和小组等的人数为世界之最，他们的社交圈也最为广泛——16岁以上的丹麦人43%加入某个团体。最为关键的是，丹麦的俱乐部和协会往往吸引各行各业的人加入。迈克尔的一个朋友，每周去一次室内曲棍球俱乐部参加活动，它的成员有一名车间工人、一名医生、几位中层管理人员，还有一位护林员。另一个朋友星期三参加足球活动，一起踢球的有多名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平面设计师和商店职员，还有一位媒体顾问。

　　这些俱乐部、协会和社团宣告了丹麦社会非同一般的凝聚力，这个国家的民众也显得比其他国民更加“关系紧密”。在迈克尔看来，在丹麦人中，或许只需三个中间人，甚至更少，就可以彼此发生关联。他记得自己初到丹麦时，只要他车里坐着一个丹麦人，每当他认为完全有理由向另一条车道的司机或者路边的行人按喇叭时，他的乘客一定会在座位上局促不安地动来动去，并且压低嗓门说，“要是他认识你怎么办。”

　　迈克尔觉得，丹麦人这种高度的相互关联，刚好造就了他们异乎寻常的信任度。2011年经合组织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88.3%的丹麦人对别人高度信任，超过了其他国民(接下来依次是挪威、芬兰和瑞典；在接受调查的30个国家中，英国排在第10位，美国只排在第21位)。

　　但以上这些并非幸福丹麦的全部，至少在迈克尔看来不是。“丹麦不是没有阶层的社会”，迈克尔表示，“过去10年里，被认为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丹麦人口的比例几乎翻了一番，从4%增加到7.5%，精英人士越来越多地聚居在哥本哈根市区或者周边的居民区……还有人担心，在医疗保健和教育这两个方面，丹麦正变成一个由两个阶层构成的国家。越来越多能够负担得起的丹麦人转向了私人医疗保健——最新数字是超过8.5万人——而民意调查一再表明，虽然丹麦拥有按照人均计算全世界最为庞大的公共部门，人们对福利国家制度的满意度却在急剧下降。根据埃森哲管理咨询公司开展的一项调查，只有22%的丹麦人认为，丹麦的公共部门工作出色。”

　　迈克尔在走访时常常会问他遇到的丹麦人，真的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从回答中，他深刻地感到了丹麦人的乐天知命，就像丹麦语中有大量词汇用来表示鼓励和给人减轻压力：Slap af(放松)、Rolig nu(放宽心)、Deter lige meget(其实没关系的)、Glem det(把它忘了吧)……

　　但在一众乐天知命的回答中，迈克尔也听到了不同的声音。他的很多采访对象担心，“轻松自在与自鸣得意，只有一线之隔”，丹麦人的好日子过得太久，如今，人们满足于坐在天鹅椅里，眼睁睁地注视着一些问题每况愈下，直至失控。他们向迈克尔坦陈，对于丹麦该往何处去，他们有困惑。“丹麦似乎已经到达壮年，有人认为达到了完美状态，也有人认为达到了危险的停顿。人们担心下一阶段将是停滞和衰退。当社会达到几近完美的状态，再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没有要抗争的对象，也没有奋斗目标……福利国家的可持续版本是什么？”

　　迈克尔每次走访，还会问丹麦人，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国家，他们希望去那里生活。所有受访者都表示，似乎找不到。

　　但迈克尔想，或许其他北欧国家可以作为替代。毕竟它们之间的相似性非常显著：强大的覆盖广泛的福利国家、社会凝聚力紧密关联、经济平等，等等。

　　当然，共性之中，也有差异。

　　“一个人有极大的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成为自己希望成为的人”

　　比如，同样是具有紧密的社会纽带，这个特质在北欧其他几国促成了长期稳定、责任心、平等和繁荣，但在冰岛却产生了截然相反的效果。

　　一位冰岛受访者对迈克尔说：“要想搞清楚一家冰岛公司怎么雇佣职员，先要看政治纽带。如果不存在政治纽带，就看家族谱系，如果也不是家族成员，那就只有一种解释：一个无名的酒鬼撞了大运。”早在2001年，欧盟的反腐败机构“反腐败国家联合会”就提出警告，冰岛“政府与商界的紧密关系会产生腐败的机会”。另外，冰岛与另外几个北欧国家还有一个不同点，就是缺乏自由化出版物。几乎所有媒体，都由那些与执政的独立党关系紧密的人控制。“国家太小，社会纽带太坚固，团结得太紧密，反而可能对自己不利。”迈克尔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强大的社会网络可能会造成无孔不入的腐败，压制正常的民主讨论。到最后，可能由于过于北欧化而对自己造成伤害。”

　　至于挪威，迈克尔发现，很多当地人对这个国家的忧虑常常离不开“石油”二字。挪威作家西蒙·萨特雷在他的力作《石油热：世界石油富国之旅》中指出，石油财富很少对一个国家产生长远的正面影响。他不认为挪威幸免于难，没有受到它的腐蚀和败坏。他指出，挪威人每年的工作时间比石油繁荣之前减少了23%，假期延长，病假延长，退休提前。他引用经合组织的一份关于挪威的报告称，挪威的石油财富“扭曲了工作与闲暇的关系”。

　　经合组织发出警告，挪威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保持国民对工作、学习和创新的积极性。奥斯陆商业银行经济学家克努特·安东·莫克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则表示：“这是个石油换闲暇的项目……我们变得自我满足。度假屋接连不断地建起来。我们比多数国家的假期都长，还有极其优渥的福利和病假规定。这场美梦早晚要醒来。”

　　或许像萨特雷、克努特这样，担忧石油枯竭后挪威未来的当地人并非主流。迈克尔发现，这个全球第二富有的国家的居民最爱的话题，或者说，走进他们内心的钥匙，是当地人对大自然的敬畏。

　　迈克尔曾和挪威人英格维·史勒格斯泰德讨论过这个问题。后者是挪威石油投资基金的负责人，他说：“挪威人迷恋林间小屋和海上小屋，迷恋大自然。”史勒格斯泰德还指出，数量惊人的挪威姓氏与山川河流有关，比如他自己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河流拐弯的地方。“我们有强烈的身份认同，与大自然有牢固的纽带。”

　　挪威人与自然风光的牢固纽带有一个体现，那就是近几年播出过的两档非常成功但在迈克尔看来“极其乏味”的电视节目。第一档节目是追随一列火车，从奥斯陆出发，一路翻山越岭，抵达卑尔根；节目的制作非常简单，只是把一台固定摄像机安装在火车头上，实时追踪7小时的行程。这档节目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高收视率。此后，挪威全国广播电视公司NRK受到鼓舞，再接再厉，又把一台摄像机安装在“特快”邮轮“北挪威号”上。电视台实况转播了为期6天的航程，全程无中断。这档节目吸引了全国半数人口收看，在那艘邮轮沿着海岸向前行驶途中，人们成群结队地走出家门，点燃篝火，从岸边向它招手；还有人驾起小船，摇摇摆摆地跟着那艘满载欢声笑语的邮轮后面，驶出老远的距离。它成了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一档挪威电视节目。但迈克尔实在无法理解，在他看来，不过是风景罢了……

　　让迈克尔同样不理解的，还有芬兰的桑拿。“在芬兰的社交生活和闲暇时光中，桑拿居于核心位置。在芬兰国内，每两个芬兰人就有一间桑拿浴室，桑拿浴室比汽车还多——超过250多万间。桑拿房是他们主要的聚会场所，是家人朋友男女老少在一起放松身心的场地。”

　　就迈克尔的短暂经验而言，他认为芬兰人蒸桑拿时，默然不语和热气弥漫是同等重要的两个特点，而这也许就是桑拿对芬兰人的根本吸引力所在——因为芬兰人的不善言辞举世闻名。

　　“芬兰男人的少言寡语给外国人留下深刻印象。”旅居芬兰的美国学者理查德.D.刘易斯在他的著作《芬兰：文化上的独狼》中写道。芬兰人不喜欢八卦，不喜欢不相干的闲聊。刘易斯坚决赞同地理决定论，他认为，芬兰的气候和环境直接造就了芬兰的国民性格：“低温让人们必须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在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中，人们不会在大街上闲逛……在赫尔辛基的东风中，像美国人那样绽放一个大大的笑脸，会让你的门牙生疼。”

　　一个芬兰熟人给迈克尔讲过一件事，精辟地说明了寡言的芬兰人对人类交往的常规态度：他和他的小舅子在暴风雪中驾车行驶在乡间道路上，行到半路，他们的车坏了。他们等了半个小时，才终于有另外一辆车经过。那辆车停了下来。司机跳下车来帮助他们。他从帽檐下仔细观察了一下故障车，帮助他们把车重新发动起来。整个过程中，双方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点点头，打了个招呼。那人开车走后，迈克尔的朋友说，“哇噢，我们今天真走运。不知道他是谁呀？”他的小舅子回答说，“哦，是尤哈，我们一起上过学。”

　　迈克尔认为，芬兰人的寡言也许还可以解释为腼腆。而北欧，如果说芬兰人的腼腆可拔得头筹，紧随其后的就是瑞典人。

　　20世纪60年代，一位美国精神病学家特意观察过瑞典人，他报告称，瑞典人脸红的次数超过其他民族。迈克尔在走访时甚至有人对他表示，瑞典妇女在分娩时也尽量不呻吟。另外，在葬礼上轻微的哭泣是可接受的，绝望的嚎哭却令人难堪。

　　有人将瑞典人的性格特质归结为礼貌而周全，也有人认为他们的礼仪并非涵养深厚，而是由冗长乏味的仪式和程序构成。但无论怎样，瑞典一直都是北欧拼图中的焦点，甚至作为榜样，这个国家正引起全球决策人士和政界的关注。比如瑞典最近有一项创新，即Kunskapsskolan(知识学堂)，这是一种形式自由、开放布局的教育制度，没有教室，孩子们自行制定学业目标，规划学习进度。另外，过去几年来，全世界向瑞典请教，学习应对各种银行业危机和经济危机。因为瑞典早在几十年前遭遇过类似的由信贷引发的震荡。1985年，瑞典政府对信贷市场取消管制，瑞典人充分利用了几乎源源不断的所谓“圣诞老人”式信贷，结果，住房泡沫不可避免地破裂，让他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到20世纪90年代，瑞典遇到了危机：失业率翻了四番，预算赤字飙升。但是政府迅速采取行动收拾残局，实施了重大的公共部门支出和税收减免，同时保留了福利国家的内核。它以比撒切尔夫人还要大的魄力，对一些服务行业实行了改革和私有化；鼓励学校主动退出国家体系；允许病人选择任何医生，包括私人医生，再由医生向政府收取费用，等等。也许最重要的是，他们加强了对银行的监管，此后再也没有放松。这些举措使瑞典能够很好地应对近年来的全球经济危机，于是，瑞典继续扬帆起航，似乎又一次对身边的风雷震荡浑然不觉。

　　在完成对北欧五国的探访后，“挑剔”的迈克尔表示，作为全世界最幸福之地，北欧地区确实也有自己的破绽与瑕疵，但瑕不掩瑜。“虽然我在北欧之旅出发之际，想要纠正西方媒体对它玫瑰色的失衡报道，但是我也希望，我揭开了某些正面特点——信任、社会凝聚力、经济与性别平等、理性主义、谦和、平衡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等等。”另外，在迈克尔看来，要实现真正的、持久的幸福，一个首要的前提是人必须能够主宰自己的生活，确立和掌握自己树立的目标，如果离目标尚有差距，能够做出适当改变。迈克尔觉得，在北欧，人们的确可以获得这样的幸福，因为在那里，“一个人有极大的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成为自己希望成为的人。”

　　文︱《小康·财智》记者 罗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