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实现事业理想的执行力

　　青年时的事业梦想，壮年时得以实现，这无疑是人生幸事，但对许多人来说却属于奢望，现实中事业受挫、梦想破灭之事可谓不胜枚举。笔者认为，二者之间差距的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执行力，即将志向、信念、思想、战略等转变为行动的能力，这也是优秀企业卓尔不群的一个重要标志。用古代哲学一个流行范畴来说，即能否做到“知行合一”的问题。在这方面，明代著名思想家、军事家、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可以说是一个突出代表，他不仅在其心学中赋予知行合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意义，而且将其道德修炼融入到日常实践中，建立起平匪平乱等赫赫功绩，成为儒家“内圣外王”的圣人，因而认识和把握其知行合一学说的特色和长处，对于当今时代的人才成长、建功立业、完善人格、提高管理执行力等，无疑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实现“内圣外王”的执行力

　　儒家教人的理想目标就是“内圣外王”。先要做“内圣”，即做好道德修养，如《大学》所说的诚意、正心、修身，然后再做“外王”，即《大学》所说的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要在社会活动中建功立业。但从历史上看，能够真正达到“内圣外王”标准的人物寥寥无几，大多数人或是倾向于修养，或是倾向于事项，像南宋的儒家大师、理学家朱熹也只是在“内圣”上下功夫。而使得王阳明得以成为内圣外王人物的关键，正在于他成功认识和践行了“知行合一”。

　　在王阳明所处的时代，朱熹的理学盛行，朱熹本人也曾多次阐述知行关系，但他没有在本体上把知与行统一起来，而且认为知先行后、知轻行重，实际上是把知与行割裂开来，这也是导致后来空谈务虚、心口不一、虚伪处世等恶劣风气泛滥的重要思想原因。而王阳明在其创立的心学体系中，则明确肯定知与行在本体上就是合一的，彼此相辅相成、相互包含，所谓“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这种关于知行合一的主张，能够真正将儒家主张的人性中的良知良能彰显出来，并扩充到一切行动上，从而建立圣贤之功业。王阳明本人自龙场悟道后事功累累，多次平定匪乱，从无败绩，可说是从实践上对其知行合一做了一个圆满的注释。

　　近代改革家康有为曾说过：言心学者必能成事，而且是大事。而能成就一番大事业的秘诀正在于“知行合一”。从执行力的角度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可说是一种以儒家伦理观念为核心为导向的执行力，有着知识层面和价值层面的双层意义，即要求在认识和把握成圣成贤的价值导向、道德教化的基础上，将其贯彻落实到一切日常行为中，这一点不同于现时代一般只是从知识或技术层面着眼的执行力，因而在做事上能够始终遵循内在的道德良知进行决策，确保事业不偏离以人为本、造福天下的价值导向，在执行上则具有不为私心物欲所左右的目标性和高效性，以及真诚务实、着眼高远、善用其心等优良品质。这一点对于现时代人们习惯于以功利为导向，只从知识、技术层面提高执行力的狭隘倾向来说，显然有着重要的启示。

　　事实上，在商业时代人们的事业往往是以个人利益为导向的，在职业选择上就普遍存在着偏向福利高待遇好职位的倾向，如近年的考公务员热，另如2012年哈尔滨数千大学生争考环卫工岗位，并非动机有多高尚，而是旨在获得事业编制。以此类动机从事的事业实非传统文化所说的事业。如国学大师南怀瑾在2005年孔子诞辰日应邀为全国各地工商界成功人士发表的演讲中所说：“事业”的定义在《易经系传》里很明白地告诉了我们，那就是“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一个人一生里做一件事情，对世界人类永远有功劳，永远有利益给大家，这个才叫事业。像大禹治水，这叫事业，因此他为万世所崇仰，其功永不可没。上面最高到皇帝，下面最倒霉到讨饭的，都不是事业，那是职业。在座的工商界老板生意做得很好，赚钱很多，要讲事业那还差得很远。”

　　以造福人类社会为导向，这一点也是历史上为人类做出崇高事业的英雄伟人的共同特征，如青年马克思在其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过得完美。”

　　王阳明也是如此，他能成就后人称作“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伟业，实可归因于他早早就立下了做圣贤的志向。早在12岁读私塾时，他曾问老师“何谓第一等事”，老师回答：“努力学习，考中进士，然后当官。”王阳明则提出了异议：“我认为读书做圣贤才是第一等事。”此志向成为王阳明一生的指南和引擎，指引他悟出了“致良知”学说，并通过知行合一将道德修炼与人生事功打成一片。其一生历任刑部主事、龙场驿丞、庐陵知县、右佥都御史、南赣巡抚、两广总督等职，但在其做圣贤的志向指引下，这些职业并未沦为其谋生手段，而是成了他开创圣贤事业的一个个平台。这对我们今天在人本理念指导下正确处理事业与职业的关系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启发，即“将职业当成事业来做”。

　　去私欲、致良知的修养功夫

　　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的宗旨在于“致良知”。“良知”一词最早出于《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王阳明将良知概念进一步提升为本体范畴，指出：“良知者，心之本体”；“良知是天理之照明灵觉处，故良知即天理”；“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在他看来，良知是人人具有、个个自足的内在品质，只是因为人的种种私心物欲才将其染污、蒙蔽，而“致良知”就是要通过去除私欲以恢复人心中本有的良知，同时在事上磨炼，将良知扩充到万事万物，如此自然会成就圣贤之道，而这一过程就体现为知行合一。

　　《传习录》中记载：徐爱就知行不一的问题问王阳明：如今有人知道应孝顺父母、尊重兄长，但行动上却不孝、不悌，如此推断知与行分明是两码事。王阳明回答说：那是因为人的私欲把本有的知与行的合一状态给隔断了。在当今社会中，像徐爱提出的这类将知与行分隔看待的问题同样存在，知而不行、难行甚至明知故犯、恶习难改的现象在现实中屡屡出现，例如在反腐高压下一些官员仍在暗地里进行权钱交易；一些商家的经营仍不那么合德合法；一些影视明星仍偷偷吸毒、无视禁忌……王阳明将这类现象明确归结为人的私心物欲蒙蔽了人的良知，因而他们所谓的知并非真知，而是妄想邪念，自然不会有合乎良知的行动，反会迷失自我，导致不讲诚信、言行不一、心口各异等人格分裂、道德败坏的现象。

　　至于人的私欲为什么会蒙蔽良知，王阳明认为其关键就在于将知与行分开看作两件事，从而使良知与行动脱节，而能否去除私欲的关键则在于能否做到知行合一，这突出体现为能否在一念发动处存善去恶。

　　“一念发动即是行”，这是王阳明知行合一说最突出最耀眼的一个地方，表面上看似乎难以理解，因为我们头脑中的念头不可能马上变成行动，但实际上它是指人心中产生的善恶念头会潜入到人心中负责行动的决策“部门”中，等于在心性的土壤中埋下了一个种子，一旦外界条件具备，潜藏于心中的善恶种子就会破土而出，引发相应的善行或恶行。现实中一些原本业绩突出、前程似锦的高管高官后来暴露出贪腐丑闻，正在于当时其心中潜伏的贪念恶种子遇到机会爆发了。知行合一，就是要求人们在恶念萌生时马上用善念将其克制，而在善念出现时马上将其留在心中，这种思想上的为善去恶，就是王阳明所谓格物致知的修行功夫。如此在起心动念处去私欲的方法，可令人想到佛教禅宗渐悟派的修法，如神秀的四句偈：“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染尘埃。”在移动互联时代，五花八门、吸引眼球的媒体内容不断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各种恶念较之善念更易于产生且会十倍百倍地增长，因而王阳明提到的这种为善去恶的修养功夫显得尤为重要。

　　但在现实中真正做到为善去恶还是知易行难的，这来源于人心的劣根性和复杂性。东汉桓谭的《新论》一书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战国时齐桓公在一次外出时看见一个废墟，一打听知道是郭国皇室的废墟，就问起郭国灭亡的原因，有人回答说“善善而恶恶焉”，即“喜欢好人，憎恶坏人”，齐桓公说：“善善而恶恶”是立身的原则，为什么反会导致亡国呢？那人回答道：“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即喜欢好人却不能任用，憎恶坏人却不能摒弃，结果招致与善人结怨、与恶人成仇，想不灭亡能行吗？若从兼容人和事的广大角度理解善恶，“知善善而不能就，知恶恶而不能去”的现象在现实中显然有着普遍性。

　　彰显美德、培养定力、提升智慧的妙法

　　王阳明说“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显然，真正的知行合一，有助于人们彰显明辨善恶是非的道德意识和能力，彰显仁以爱人、诚信敬业、实事求是、自觉自律等美德，这对于当下职场人提高服务意识和职业道德水平显然不无裨益。

　　即便是真下功夫为善去恶的人间精英，也有必要进一步达到无我无为、超越善恶的至高精神境界。如王阳明晚年提出的四句教所说，“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里他进一步把心之本体确定为“无善无恶”，而“良知”则成了本体的初级层次。他曾在与弟子讨论时，指出后两句是初学者的功夫，而前两句则是高层次的修行功夫。

　　从这四句教可看到禅宗对王阳明心学的深刻影响，如果说“为善去恶是格物”类似于禅宗渐悟派的修法，那么“无善无恶心之体”则类似于禅宗顿悟派的修法，如《六祖坛经》中说到六祖慧能开示惠明时问他：“不思善不思恶，正恁么时，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其中“不思善不思恶”就是禅宗教人破妄心求真心、超越我执分别的一种方便法门。佛教有真心和妄心之说，妄心是指依因缘而起的对各种心理活动状态的分别心，如见利生贪、见色起意、见冤起憎等，其根源在于我执（佛教认其为第七识）；而真心是指超越了善恶、生灭等二元对立的如如不动的本体，也叫空性、如来藏，如慧能在《六祖坛经》中所说：“善恶虽殊，本性无二，无二之性，名为实性，于实性中，不染善恶。”也如六祖慧能的四句偈所言：“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在佛家看来，我执及其引发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法，是导致世间轮回痛苦的根本原因，只有超越二元对立的语言和思维，才能证悟空性，拔除痛苦之根，获得真正的解脱。因此从佛教理论看，王阳明的四句教并不完整，它并未给出如禅宗棒喝那样破除我执、直指心性本体的方法，也未触及缘起性空、转识成智等大乘佛教思想；但对于原本缺乏本体论解释的儒家思想来说，四句教可说是为解决历史上儒家的性善论与性恶论之争提供了一个富有新意的方案，也给出了一种站在无我无为的出世境界来解决现实人生问题的视角。古人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历史上朱熹“援禅入儒”，系统发展了理学，王阳明则借助禅宗及道家思想完善了心学，只要有利于发扬圣贤之道，何乐而不为呢！如王阳明所说：“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我之用，是之谓大道。”

　　人生来就受内在欲望和外界因素影响，浮躁不安、难有定力，真正能澄心静意、克制欲望从而激发起潜力、灵感的人可谓凤毛麟角，所以儒释道各家都强调通过修行培养定力、增长智慧，如佛家提出“戒定慧”的修法，而儒家《大学》则提出：“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而王阳明倡导的知行合一，可谓是为《大学》提出的修行纲领提供了一个途径。在讲知行合一时，王阳明曾要求其弟子们静坐以静心除欲，但发现有流入枯禅倾向时，他又要求事上练。王阳明本人也正是通过知行合一培养出一种强大的定力，智谋灵感也因此涌现。

　　事实上，王阳明一生多次奉命平匪平乱，善于出奇制胜，在兵家谋略上达到了“此心不动，随机而动”的境界，主要就得力于他通过知行合一培养出的强大的“不动心”。在王阳明接到圣旨出发去江西剿匪时，一位道士对别人说：王阳明此番前去必立大功。别人问其原因，该道士说：“我触之不动。”其意是说，王阳明有不受他人干扰、宠辱不惊的定力。后果如道士所言，王阳明在军事上连续获胜，将多年来朝廷剿而不灭的江西南赣的土匪势力彻底铲除。平匪结束后，王阳明的学生曾问起他用兵的秘诀，他说：“用兵何术，但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乃术尔，凡人智能相去不甚远，胜负之决，不待卜诸临阵，只在此心动与不动之间。”

　　知行合一不仅能培养“不动心”的功夫，而且可使人从良知的人性角度来理解人，这在王阳明的军事行动上，则表现为他善于采用“攻心”之术，从人之趋利避害的角度来理解敌人，进而或感化或调动，从而占据优势。他在江西剿匪时散发的《告谕巢贼书》就从人性情感的角度深情劝说土匪，感动了卢珂等土匪武装主动投诚。

　　可以说，在当今崇尚科技创新和商业文明的时代，联系实际学习和践行王阳明倡导的知行合一，对于企业本着人本理念更好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顾客提供更好的体验和服务，实现顾客满意与企业盈利的双赢，对于广大人才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和创新能力，实现自身全面自由的发展，无疑都会产生积极有益的作用。

　　文/毛世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