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发怒催生“赤脚医生”

　　中国农村长期缺医少药的状况使毛泽东极为不满，1965年6月26日，他终于发怒了……　

　　农村缺医少药问题难以解决

　　旧中国的农村，缺医少药，生病请人跳大神、生孩子靠接生婆的现象在农村普遍存在。

　　新中国成立后，曾采取过多种措施想解决问题。最先尝试的是中医。中医需要器械不多，行动灵活方便，中药也不贵，农民抓得起。但是，培养大批中医需要时间，而且这些学成的中医大多也留在城市医院工作，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于是中央转而尝试派城市的医生组成医疗队下乡为农民治病，很多医疗专家纷纷响应，像著名的胸外科专家黄家驷、儿科专家周华康、妇科专家林巧稚都曾加入其中，深入农村巡诊。

　　但医疗队下乡毕竟是临时性的，人数有限，医疗队每次下乡只能走两三个乡镇，且不可能带齐各种医疗器械，也不可能配齐各专科人员，无法达到有效地为农民治病的目的。此外，医疗队长期下乡，各级医院要打乱日常工作来安排人员，农村要为安排医疗队的食宿而费脑筋。因此，许多地方对这种方式没有长期坚持，有的地方甚至敷衍了事，农民看病难的问题仍然存在。

　　对此，毛泽东极为不满。

　　毛泽东发怒了

　　毛泽东内心积压的火气，终于在1965年6月26日爆发了。这一天，毛泽东听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报工作。钱讲到全国医务人员分布情况时说：全国现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毛泽东听到这组数字时，发怒了。他面容严肃地站起身来，严厉地说：“卫生部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当天，卫生部即开始研究贯彻毛泽东指示的办法。该指示被称为“六二六”指示。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再次召见钱信忠等人，讨论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的事情。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重点谈了改善农民医疗条件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的总构想。毛泽东说：“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虽然毛泽东当时的构想并不完善，各地执行指示的具体做法也不同，但普及农村医疗卫生的工作总算在全国迅速展开了。除大力扶持有条件的公社迅速建立卫生院外，卫生部开始着手组织对农村有一些文化的青年进行医学培训。

　　“六二六”指示催生“赤脚医生”

　　上海市动手较早，“赤脚医生”的叫法，也是在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首次出现的。原来，这个公社于1965年夏就开始办医学速成培训班，学期四个月，学的是一般的医学常识以及对常见病的简单治疗方法。学员学成后，回公社当卫生员。在第一批学员中，有一个叫王桂珍的，来自江镇公社大沟大队。后来她自己回忆道：

　　我连中学的门都没进过，比方那些化学元素符号，还有什么“大于”“小于”……老实讲，一下子真搞不懂。那时候我自己挺能吃苦，学得挺认真。老师让晚上9点熄灯，我拿个小的手电筒在被子里看到夜里12点。

　　王桂珍结业后，被安排在江镇公社当卫生员，她没有像其他卫生员一样，待在卫生院等农民上门治病，而是背起药箱，走村串户甚至到田间地头为农民们治病。农忙时，她也参加农业劳动。

　　开始，农民们并不相信王桂珍能治病，说，做一个医生要学好几年，这个黄毛丫头只学了四个月就能当医生？但王桂珍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一个病人牙齿痛，她要给病人针灸，病人不敢，怕痛，她就先给自己扎。经王桂珍治好的病人越来越多，找她看病的人也越来越多，她开始在农民中有了声望。王桂珍和同伴们还在村边一块坡地上种了100多种中草药，在村里专门建了土药房，利用自己有限的医疗知识，想出各种土洋结合的办法，让身边的老百姓少花钱也能治病。

　　与王桂珍事迹类似的还有另外一人。他叫黄钰祥，1953年毕业于苏州医专，后被分配到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卫生院工作。当时的江镇公社卫生院的条件极差，就是一幢租的民房，没有高压蒸汽消毒设备，连高压锅都没有，针筒等最基本的医疗器械是用煮沸的方法消毒。在这样的条件下，黄钰祥不仅想尽各种办法为农民治病，还注意教授卫生员医学知识。“六二六”指示发出后，他就成了第一批农村医学速成培训班的老师。同时，他也经常下乡为农民治病。

　　王桂珍、黄钰祥的做法深受当地农民的欢迎。当地农民多种水稻，平时劳动时是赤脚下水田的，所以早就有一个朴素的观念——“赤脚”和“劳动”是一个意思，见王桂珍看病之余也参加劳动，就称她为“赤脚医生”。实际上，“赤脚医生”就是既要劳动也要行医的意思。

　　但“赤脚医生”这个词，直到1968年才广为人知。在一次对王、黄二人的事迹宣传中，记者们首次采用了“赤脚医生”一词，题目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文章先后在《人民日报》等三个重头报刊上发表，引起了广泛关注。毛泽东仔细阅读这篇文章后批示道：“‘赤脚医生’就是好。”

　　此后，各地开始下大力气培训“半农半医”人员。当时，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知识青年们文化比当地青年普遍要高，便成了“赤脚医生”培训的主体。

　　随着“赤脚医生”规模的形成，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了。具体办法是：农民每人每年交一元钱的合作医疗费，村里再从集体公益金中每人平均提取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群众每次看病只交五分钱的挂号费，吃药就不要钱了。

　　那个年代，“赤脚医生”们的身份还是农民，就生活在农村，靠挣工分（补贴也是以工分形式出现）生活，因此农民们养得起。他们就是本村人，与当地农民血肉相连；即使是知青担任“赤脚医生”，也是村里的人，农民用得动。“放下药箱下地，背起药箱出诊”，是“赤脚医生”的生动写照。他们也因此成了广大农民健康的守护神。

　　现在，“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虽已成为历史名词。但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1965年的那次发怒，改变了中国农村长期缺医少药的状况，至今仍然是亿万农民对于那个年代的温暖记忆。

　　改编自央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