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回归

　　信贷泡沫破灭后，人们意识到很多地方的收入差距有多么严重，这令政治经济学地位上升，于是接下来投资者会倾向将金钱留在自己的地区，而不想投资于不清楚其政治风险的市场。

　　政治重临世界，但市场却不知道应如何应对。

　　在上世纪90年代，金融市场的政治风险减退。央行的独立性似乎将经济政策从政治影响中分离。金融市场并不关心入主白宫的是布什还是克林顿，只要美联储有格林斯潘就好。

　　这种影响带来的结果就是金融市场一度非常推崇中央银行的政策，人们着眼于数量经济学，从而忽视了政治问题。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这些年，政治经济学的地位正在逐渐上升。政治经济学关心的不是预测选举结果或是政治事件猜测。实际上，这方面专门有一种神秘的“黑暗艺术”，叫做选举学。

　　与这些“黑暗艺术”不同，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教会人们理解政策将会如何对经济施以影响，以及例如财富分配等政治问题会如何改变经济运行的结果。政治经济亦是关于人们如何开始预测政策，并因此而改变自身的行为。

　　推动政治经济学地位上升的主要因素，是人们意识到很多地方的收入差距有多么严重。

　　多年来，虽然全球收入差距有相当显著的减少，但是发达经济体的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然而，这种收入不平等的现实却被消费平等所掩饰。信贷工具使人们得以花费他们所没有的收入，这就造成了平等的假象。

　　随着2008年后发达经济体的信贷增长土崩瓦解，收入差距的现实变得更加明显。而收入不平等的真相被人们意识到的方式又是如此突如其来，其影响更加震撼，对人们造成挫败感，这进而使经济背后的憧憬情绪转化为嫉妒。

　　消费者从前渴望某些事物，并借助于信贷来获取；但现在人们只会生气和困扰，因为他们即使辛苦工作，都不足以获得他们富裕的邻居所享受到的生活方式。

　　而在不少国家，大部分人都无法享受经济复苏的成果，换言之，就是被排除在了经济复苏之外，这令情况雪上加霜。这种局面无论是在经济结构转变的时期出现，还是经济衰退过后出现，都并非特别罕见。但是令这种局面的冲击力加倍显现的，是它同时间出现在经济衰退之后的结构调整这一时期。

　　当人们突然戏剧性地意识到了收入差距有多严重，加上政治家们却在大谈经济复苏，但自己又觉得无缘享受，这种反差于是助长了所谓“代罪羔羊经济学”。

　　这种学说的意思是，某群体寻找另一特征容易识辨的群体，并将他们视为导致自己所承受某一经济状况的原因。

　　不同社会会以不同群体作为代罪的羔羊，而且每次都会怪错对象，然而，代罪的羔羊确实可以作为人们面对经济痛楚时吸引注意力的目标。

　　“代罪羔羊经济学”可引来政治响应。耽于偏见政治或反政治的政治家会崛起。这些政治家的口号是：“要从经济中除去这少部分人的影响，一切都会变得美好。”

　　政治经济学的地位正是因此而上升。为试图应付社会的差距意识，现在的政策比过往多年来的干预主义更为显著。当政治中心试图应付这些民粹忧虑时，政策就会受反政治所左右。

　　这就给投资者带来了问题：经济是全球性的，但政治则属于地方性的问题，政治经济学受文化及社会规范所影响。要远距离了解政治风险极为困难，至少肯定比将数字套入数量经济学模型，然后获得标准的结果要困难得多。

　　世界越来越难为投资者所了解。随着政治经济学地位的上升，投资者会倾向将金钱留在自己的地区，而不想投资于不清楚其政治风险的市场。最终，政治经济学可能令世界经济效益更低，更难预测，也更不稳定。

　　作者为瑞银全球经济学家，魏枫凌译

　　Paul Donovan/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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