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洪流 一点孤芳

　　张申府故居寻迹

　　“1920年8月间，陈独秀来信对我说，北京只有李大钊和你可以谈建党的事。当时北京的党员，就是李大钊和我两个人。陈独秀还来信商议，叫共产党，还是叫社会党？没有定。后来，维经斯基（共产国际代表）说，还是叫共产党。我们同意了。”这是张申府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接待中共党史编撰者时的回忆。

　　张申府，中共早期创建人之一。他介绍了周恩来、朱德等加入共产主义运动。他是中国罗素研究的第一人，他是《新青年》杂志的编委，他是《每周评论》的创办人，他是黄埔军校中共第一人，他是“一二·九”运动的幕后总指挥，他是民盟的创始人之一。一个本该为社会熟知的人，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历史忽略。

　　上世纪七十年代，有学者开始研究张申府。他们从中国革命历史的边缘处，找回张申府的一生。

　　新文化思潮走向政治救亡

　　1931年夏，张申府来到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授，讲授逻辑学和西洋哲学史等课程，住进了照澜院9号。1935年夏，在照澜院9号寓所前，张申府全家留下了珍贵的合影。和谐温馨的家庭照片背后，蕴藏着这位教授的革命情怀。

　　张申府，原名张崧年，出生在传统乡绅家庭。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自己改名为“申府”，意为“治理国家”之意。本来是学习数理，却对哲学，尤其是罗素的解析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上的是数学的课，读的却多是哲学的书。

　　1917年，张申府数学系毕业，以助教名义留在北大工作，教预科数学和逻辑，并认识了李大钊。这时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常去李大钊那里小坐，因此张申府与陈独秀也慢慢熟识了。这一年，志趣相投的三人经常在北大红楼聚会，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李大钊、张申府是陈独秀主办《新青年》编委。张申府先后在《新青年》等杂志上翻译了罗素的多篇文章，年仅25岁，就成为著名的罗素专家。“罗素”二字的翻译定名就是出自张申府之手。

　　1918年12月，三人联手创办《每周评论》。《每周评论》被认为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从文化启蒙转向政治救亡的标志。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讨论中国建党一事，最后定下新组织叫“中国共产党”。“南陈北李”加上中间联系人张申府开始酝酿发展共产党党员之事。他们第一个要发展的人是刘清扬。自幼习武并以秋瑾为偶像的刘清扬是天津青年界的进步团体“觉悟社”骨干。张申府说：“9月底，刘清扬到北京后，大钊和我在图书馆主任室找她谈话，希望她加入共产党，但她当时却表示对党的组织还不太了解，没有同意。我们认为入党的事不能勉强，只能待将来有了认识再说。以后，李大钊找了张国焘。他是北大学生，在学生中表现积极，热情很高。除了大钊和我，他成了北京的第三个党员。”而刘清扬日后成为了张申府的妻子。

　　周恩来的引路人

　　1920年冬，张申府以蔡元培的私人秘书身份随同蔡元培一起赴法国。1921年3月，在法国巴黎，张申府介绍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组建中共旅法小组和中共旅欧总支部，担任总支部书记兼中共中央驻柏林通讯员。关于介绍入党的过程，张申府说，“我写一封信给在上海的陈独秀，如此而已。我来欧洲的时候，陈独秀已给我全权负责招收党员。他认识我，对我信任。若我觉得某个人对我们适合，我就写信给他。所以，周恩来和刘清扬入党，就是凭我一封信而已。”1922年，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了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2月，从欧洲归来的张申府来到广州。时值国民党筹办黄埔军校，参与筹建军校的还有孙中山邀请的几名苏联军事顾问，他们中有的人会讲英语、德语。通晓英语、德语的张申府很快成为蒋介石的翻译，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5月，孙中山任命张申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成为黄埔军校首位共产党人。当时的政治部主任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在他离开时张申府多次任政治部代主任。

　　黄埔军校开办后，特别需要政治工作干部，廖仲恺和戴季陶多次叫张申府为军校推荐人才。张申府开出15人名单，第一个就是周恩来，张申府还为周恩来解决了从欧洲回来的经费，全力将他推上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位子，也将他推上了政治舞台。不过仅仅两个月，张申府因与蒋介石难于共事，辞去了政治部副主任职务。

　　退党风波

　　当时不到30岁的张申府，几乎遍交当时中国政治、思想界及国共两党所有高层人物，并以自己的才干和学识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申府的历史机遇是罕见的，但遗憾的是，他的思想和道德意识是自由派的。1925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会议中争论得最激烈的议题是统一战线，主要的建议是改变共产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国民党结盟。张申府公开发表反对言论，并负气提出退党。张申府回忆说：“后来到北京，大钊、世炎等劝我不要脱党，我脾气坏，我说，赞成我多的我就干，赞成我的是少数我就滚蛋，我可以在党外帮助干，我就这样脱党了。”

　　张申府在回忆录中，形容自己的性格是，“宁折不弯”。一个本来可能成为新中国领袖的人物，自此，不得不独自上路，另辟蹊径，只能成为党的一个同路人。

　　以天下为己任的“孔子后人”

　　1935年冬，张申府与刘清扬等共同发动和领导了北平的“一二·九”学潮。清华照澜院9号以及他在城内大乘胡同19号的家，成为运动中进步人士接头的地方。次年2月29日，“警察到我的城内住处将我带走，然后再到清华园拘捕刘清扬。我的大女儿跑到孙荃荪处求助，但她也无能为力。我一直被扣在监狱中，直至1936年5月7日。惟一得到的援助是梁漱溟来探我，说服了狱警把我的脚镣除去。那些日子对我真是艰苦。我今天仍然记得狱警凶恶地喊叫着我的名字‘张崧年！’我对我的名字憎厌起来，释放之后我就不再用这个名字。我只用申府，一直到今天。”

　　1936年5月，张申府和刘清扬由冯玉祥保释出狱。出狱之后，清华大学囿于当局压力把张申府解聘了。离开了清华园，张申府租了学院胡同甲2号一所比较大的房子，继续自己抗日救国的政治征途，后成为“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主要负责人。

　　张申府晚年谈到这一段经历时曾这样说：“我坐过牢，失去过教授职位，但是我没有后悔我的行为。如果我不是中国人的话，如果我不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孔子后人的话，如果我不是我的好朋友熟悉的张申府的话，我便会摆脱尘世事务。”

　　1938年7月，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了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大会，张申府作为参政员参加，但与蒋介石矛盾日深。蒋介石一次当面骂他，说他“反对政府”，“你不但写文章反对政府，还在防空洞里反对政府！”并表示是有人在防空洞里亲耳听到的。张申府平白无故挨了蒋介石一通骂，怒气难平，提出要离开重庆去打游击。政治部长张治中听说后，跑来一再慰留，自然，他的参政员是无法再当下去了。

　　1941年，张申府代表“救国会”加入民主政团同盟（后来的民主同盟）。在1945年的国共和谈中，他是民盟9代表之一。

　　1946年，张申府重回北平住在黄化门街5号。现已改为北京教育学院用房。“这是一座很大的宅院，分东西两院，我们住东院，学生联合会在西院。东院有三进院落，雕梁画栋，轩敞雅静。”女儿张燕妮回忆，“新中国成立初，西院的学联想要东院这所房子。为此，市政府请示政务院，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此房继续由张申府居住，自管自修，不交房租。’这样父亲就继续在此住了下来。”1958年，因此处要建中学，张申府搬到了西城区王府仓胡同16号。而如今，该处也已不存。

　　张申府的前半生起伏激荡，不管在党内党外，总是处于社会思潮的前锋。而他的后半生却因一篇短文，终其一生不能翻身。张申府对理论的坚持损害了他在实际操作中的变通。1986年6月20日，张申府逝世，享年93岁。早期党员郑超麟曾说，“张申府是一个理论家，一个有操守的知识分子，但不是搞革命的人。”

　　文/陆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