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电影的光辉岁月

　　“世界上除中国外，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国歌来自电影的主题曲。这是我们电影人的无上荣光”

　　上海和电影的结缘，是在1896年。那一年的夏天，当刚刚诞生不久的电影漂洋过海来到上海。

　　那一年在上海苏州河北岸徐园放映的电影，也是中国与电影的初次相遇。

　　上海电影博物馆里的宝贝

　　年轻的上海人可能并不清楚，繁华的徐家汇曾经在上海电影史上占据着怎样的重要地位，不过，如今他们可以从隐在徐家汇闹市中的上海电影博物馆里了解这一切。

　　这个建于上海电影制片厂原址上的博物馆，耗资9亿元，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一座电影博物馆。在总建筑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的空间里，他记录着上海电影百年历史上闪光的瞬间。

　　表演艺术家张瑞芳的日记、电话簿；为周璇录制《夜上海》伴奏过的钢琴；耗时8年整理出的谢晋拍摄《芙蓉镇》时的整套资料；万籁鸣为《大闹天宫》制作的分镜头画面台本手稿等……上海电影博物馆里珍藏着许多上海电影乃至中国电影历史上的第一或唯一。

　　作为这个博物馆的总策展人，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石川亲手挑选了如今陈列在馆内的3000多件藏品。从上影仓库中的几十万件电影道具、戏服和历史文献中“淘宝”的过程，是他津津乐道的事——那件事耗费了他整整一年多的时间。

　　一部上世纪30年代英国产的NEWALL牌35毫米摄影机被装在箱子里，在仓库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躺了多年。石川注意到了箱子与众不同的造型和旁边摆放的一个三脚架。当他把箱子转过来，看到上面写着‘联华’两个字时，“浑身就像过电一样，幸福得快要晕过去了。”

　　曾经叱咤中国影坛的联华公司，是20世纪30年代国片复兴运动的急先锋，很多知名影星，如阮玲玉等都与该公司签约。而经石川考证，联华公司当年的许多经典影片，正是用这部机器拍摄而成。

　　庆幸的是，这部长时间被遗忘的摄影机至今保存完好，基本功能尚存，也因此为上海电影博物馆增添了一个镇馆之宝。

　　199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照明工程师晏仲芳因发明电影特效闪电灯系统，获得第68届美国奥斯卡技术成就奖。他是第一个获得奥斯卡技术奖的中国影人。在计算机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特效闪电灯可在电影实景中制造雷电特效，曾被运用于《侏罗纪公园》、《真实的谎言》等多部好莱坞大片。

　　这一套铭刻于奥斯卡历史的“中国造”设备，如今也陈列于上海电影博物馆。

　　在博物馆一楼正中最显著的位置，“国歌诞生”的展览让每一个参观者都印象深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原是1935年上海电通影业公司出品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由田汉创作，经作曲家聂耳修改定稿并谱曲。1949年，《义勇军进行曲》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1978年正式确认为国歌。

　　“世界上除中国外，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国歌来自电影的主题曲。这是我们电影人的无上荣光。”石川对本刊记者说。

　　1949年之前：中国电影就在上海

　　2016年6月，上海迪士尼主题公园正式开园。

　　然而，这却不是迪士尼与上海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时光回溯到1932年，当时沪上知名的《良友》画报最先将迪士尼和他的米老鼠引入上海。当年的1月刊中，《良友》用整版图片告诉上海影迷，米老鼠是美国最受欢迎的明星，并借机用迪士尼卡通形象PS了自己的杂志封面，以“自拍”方式为《良友》作宣传。

　　迪士尼“旋风”由此迅速席卷了彼时的上海。沪上各类报纸、杂志、图书围绕迪士尼动画的报道风起云涌；上海各大影院迪士尼动画影片迎来观影热潮；米老鼠、白雪公主成为沪上商业公司争相抢夺的广告代言人……

　　20世纪30年代，正是上海电影的黄金时期。

　　早在1896年，上海徐园的又一村茶楼里，电影这个新生的事物就第一次向国人揭开了其神秘的面纱。

　　这个被称作“西洋影戏”的洋玩意儿，迅速引起了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的上海人的兴趣。

　　1897年9月5日上海《游戏报》第74号，刊登了一篇题为《观美国影戏记》的文章，记载8月尖雍松在奇园的观影感受，文中写道：“如影戏者，数万里在咫尺，不必求缩地之方，千百状而纷呈，何殊乎铸鼎之象，乍隐乍现，人生真梦幻泡影耳，皆可作如是观。”

　　很快，上海也成为了国外电影人的拍摄对象。1898年，美国汤姆斯·爱迪生公司曾派遣摄影师周游世界拍摄当地风光，在上海拍摄了《上海警察》和《上海街景》。1901年，美国沃威克公司的摄影师约瑟夫·罗森塔又拍摄了《上海南京路》。画面中的南京路，“是一条满是行人的街道，街上有步行者，黄包车夫，官轿，一位骑自行车的欧洲妇人，锡克巡警和二位德国官员。

　　20世纪初的上海，市民收入水平普遍较高，还有不少在外国公司和洋行工作的买办职员阶层，他们的经济收入和交际需要，推动了上海电影放映从最初“五分钱镍币”式的游艺杂耍场所，很快发展为高级豪华影院，使看电影成为时尚和身份的标志。

　　上世纪20年代起，上海报纸的娱乐广告版逐渐从以往以戏剧和游艺为主，变成以电影广告为主。有人曾做过不完全统计，上世纪20年代中期，上海已有17家电影院约近14000个座位。如果按每家电影院每天放映三场、每场平均上座率50%计算，上海的电影院每天约可有2万名观众，每年的观众数量可达到700万人。这样的观众数，已经可以与当时世界上的其他大城市媲美。

　　也是在那时候，电影工业发达的美国瞄准了上海巨大的电影消费市场。米高梅、派拉蒙、福克斯、华纳兄弟、雷电华、环球、哥伦比亚、联美等好莱坞八大公司先后在上海设立了办事机构，处理影片输出的有关事宜。

　　到1930年左右，上海已不仅有亚洲最豪华的电影院，而且可以立刻看到好莱坞或欧洲主要制片厂刚刚制作完成的首轮影片。

　　上海的电影消费刺激并促进了本土的电影生产。1913年，张石川、郑正秋编写和拍摄了《难夫难妻》，这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故事片。

　　1922年，张石川、郑正秋等人组成了明星影片公司。它的诞生大大促进了中国电影创作的前进步伐。

　　随着“九·一八”和“一·二八”事件的爆发，中国电影界掀起了左翼电影运动，当时上海这个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桥头堡，给一大批电影创作者提供了接触和观摩世界电影先进水平的契机。

　　上世纪30年代中期，很多优秀的国产电影如《渔光曲》、《神女》、《马路天使》、《十字街头》、《风云儿女》等在上海诞生，上海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好莱坞”。

　　“1949年之前，中国电影就在上海。”上海社科院上海电影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荣跃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新中国的全面改造

　　改变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后。

　　1949年11月16日，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剧作家于伶任厂长，戏剧家钟敬光任副厂长，电影艺术家、剧作家陈白尘和张俊祥出任艺术委员会的正副主任。它以拍摄故事片为主，也拍摄少量美术片、纪录片及译制外国影片。

　　此前，在长春、北京等地也已成立了国营的电影制片厂，与上影厂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

　　“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电影，实际上是对三四十年代‘左翼’电影的一种极端化。在‘左翼’经验中，‘上海’是‘小资王国’，是一个承载着都市原罪的文化符号，1949年以后必然面临着一场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面改造。”石川说。

　　因此，五六十年代上海拍摄的《女篮5号》《上海姑娘》《不夜城》《万紫千红总是春》《大李小李和老李》《今天我休息》《霓虹灯下的哨兵》等影片大多是围绕集体主义、共产主义对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征服这个角度来展开的，这成为后来上海电影的主流。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电影制片厂1952年摄制了电影《南征北战》，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军事影片。这部由成荫、汤晓丹导演的影片，取材于解放战争中华东战场的一个战例。

　　电影拍摄之初，上海电影制片厂专门组织了军事顾问团以保证影片的真实性。后来，影片的拍摄甚至引起了陈毅、粟裕两位首长的关注。陈毅元帅亲自为影片修改对白；粟裕将军为两位导演详细讲解当年华东战场的战斗态势。

　　片中大量的经典段落和台词让人津津乐道，当时的观众们把它和《地道战》、《地雷战》一起称为“老三战”。

　　1950年6月1日，经上海市文化局电影事业管理处提议，一本后来影响深远的群众性电影刊物——《大众电影》在上海创刊，由夏衍、于伶、叶以群等人担任编委会成员。

　　创刊号共32页，封面采用《团的儿子》中小英雄凡尼亚手捧水杯抬头仰望的形象，封底为《诗人莱尼斯》的影片镜头。于伶为杂志撰写了《期望》一文，其中还有热门电影的八折优待券。

　　这本雅俗共赏的电影杂志，一经发售即受到广泛欢迎，最先刊印的一万册在三天内批售一空，当时的电影事业管理处不得不再次请示文化局，要求加印3000本以满足读者需求。此后又再版两次，仍供不应求。

　　1981年2月，《大众电影》曾以940多万册的发行量创期刊单期销售纪录，在世界范围内这个记录至今未被打破。

　　中国电影的“半壁江山”

　　1979～1984年的6年，上海电影进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个创作高峰期。

　　“文革”结束后，上影有创作生产能力的人共108位，号称“一百单八将”，这个人数比北影、长影、八一电影制片厂三个厂的创作人员加起来还多。所以，“文革”结束后，上海电影可以很快恢复生产。1977年，上影出品的影片只有5部，而五年之后，这个数字达到了21部。

　　这期间，上海电影的优秀作品无论数量和质量均在全国领先。在创作队伍上，导演、演员均是老中青三代全面开花，撑起了中国电影的“半壁江山”。

　　“80年代初期，看电影是百姓的主要文化生活形式，当时的年均观影人次都有数十亿。”荣跃明说。民众的观影热情无形中推动了上海电影的爆发式发展。

　　1982年是上海电影最牛气的一年，年初的一部《牧马人》和岁末的一部《城南旧事》，被称为‘龙头凤尾’，几乎横扫了当年所有重要奖项。当年北影厂老厂长汪洋曾跟上影厂厂长徐桑楚开玩笑：“你们不能把所有的奖都拿回上海去，也给我们留一点啊！”

　　在石川看来，上世纪80年代上影厂的辉煌，还因为有着一支强大文学编辑队伍的支撑。

　　“他们在组织剧本上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当时他们是把全国分成四个片区，江南、江北、上海本埠和部队，从四个片区中最优秀的作家手中直接组稿。同时导演总体水平高，争取好剧本就占优势。”石川说。

　　《芙蓉镇》得奖后很多厂都在争，最后谢晋抢到手了。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也是这样，大家争得不亦乐乎。后来上影厂跟济南军区领导说：“给我们改编，我们就让谢晋来拍！”一句话定了乾坤。

　　1994年，广电部允许每年从国外进口10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表现当代电影成就”的影片，好莱坞大片的引入让中国电影陷入了“狼来了”的激烈竞争，在这种大环境下，上海电影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陷入创作低谷。

　　进入21世纪后，以《英雄》等为代表的国产电影拉开了商业大片的帷幕，上海电影也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杨天 骆晓昀/上海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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