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城市体育场馆靠谱吗

　　方斌最近在一家商场的天台上打了一场篮球

　　打开手机，方斌一边展示他下载的预定体育场馆APP，一边解释说，“这个是健身用的，这个是订篮球场地的，这个是足球，这个是综合类。”在方斌的手机里，这样的APP有五六个。在方斌看来，每个APP都有着自己的使命，可以帮助他寻找到最优惠、地点最合适的运动场地。

　　打了十几年篮球的方斌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发现如今不仅篮球场数量增加了，预订起来也更方便，而且场地也变得多样化了，比如他最近就在一家商场的天台上打了一场篮球。

　　投资“像雨后春笋一样”

　　上海洛合体育发展有限公司CEO戴富祺十年前就已经进入这一领域，在上海的昆明路投资建设了自己的第一家篮球场“洛克公园”。

　　戴富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投资建设篮球场是缘自一次巧合。在一次帮外国朋友预订篮球场地的时候，他发现这并不容易，当时除了学校的球场，可供选择的地方几乎没有。戴富祺觉得这是一个商机，因此就开始了自己的篮球场创业。

　　洛克公园在上海目前已有11家门店。

　　46号文件（即国务院2014年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之后，戴富祺明显感觉到进入到这一行业的人越来越多，新开的场地“像雨后春笋一样”。他的团队几乎每天都能接到询问加盟的电话，看到带着激光尺来球场考察参观的人。翻开微信朋友圈，总能看到同行发布的类似球场图片，“就是球场颜色变了而已”。

　　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余守文很早就开始关注体育投资。余守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12年底这一块还没有什么动静，但2013年他从美国访学回来后就感觉到体育产业的爆发式增长。

　　余守文突然发现，自己身边出现了不少相关人士，有拿着现金在上海满世界找高尔夫场地的老板，有对体育产业很感兴趣的基金从业者，也有投资攀岩项目的朋友。

　　智研咨询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体育行业市场现状分析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称，政府鼓励社会资本进入体育行业，进一步激发了产业潜能释放。“体育行业火爆吸金。2015年，体育行业整体获投金额超65亿元，是2014年的2.7倍，比2013年翻了164倍。”

　　近年来，上海除了场馆的数量、场地面积在逐步增加，企业成为投资体育场地建设发展的重要力量。从2003年到2013年，十年间，企业投资建设的体育场地数量占到了16.6%，投资金额占到了45.3%。洛克公园、索福德、UPBOX激战联盟、番茄球场等一系列民营运动场馆在上海落地。

　　体育设施从何而来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2016年5月5日发布的《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中国到202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1.8平方米；到2025年，达到2平方米。而目前根据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显示，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1.46平方米。

　　“虽然1.46到2之间只差了0.54平方米，但是由于我们人口基数大，要达到目标并不轻松”。余守文说，尤其是像北上广这种特大型城市，做增量尤为困难。

　　体育设施从何而来？

　　近两年，国务院、发改委相继公布《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中小学生经常参加足球运动人数超过3000万，全社会经常参加足球运动人数超过5000万，全国足球场地数量超过7万块。

　　上海毅涛足球俱乐部董事长葛毅炯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们2012年开始从事青少年足球培训，目前已与上海30多所中小学建立了合作关系，实行了“校园足球公益计划”，在达成合作协议的学校中每天均派驻专业教练员。

　　“合作的前提是学校要拥有符合条件的场地，但在市中心比如黄浦区的一些学校或者根本没有足球场地，或者场地不符合标准，学生根本不能进行足球训练。”葛毅炯对本刊记者解释。

　　葛毅炯一直都想建一个自己的训练基地，也在上海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合适的场地，“土地资源稀缺，拿地成本高。”

　　戴富祺在开第一家篮球馆时，也遇到了找场地的麻烦。“篮球馆要至少7米层高，桩间距在15米，这种场地真的太难找了。”戴富祺告诉本刊记者，他当时的状态是每天在上海来回穿梭，四处寻找，但都无功而返。在他几乎要放弃的时候，他家附近工厂的一场大火给他带来了转机。

　　“工厂当时已经是群租房，1000多平方米住了700多人，大火之后群租被禁止。”戴富祺看过厂房后觉得很符合要求，业主听说是要开篮球馆也非常乐意，戴富祺以较低的价格把厂房租了下来。

　　利用“边角料”

　　与戴富祺类似，浩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虹在2002年也是租下一家闲置的工厂，开了自己的羽毛球馆。两年后，开了第二家。现在他开在老厂房的运动馆，既有羽毛球场地，还有一个五人制足球场。

　　李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像羽毛球、篮球这类运动，对于层高要求较高，场地要较大，目前能找到的最合适场地就是老厂房。

　　余守文告诉本刊记者，他之前给杨浦区做过的相关规划中，提出老厂房除了文创产业外，也可以引进体育产业。

　　在戴富祺看来，上海最贵的就是土地，商业用地不可能去做体育场馆，同样一块地用做停车场，一天挣的钱都比一个足球场月租多。因此，他们这个行业用的都是“边角料”。比如，有的店利用的是大卖场废弃的办公区域改建的，有的是购物中心空置的楼顶空间，有的则是闲置的荒地。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要求，要因地制宜建设足球场，充分利用城市和乡村的荒地、闲置地、公园、林带、屋顶、人防工程等，建设一大批简易实用的非标准足球场。

　　正式的11人制的足球比赛场地尺寸为115米×68米，一般的建筑屋面很少有条件能够集中布置一块标准的足球场地，但5人制、7人制足球场地的尺寸允许范围较大，最适合作屋顶足球场。据本刊记者不完全统计，上海的屋顶足球场至少有十几家。

　　葛毅炯说，他可能会选择和政府合作，由政府在公共绿地建设一个足球公园，然后交由葛毅炯的团队来进行管理。

　　与购物中心联姻

　　“第一天还是小孩子，第二天就变成大人。”戴富祺以此来形容现在社会投资体育场馆的热度，“很多人拿到了风险投资，发疯了一样开场地，把规模先放出来。”

　　在李虹看来，体育产业虽然是一个朝阳产业，但投资体育设施并没有想象中的盈利空间那么大，很多人进入这一行业是因为真的喜欢这项运动。

　　戴富祺认为，除了盈利不高之外，影响行业发展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厂房总要面临着拆迁的危险。李虹和戴富祺投资的球馆都有过因厂房拆迁而终止运营的局面。戴富祺的第一、第二家篮球馆没多久都因为厂房拆迁而消失，“实体生意只做两三年就是失败”。

　　“虽然政策在土地使用上鼓励利用城市中的边角料去建设运动场馆，但是没有细则，这是阻碍我们行业发展最大的问题。”戴富祺说。

　　戴富祺告诉本刊记者，随着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运动的环境、配套、安全等方面要求也会提升。

　　他认为，未来体育场馆的一个趋势是与商业体合作，将体育场馆与购物中心合体，采用“SportMall”（运动购物中心）的新模式。也就是说，体育场馆不是单一的仅供人们运动的出租场地，加入了家庭娱乐、休闲的新定位。商场业主考虑到运动场馆可能带来的人气和客流，也欢迎运动场馆的进驻。

　　“比如丈夫在里面踢球，老婆孩子可以在休息区域上网、看涂鸦，或者打打棒球，学学跳舞、玩玩飞镖。”戴富祺说，今后体育场馆不仅是比设施、比价格，更要比服务和附加值。

　　在洛克公园的吴中路店，本刊记者看到，这里除了有室内外篮球场，还有棒球机、街舞及柔术培训中心和酒吧。

　　其实早在十多年前，日本、台湾、新加坡就已经有了“SportMall”这样的模式。台湾的体育场馆品牌“ActionZone”就将高尔夫球场、赛车场、极限运动场一起搬进了商场。

　　日本大阪森之宫QsMall有三条不同的空中走廊，全长300米的跑道成为该商场最醒目的屋顶地标。此外，商场还设有两个5人制小型足球场、游泳池、健身房等设施。

　　而如今，除了常见的健身中心和瑜伽馆之外，蹦床、潜水、滑雪、卡丁车、悬漂、飞行体验等运动都逐渐出现在各购物中心。

　　采用PPP模式是趋势

　　说起体育场馆，本刊记者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46号文件。

　　2014年10月20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被称为46号文件。

　　在《意见》当中，首次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把体育产业作为绿色产业、朝阳产业进行扶持，鼓励社会资本进入体育产业领域，建设体育设施。

　　2016年4月，国家体育总局面向各地征集“社会力量支持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和运营管理典型案例”。

　　余守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美国在体育设施建设这块也经历了由政府投资转向以PPP模式为主的阶段。

　　1984年，美国出台了《预算赤字法案》，以减少公共投资在一些领域的投入，其中体育设施是其中一方面。1986年出台的《税收改革法案》，要求限制政府对公共服务投资。当时，很多美国民众、学者开始质疑公共财政投入数亿资金建设的大型体育设施，到底能不能给社区带来收益。

　　余守文认为，体育设施不能给全体纳税人带来收益，最多是区域性的，因此政府全额建设投资在合理性和合法性上都应该存在质疑，“而采用PPP模式，既合法合情，又合趋势”。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杨卓琦/上海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