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老实讲，“为什么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并不需要一篇文章来说明，在我看来凡是认同性别平等的人都是女权主义者。下文详述的“为什么”更多关于我作为一个在当代艺术领域工作的写作者和策划人为什么要作出“我是女权主义者”这则声明。相信在我展开之前，一部分看到这个标题的读者已默默形成了各种判断、猜想和归纳，这正是我要作出声明的原因。

　　首先要解释的一点是，本文中“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并无概念上的区分（在英文语境中都是“feminism”一词），它们都指在政治、社会、经济，以及文化领域中倡导女性的权益平等于男性。在具体用法上，“女权”通常与利益争取和实际行动结合，它在谈论社运中出现得更多，而“女性主义”则偏重理论建构，常作为学术思潮出现，两者并无概念上的差异。本来实践和思潮就是立足于同一大事件的不同面向。

　　我在写这篇文章时不断自问自答地操练，要如何回答那些老生常谈的质疑，如何避免掉入话语陷阱。致力于性别研究内部去蔽的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文章《性别在燃烧：挪用和颠覆的问题》开头借用阿尔都塞对“询唤”（interpellation）机制的权力解剖指出一个误区，她认为不假思索地声称“我是女权主义者”实际上可能鼓励权力机制和社会大众将“女权主义”的刻板印象对号入座，反而巩固了偏见和话语压迫。我想这也是巴特勒的写作与女权主义息息相关而她几乎很少用到这个术语的原因。这种“不假思索”的结果并非我本意。

　　理论情境与实际状况的偏差正在于：我依旧认为这一声明是紧急而必要的。我们身处于一个特殊语境，在这个语境中，“我是女权主义者”的声明是陌生的。尤其是我所在的知识文化领域，除了对女性主义研究有特殊兴趣的学者以外，大部分人，不分性别，对女权的反应基本上是不屑、狐疑、抗拒。一些自认具有批判性的学者、艺术家、机构工作者视女权主义为缺乏批判性的，其中不可避免是由于理解上的误差，然而这种误差大规模地导致了反感而不是其它更温和的反应这一点本身值得反思。

　　坦白说，以前我从未想到女性主义会出现在我的工作议程中，以后它也将只是我关注的很多议题之一。一直以来驱动我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我们开始谈论一些视而不见或者因故忽略的事情，并追问不谈论的缘由。巧合与否，女权主义的核心之一也是对我们每日视为理所应当之事的反诘。这是我为什么是女权主义者的第一个理由。在基础人文教育中，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一样，是学术研究的很多可选方法论之一。每一个方法论提供一个观看世界的角度或框架，而后现代思潮早已打破了单一框架和总体性的神话，其中，女性主义理论就是去神话力量中的重要一支。比如说，电影理论学者劳拉默尔维（Laura Mulvey）1975年提出的“男性凝视”（male gaze）概念将电影理论、精神分析、性别研究之间薄薄的隔墙推翻了，对电影学和文化研究提供了经典的批评机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是重要的思想资源，然而不幸的是，很多本身从事着文化工作的同行却只能停留在其字面意思。

　　性别研究是一门不断在自身与社会大环境中打破思维惯性的学科，其自省的特性在一波又一波的女性主义探讨中很明显。然而纵横交错，层层叠叠的权力迷宫和话语遮蔽使得女性主义在厘清自身立场时经历了漫长而波折的过程，但是这却被反对人士视作为是女权人士自身的缺陷，甚至以此质疑女权运动的合法性。对女权的讨论往往总是卡在合法性判断这第一道关卡，光这一点就非常有趣。

　　巴特勒针对当代女性主义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女性主义者不应试图建立主体性，那些试图建立主体性的行为，诸如强调某种女性特质、团结“我们”对抗“他们”、设立宏大“父权”假想敌等，不但具有排他的危险，而目与女性主义者诉诸的司法系统、社会习俗是一体的。社会主流话语通过上文说的“询唤”为女性主义设计一个主体——女性，以便于将她们永远囚禁在那个位置上：脆弱、易怒、轻易受害。

　　女性主义/女权主义不是身份政治，它的行动并不对应一个单一主体，它的批判并不指向相对于“我们”的某个统一的“他们”，而是任何在权力形成和分配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情境。女性主义批判本质上是权力批判。这也是它的难处之一：永远在对手的主战场上。巴特勒建议性别研究者们采用福柯的谱系学（genealogy）方法，到社会和历史书写机制中追溯认知屏障的本源，去瓦解那些被自然化、固化了的角色分配、话语剥削等。作为一种批评方法论，女性主义对于文化研究、社会学、图像学、传播学等领域来说都是举足轻重的，而这些领域又是渗透在今天的当代艺术中的方方面面。

　　另外，我们不能忽视酷儿研究作为性别研究中重要的一部分，承认酷儿论述中那关键的自由游离的“中间态”（in-betweenness），即承认没有恒稳的常态，没有黑白分明的决定论，这对于万事简单化的意识形态是致命的打击。巴特勒提醒我们，我们身处的社会是一个’异性恋矩阵”（heterosexual matrix），这是比“男权”话语更为隐蔽的系统性歧视和思维缺陷。中国当代艺术中对酷儿议题的关注似乎比女性主义更为“热火”，然而可惜的是，这些关注仅停留在美学化的视觉表现层面，忽略了深挖酷儿研究中真正有力量的部分。

　　身体，尤其是夸张的身体，非理性（但也非冲动）的身体，色情的身体，它比任何理论和说教都具有颠覆性。“有伤风化”从来是一种规训话语。福柯说：“当身体涉及面具、化妆、纹身的时候，它也是一个伟大的乌托邦的行动者。”欠乏女性主义身体的中国当代艺术尚停留在古典主义身体观：艺术家作为“英雄”，它的身体代表了雄壮、勇猛、荣光。在行为艺术中，身体如果出场，它的任务无外乎去征服一块领地，去挑战一个任务，去经历一段旅程……而作为宏观叙事瓦解者的身体，女性主义身体（无论它的实际性别究竟为何），似乎仍旧被层层华衣包裹。

　　反对者则认为“过分强调”反而是一种歧视，此般逻辑在中国当代艺术中不陌生：相当于很多女权抗拒者的理由是性别平等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这个结论丝毫经不起推敲。知识分子部分艺术家相信不谈政治就是对不理想的政治环境最好的回应。我们是时候从前人为艺术创作政治化带来的阴影中走出了！除了个人创作以外，艺术家也有一个公共的政治身份，但_些同行无由地放弃了这个权利。面对文化政策的紧缩、对自由表达的迫害等，我们觉得事不关己。一年前的“女权五姐妹”被捕事件发生后，当代艺术中的声援非常稀疏。事实上，我们与公共社运共享同一个文化环境，且艺术创作本身也即是强调个人表达的活动，类似的事件与我们息息相关。面对自身工作土壤一天比一天逼仄，大部分文化从业者是冷漠的，要么就是有点迟钝。

　　有人认为女权是一种西方文化殖民，于是他们对女权运动的藐视使他们看起来像是正义凌然的反殖民战士，这与主流话语中排斥“普世价值”的论调一样愚昧。这些人忘了几乎所有古今中外的封建社会和原教旨主义都包括了女性的迫害。女性主义是现代性启蒙中关键一环，然而从前一阵“女生节大学校园横幅”事件看来，性别平等的常识至今还缺席于我们的高等教育。还有人将女权主义与他们口中的“政治正确”绑定并加以冷嘲热讽，这是误把犬儒主义条件反射当作了批判性。

　　具体到业内现象时我们会发现，年轻的艺术家、画廊和机构工作者中女性比例并不低，然而大部分更为高层的岗位和角色却仍旧为男性占据，这个情况与任何其他行业一样，然而艺术界难道不是本该在文化战场上打前锋？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群展中没有一位女艺术家，有时只有一个（而且往往是同一个）；或者一个五六人的研讨会上一哪怕可能讨论内容是行动主义、公民意识——只有男性学者出席。任何一张代表着成就肯定的名单上性别比例都是压倒性的。当我指出时，得到的回应要么是不屑一顾，要么是一模一样的“的确没有和这些男性艺术家/学者在成就上相当的女性啊！”

　　艺术史学家琳达·诺克林（Linda Nochlin）早在1966年就具体回应了这个现象，她提醒我们，“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这个问题本身就包含了“女性没有成就伟大的能力”这个暗示。我们要做的不是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质疑问题本身。“没有女性艺术家能与米开朗琪罗或伦勃朗，德拉克罗瓦或塞尚，毕加索或马蒂斯，……库宁或沃霍尔相提并论，就像没有能与他们匹敌的黑人艺术家。”显然，提出问题的人和制定规则的人是同一个利益集团，这个问题是个彻底的伪命题。如果有人问：“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文人画家？”那听起来荒诞不经，然而背后体现出的只是程度上的差异。当一个年轻女性从业者时时刻刻面对的，是社会习俗、教育理念、职业机制等等无数遭性别不公高墙时，抵达体制为她设定的“成功”标准必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为什么这个展览中没有女艺术家”并非在质问男策展人、男艺术家（但是他们的反应往往很大），而是社会大环境。

　　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早期以及一些被视作是艺术圈“外围”的活动中，不乏对女性主义的探索。在所谓的“主流”艺术活动中，女性主义创作和研究越来越罕见。除了谨慎“边缘”和“主流”的分化以外，另一个原因在于很多专注于性别政治的艺术家自身缺乏对女性主义的深刻理解。在诺克林看来，一些女性主义创作者“集中在感性方面——即个人的，心理的，主观的——正如与之相关的其他激进运动，关注当前社会及其直接需求，而非立足于对基本智性问题的历史分析。”无论是女权主义者还是涉及性别批判的艺术家都应该对直觉的情感控诉保持谨慎。

　　不少女性艺术从业者因为担心被标签化而对女权主义避而远之。这只能说明我们尚未厘清立场和作品之间的关系：没有必然联系。作为文化工作者所持有的价值判断并不代表工作内容或创作对象，而工作内容可能体现，可以不体现，但绝不等同于价值判断。当然还有一个层面，个人生活层面，它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丰富性和行动空间。对于这三者的混淆不清部分导致了女权主义在创作者中地位微薄。

　　如文章开头所言，“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仍旧是个陌生的声明，这是我个人发出声明的原因；实际上，这种现状还表示着女权主义者们正握有某种优势：搅动话语的优势。这使他们得以在一个尚未被完全固化的场域逆转它的固化进程，使它更松散，更暧昧，无法被定义……什么东西是无法定义的？就是人人在以自己的方式定义它，并且诠释和演绎它。那么，你也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吗？

　　（编辑：姜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