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沉甸甸的“争气机”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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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06-24 09:26
“大跃进”时代的不少产物都杳无踪迹，而这台万吨水压机，却像个朴拙勤勉的巨人一样，一丝不苟地劳作至今
上世纪50年代末，“国家特别困难，哪家碗里有一片猪肉，都得藏着吃，不然别人见了会很眼红”。当时刚入不惑之年的江南造船厂工程师唐应斌，特别不能忍受的是，“为了一个5吨重的电机钻，我们要用整整一车皮猪肉跟捷克交换”。
“制造这种电机钻的唯一难度，就是原料需万吨水压机锻造，而当时我们没有。试想，每节车厢可以放30至50吨猪肉，一车皮30节车厢，总共就是1000吨猪肉，你说万吨水压机要不要紧？”几年前，年过八旬的唐应斌这样对媒体回忆。
参加建造新中国首台万吨水压机，是他人生中最光辉的一笔，他因此数度获得劳模称号，两度当选全国人大代表。3年前，唐应斌离世。
2009年夏，在上海重机厂水压机车间内，通红的钢锭将空气烧得灼热，年轻焊接工的脸上油光发亮。他指着一台冒着火花的机器：“那就是首台万吨水压机，明天就要大修了。”
当年披着淡绿色外衣的水压机已通体黝黑，江南造船厂几个大红字已经斑驳。它有六七层楼高，一根立柱就要几人合抱，有的螺丝帽重达5吨。水压机产生的1.2万吨压力，像揉面团一样来回挤压烫红的钢锭，原本工字型的钢锭变成了圆形。经过锻压，钢锭内部结构细密，可用于造船和军工等行业。
这台对于中国重型机器制造至关重要的万吨水压机，自1962年6月面世后，至今仍在运转。总设计师沈鸿希望它至少能用上50年，今年是第47个年头。
这种重型机械工业的母机，当时只有美、英、西德、捷克4国生产了20余台。我国除了总设计师在国外见过一次，其他人连水压机的影子都没见过，但在困难的年代，这台“争气机”以及近4.5万个零部件，却完全出自中国工人之手。
“大跃进”时代的不少产物都杳无踪迹，而这台万吨水压机，却像个朴拙勤勉的巨人一样，一丝不苟地劳作至今。它不仅仅是一台机器，国家、行业乃至个人的命运，也在它身上交织投射。
15年赶超英美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发表讲话之后，“超英赶美”成为中国人的重要奋斗目标。回国后，毛泽东多次在不同场合批判“反冒进”。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会议材料中有一本第一机械工业部编印的小册子---《400个科学技术创造发明家的小传资料（初稿）》。毛泽东看后很高兴，“这个材料证明，许多科学发明家是出身比较穷苦的人，像瓦特是工人，还有许多是农民，是小知识分子。搞出这些科学发明家的小传，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可以帮助工人、农民、小知识分子、新老干部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孙烈告诉《望东方周刊》，据他考证，毛泽东还讲过，要破除科学高不可攀、工业是很难搞的迷信，要敢想敢做，“十五年赶上美国，可能的”。
时任煤炭工业部副部长的沈鸿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对自学成才的称赞，使他深受鼓舞。
很快，他就上书毛泽东，建议制造一台万吨水压机。
《沈鸿论机械科技》一书收录了这封信的全文：
“我少年时就从《世界十大成功人物传》及《科学名人传》两书中得到启发。爱迪生只读几个月书，我比他已经多读了四年，为什么不能学技术呢？法拉第是个印刷厂学徒，成为电的理论科学家，我这个布店学徒，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工程师呢？
机械工业，一说到大型、精密、复杂这三个名词，就可以把很多人吓住，而没有想，人家哪儿来的，为什么我们不行。
再讲一个水压机事，这事大概您很关心。国民党在1947年从日本拆来了四台1000吨、2500吨水压机，为了大型、复杂、平衡、合理等等的迷信，迄今只有一台装起来了。而自己许多大锻件还要依靠进口。”
沈鸿在信中向毛泽东建议，15年赶上美国，万吨级的水压机应有若干台，分布在国内主要工业区，上海应有一台。“我自1954年参观苏联乌拉尔重机厂回来后，就经常在思索，我看我们可以做得成，费一年或一年半的时间，做一台万吨级的水压机，做得不好也能用十年。”
毛泽东当天就作出批示。随后，沈鸿被派往上海，主持这个“大家伙”的研制。
1958年秋，沈鸿任总工程师组织起了设计班子，清华大学机械专业毕业的林宗棠任副总设计师。
向周恩来求救
实际上，当时东北的条件要好于上海，东北拥有制造大型水压机所需的一些重型加工设备，技术基础也比较好。沈鸿将这个大项目留在了上海。
生于浙江海宁的沈鸿，青年时曾在上海一家布店当学徒，又盘下了一家五金店。抗战时期，他带着自己的机器家当投奔延安。
带着大项目回到上海，沈鸿和林宗棠访问了很多工厂，不少工厂争抢这个项目，江南造船厂工人技术水平好，但厂房有限，遂以江南厂为主组成建设队伍，地点放在了西南郊闵行区的上海重型机器厂。
江南厂挑选了数十位技术骨干，有工程师，也有大学毕业生，组成了建设大队，秘密开工了。江南造船厂原政治部副主任、厂史专家袁正昌记得，当时没有搞开工仪式，甚至最初厂里其他职工也不知情。
他揣测，这可能出于两层担心：一是怕造不成，要先做后说，媒体想来报道都被压了下来；其次也是考虑到国际影响。
彼时袁正昌25岁，在江南厂团委工作，他很注意搜集水压机的建设信息，“用来教育厂里的年轻人”。
每天清晨，卡车守候在卢湾区江南厂门口，开一个多小时的车将工人们拉到闵行区的重机厂。那一带遍是农田，建水压机的厂房没有外墙，顶棚上盖着帆布。
1960年冬，国家经济形势严峻，国民经济开始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为了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一些可缓建或刚开始投资的项目被叫停。
一刀切下来，水压机制造也下马了。沈鸿后来说，“大跃进”中，很多事情是吹牛皮的，什么亩产10万斤粮食之类，但也有一些事是真的，比如制造水压机就是货真价实的。
沈鸿很发愁。林宗棠想起了此前周恩来的一次接见。周总理知道他们是制造万吨水压机的，再三要求他们坐到他身边去，会议结束时还说了一句：“有什么困难解决不了，就来找我嘛！”
这次暖心的接见，让他们大胆地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
信中沈鸿坦陈，“1400万已经花下去了，只要再花800万，总共2200万，就能把水压机搞成。”随信还附上了设计图纸。仅三天，信就批了下来，项目得以继续。
这段波折让沈鸿在后来的专著中感慨：“国民经济极端紧张的时候，要批800万可不简单啊，决心不好下啊！”
图纸先用麻袋装，再用火车运回来
设计班子中，除了沈鸿，其他人从未见过水压机。有人提议先购进一台，再照葫芦画瓢，还有人提议找一张外国图纸来一个“抄记”的好。
沈鸿坚持自己动手。他领着设计组人员，背上照相机，扛着画图板，跑遍了全国各地的中小型水压机车间。
1958年之前，一些工厂完工后，就直接从苏联拿图纸来生产。沈鸿就曾是要图纸的人。第一次去莫斯科时，被问到要什么，他说：“有什么就给我什么，图纸先用麻袋装，再用火车运回来。”
1958年末，苏联专家陆续撤离。没有专家指点，设计组破天荒开始自己画图纸。虽然不少人都是大学毕业，但踏上生产一线后，从未画过图，心里没数。沈鸿就提出做模型，从纸模型到铁模型到橡皮泥模型，做了无数个。为了稳妥起见，他提议先造一台1200吨的试验水压机。
其间一位外国电焊专家前来考察，频频指责水压机的设计，还不赞成使用电渣焊这项工艺，以至于有的设计人员开始怀疑方案。沈鸿立刻写信稳定军心：有益的就接受，无益的就不听，不受专家权威的束缚。在他看来，“关键是要相信自己有能力。有了这个思想，人才就培养出来了。”
实际上，沈鸿自己就是个实干家。孙烈介绍说，虽然只上过4年小学，但技工出身的沈鸿特别喜欢钻研。在延安期间，他就曾研制了不少机器。1942年沈鸿获颁特等劳动模范奖状，毛泽东在奖状上亲笔题写了“无限忠诚”四个大字。
“他平时随身带一个小工具箱，别人的手表不转了找他修，眼镜坏了也找他修。他对什么都感兴趣，还曾亲手做了一台照相机，别人一卷胶卷能照36张，他的能照360张。”林宗棠在书中回忆道。
这台机器至少要使用50或100年
建造试验机就用了一年半，已然超过了沈鸿承诺的时限。“当时我们心里比谁都着急，”林宗棠直言，“恨不得一下子就把万吨水压机造出来”。
1960年，上海市将万吨水压机车间列为重点建设项目，希望当年年底就把水压机安装起来。沈鸿却不着急：“现在毛坯尚不完整，草率将事，必致影响质量，投资这样多，费力这样大，得到一台有名无实的大水压机，倒不及给予最低限度的充分时间，多三五个月，而得到一台比较能够合用的大水压机更为合算。”
实际上，在做试验机期间，每逢五一、八一、十一等就有人号召逢一献礼，把机器装起来，但沈鸿总是一拖再拖。
在一封信中，沈鸿道出了压下工期的原因：“如果稍多一些考虑时间，则终可避免若干可以避免的错误。口头上我们虽然说用上三年五载就可以，实际上这台机器至少也要用上50年或者100年，可以用这样长时间的机器，在制造时采取突击方式要在短短三五个月内制成，就难免要影响使用寿命。”
当时还有专家建议，万吨水压机要可锻造200吨以上的钢锭，“建设单位普遍情绪总是想能大尽量大”。沈鸿却将上限定在了150吨，“这样决定是不会犯决策错误的”。
在“大跃进”年代，沈鸿的“冷静”似乎不合群。
实际上，“他人很和蔼，总是笑眯眯的，个子不高，每次下车间从不打招呼”。袁正昌曾撞见沈鸿在职工食堂吃饭，“和我们同吃‘光荣菜’，不认识的人肯定不知道他是部级干部。”
历史曾经证明
1962年6月22日，万吨水压机车间挂起大横幅“开工典礼”。媒体第一次被请到现场，也第一次目睹了这个庞然大物。
《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刊文宣传；画家谢之光创造了油画《巨人站起来了》；1966年还发行了以万吨水压机为主题的邮票，同年相声大师侯宝林将建设历程创作成了相声。
这台万吨水压机前还留下了当时国家领导人的身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都曾与它合影。
一时间，上海万吨水压机名噪全国。事实上，几乎同时，东北也建成了一台万吨水压机。
“文革”前后，全国各地青年争相来参观，孙烈说，当时上海市还提供了参观专车，免费接送参观者。
实际上，水压机刚投产时，干了不少并非分内的活，有段时间甚至无米下锅---没有足够的钢锭供它熔炼。
196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万吨水压机的诞生》，沈鸿撰文称，万吨水压机“是总路线、大跃进的产物，也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结果”。
时隔24年，198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历史曾经证明---万吨水压机的故事》一书中，林宗棠总结道：“‘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号召，虽然有可能产生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这一负效果，但当时在鼓励人民发挥积极性和创造精神这一方面，也收到了正面效果。”
今天，在上海重机厂水压机车间内，隔着数百米长的车间，与万吨水压机相对，静静地立着一台通身淡绿色的水压机，“那是几年前新造的，1.65万吨。”焊接工人这样说。
……
上世纪50年代末，“国家特别困难，哪家碗里有一片猪肉，都得藏着吃，不然别人见了会很眼红”。当时刚入不惑之年的江南造船厂工程师唐应斌，特别不能忍受的是，“为了一个5吨重的电机钻，我们要用整整一车皮猪肉跟捷克交换”。
“制造这种电机钻的唯一难度，就是原料需万吨水压机锻造，而当时我们没有。试想，每节车厢可以放30至50吨猪肉，一车皮30节车厢，总共就是1000吨猪肉，你说万吨水压机要不要紧？”几年前，年过八旬的唐应斌这样对媒体回忆。
参加建造新中国首台万吨水压机，是他人生中最光辉的一笔，他因此数度获得劳模称号，两度当选全国人大代表。3年前，唐应斌离世。
2009年夏，在上海重机厂水压机车间内，通红的钢锭将空气烧得灼热，年轻焊接工的脸上油光发亮。他指着一台冒着火花的机器：“那就是首台万吨水压机，明天就要大修了。”
当年披着淡绿色外衣的水压机已通体黝黑，江南造船厂几个大红字已经斑驳。它有六七层楼高，一根立柱就要几人合抱，有的螺丝帽重达5吨。水压机产生的1.2万吨压力，像揉面团一样来回挤压烫红的钢锭，原本工字型的钢锭变成了圆形。经过锻压，钢锭内部结构细密，可用于造船和军工等行业。
这台对于中国重型机器制造至关重要的万吨水压机，自1962年6月面世后，至今仍在运转。总设计师沈鸿希望它至少能用上50年，今年是第47个年头。
这种重型机械工业的母机，当时只有美、英、西德、捷克4国生产了20余台。我国除了总设计师在国外见过一次，其他人连水压机的影子都没见过，但在困难的年代，这台“争气机”以及近4.5万个零部件，却完全出自中国工人之手。
“大跃进”时代的不少产物都杳无踪迹，而这台万吨水压机，却像个朴拙勤勉的巨人一样，一丝不苟地劳作至今。它不仅仅是一台机器，国家、行业乃至个人的命运，也在它身上交织投射。
15年赶超英美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发表讲话之后，“超英赶美”成为中国人的重要奋斗目标。回国后，毛泽东多次在不同场合批判“反冒进”。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会议材料中有一本第一机械工业部编印的小册子---《400个科学技术创造发明家的小传资料（初稿）》。毛泽东看后很高兴，“这个材料证明，许多科学发明家是出身比较穷苦的人，像瓦特是工人，还有许多是农民，是小知识分子。搞出这些科学发明家的小传，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可以帮助工人、农民、小知识分子、新老干部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孙烈告诉《望东方周刊》，据他考证，毛泽东还讲过，要破除科学高不可攀、工业是很难搞的迷信，要敢想敢做，“十五年赶上美国，可能的”。
时任煤炭工业部副部长的沈鸿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对自学成才的称赞，使他深受鼓舞。
很快，他就上书毛泽东，建议制造一台万吨水压机。
《沈鸿论机械科技》一书收录了这封信的全文：
“我少年时就从《世界十大成功人物传》及《科学名人传》两书中得到启发。爱迪生只读几个月书，我比他已经多读了四年，为什么不能学技术呢？法拉第是个印刷厂学徒，成为电的理论科学家，我这个布店学徒，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工程师呢？
机械工业，一说到大型、精密、复杂这三个名词，就可以把很多人吓住，而没有想，人家哪儿来的，为什么我们不行。
再讲一个水压机事，这事大概您很关心。国民党在1947年从日本拆来了四台1000吨、2500吨水压机，为了大型、复杂、平衡、合理等等的迷信，迄今只有一台装起来了。而自己许多大锻件还要依靠进口。”
沈鸿在信中向毛泽东建议，15年赶上美国，万吨级的水压机应有若干台，分布在国内主要工业区，上海应有一台。“我自1954年参观苏联乌拉尔重机厂回来后，就经常在思索，我看我们可以做得成，费一年或一年半的时间，做一台万吨级的水压机，做得不好也能用十年。”
毛泽东当天就作出批示。随后，沈鸿被派往上海，主持这个“大家伙”的研制。
1958年秋，沈鸿任总工程师组织起了设计班子，清华大学机械专业毕业的林宗棠任副总设计师。
向周恩来求救
实际上，当时东北的条件要好于上海，东北拥有制造大型水压机所需的一些重型加工设备，技术基础也比较好。沈鸿将这个大项目留在了上海。
生于浙江海宁的沈鸿，青年时曾在上海一家布店当学徒，又盘下了一家五金店。抗战时期，他带着自己的机器家当投奔延安。
带着大项目回到上海，沈鸿和林宗棠访问了很多工厂，不少工厂争抢这个项目，江南造船厂工人技术水平好，但厂房有限，遂以江南厂为主组成建设队伍，地点放在了西南郊闵行区的上海重型机器厂。
江南厂挑选了数十位技术骨干，有工程师，也有大学毕业生，组成了建设大队，秘密开工了。江南造船厂原政治部副主任、厂史专家袁正昌记得，当时没有搞开工仪式，甚至最初厂里其他职工也不知情。
他揣测，这可能出于两层担心：一是怕造不成，要先做后说，媒体想来报道都被压了下来；其次也是考虑到国际影响。
彼时袁正昌25岁，在江南厂团委工作，他很注意搜集水压机的建设信息，“用来教育厂里的年轻人”。
每天清晨，卡车守候在卢湾区江南厂门口，开一个多小时的车将工人们拉到闵行区的重机厂。那一带遍是农田，建水压机的厂房没有外墙，顶棚上盖着帆布。
1960年冬，国家经济形势严峻，国民经济开始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为了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一些可缓建或刚开始投资的项目被叫停。
一刀切下来，水压机制造也下马了。沈鸿后来说，“大跃进”中，很多事情是吹牛皮的，什么亩产10万斤粮食之类，但也有一些事是真的，比如制造水压机就是货真价实的。
沈鸿很发愁。林宗棠想起了此前周恩来的一次接见。周总理知道他们是制造万吨水压机的，再三要求他们坐到他身边去，会议结束时还说了一句：“有什么困难解决不了，就来找我嘛！”
这次暖心的接见，让他们大胆地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
信中沈鸿坦陈，“1400万已经花下去了，只要再花800万，总共2200万，就能把水压机搞成。”随信还附上了设计图纸。仅三天，信就批了下来，项目得以继续。
这段波折让沈鸿在后来的专著中感慨：“国民经济极端紧张的时候，要批800万可不简单啊，决心不好下啊！”
图纸先用麻袋装，再用火车运回来
设计班子中，除了沈鸿，其他人从未见过水压机。有人提议先购进一台，再照葫芦画瓢，还有人提议找一张外国图纸来一个“抄记”的好。
沈鸿坚持自己动手。他领着设计组人员，背上照相机，扛着画图板，跑遍了全国各地的中小型水压机车间。
1958年之前，一些工厂完工后，就直接从苏联拿图纸来生产。沈鸿就曾是要图纸的人。第一次去莫斯科时，被问到要什么，他说：“有什么就给我什么，图纸先用麻袋装，再用火车运回来。”
1958年末，苏联专家陆续撤离。没有专家指点，设计组破天荒开始自己画图纸。虽然不少人都是大学毕业，但踏上生产一线后，从未画过图，心里没数。沈鸿就提出做模型，从纸模型到铁模型到橡皮泥模型，做了无数个。为了稳妥起见，他提议先造一台1200吨的试验水压机。
其间一位外国电焊专家前来考察，频频指责水压机的设计，还不赞成使用电渣焊这项工艺，以至于有的设计人员开始怀疑方案。沈鸿立刻写信稳定军心：有益的就接受，无益的就不听，不受专家权威的束缚。在他看来，“关键是要相信自己有能力。有了这个思想，人才就培养出来了。”
实际上，沈鸿自己就是个实干家。孙烈介绍说，虽然只上过4年小学，但技工出身的沈鸿特别喜欢钻研。在延安期间，他就曾研制了不少机器。1942年沈鸿获颁特等劳动模范奖状，毛泽东在奖状上亲笔题写了“无限忠诚”四个大字。
“他平时随身带一个小工具箱，别人的手表不转了找他修，眼镜坏了也找他修。他对什么都感兴趣，还曾亲手做了一台照相机，别人一卷胶卷能照36张，他的能照360张。”林宗棠在书中回忆道。
这台机器至少要使用50或100年
建造试验机就用了一年半，已然超过了沈鸿承诺的时限。“当时我们心里比谁都着急，”林宗棠直言，“恨不得一下子就把万吨水压机造出来”。
1960年，上海市将万吨水压机车间列为重点建设项目，希望当年年底就把水压机安装起来。沈鸿却不着急：“现在毛坯尚不完整，草率将事，必致影响质量，投资这样多，费力这样大，得到一台有名无实的大水压机，倒不及给予最低限度的充分时间，多三五个月，而得到一台比较能够合用的大水压机更为合算。”
实际上，在做试验机期间，每逢五一、八一、十一等就有人号召逢一献礼，把机器装起来，但沈鸿总是一拖再拖。
在一封信中，沈鸿道出了压下工期的原因：“如果稍多一些考虑时间，则终可避免若干可以避免的错误。口头上我们虽然说用上三年五载就可以，实际上这台机器至少也要用上50年或者100年，可以用这样长时间的机器，在制造时采取突击方式要在短短三五个月内制成，就难免要影响使用寿命。”
当时还有专家建议，万吨水压机要可锻造200吨以上的钢锭，“建设单位普遍情绪总是想能大尽量大”。沈鸿却将上限定在了150吨，“这样决定是不会犯决策错误的”。
在“大跃进”年代，沈鸿的“冷静”似乎不合群。
实际上，“他人很和蔼，总是笑眯眯的，个子不高，每次下车间从不打招呼”。袁正昌曾撞见沈鸿在职工食堂吃饭，“和我们同吃‘光荣菜’，不认识的人肯定不知道他是部级干部。”
历史曾经证明
1962年6月22日，万吨水压机车间挂起大横幅“开工典礼”。媒体第一次被请到现场，也第一次目睹了这个庞然大物。
《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刊文宣传；画家谢之光创造了油画《巨人站起来了》；1966年还发行了以万吨水压机为主题的邮票，同年相声大师侯宝林将建设历程创作成了相声。
这台万吨水压机前还留下了当时国家领导人的身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都曾与它合影。
一时间，上海万吨水压机名噪全国。事实上，几乎同时，东北也建成了一台万吨水压机。
“文革”前后，全国各地青年争相来参观，孙烈说，当时上海市还提供了参观专车，免费接送参观者。
实际上，水压机刚投产时，干了不少并非分内的活，有段时间甚至无米下锅---没有足够的钢锭供它熔炼。
196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万吨水压机的诞生》，沈鸿撰文称，万吨水压机“是总路线、大跃进的产物，也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结果”。
时隔24年，198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历史曾经证明---万吨水压机的故事》一书中，林宗棠总结道：“‘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号召，虽然有可能产生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这一负效果，但当时在鼓励人民发挥积极性和创造精神这一方面，也收到了正面效果。”
今天，在上海重机厂水压机车间内，隔着数百米长的车间，与万吨水压机相对，静静地立着一台通身淡绿色的水压机，“那是几年前新造的，1.65万吨。”焊接工人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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