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美元的问诊费还只是我踏进著名的美国医疗迷宫的开始
我还记得怀着大儿子3个月时的情景。那是1999年的春天，我先生刚刚在亚洲金融风暴中结束了上海的工作。那个时候，他已经在亚洲呆了15年多，我们觉得是时候重新开始了。考虑之后，我们决定离开亚洲一段时间，回到我的家乡美国加州。
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个搬家比我们一开始想象得要更加麻烦。让我们头痛的，不止是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的种种琐事；更要命的是，我们还必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医疗保险体制之间过渡。我先生是在香港办的医疗保险，里面不包括孕产；而我们一旦在洛杉矶着陆，就必须马上办理医疗保险。于是，一下飞机我们就开始打听医保的事，而越打听我们越意识到，这个麻烦，大了。
首先，我根本上不了任何医疗保险，因为没有一家美国保险公司会为孕妇上保险。在美国，怀孕与其他一些重大健康问题（就是治起来可能非常贵的那些病），都被保险公司列在“既存状况”（即购买保险前就患有的疾病）中。换言之，我无论买什么保险，都不会保到我的怀孕和未来的分娩。
这是个严重的问题。
为什么？因为我从以前的生活经验中知道，在美国看病有多贵。我们回美之前一年，我曾去美国一家医院的妇产科做检查，光是请一位有名望的妇产科医生诊断一下，就要花250美元。这笔钱不便宜，但对当时的我们来说还能负担得起。只是，我后来发现，请医生诊断还只是我踏进著名的美国医疗迷宫的开始，后面还有验血、超声波、X光和复诊。
我在洛杉矶的Cedar-Sinai医院做完一圈常规检查下来，已经花了差不多2000美元，光是超声波一项就要450美元。更糟糕的是，以后我还得回去再做一次。等我再加上验血的350美元和后面的诊断费及处方药费，一开始的250美元实在是九牛一毛。
而当时看病最恐怖的事还不是这疯贵的价格，而是医院工作人员导引病人的粗暴态度。我去的时候，接待员把超声波医师叫来说：“马上给她做，她是付现金的。”不经意听到的这句话让我震惊不已：付钱多者优先——这应该是一种最差劲的考量医疗需要的标准吧。
后来，一位熟谙医疗保险体系的朋友告诉我，实情是这样的：美国大部分的医疗服务是由保险公司负担的，后者因此为各项检查可以承担的费用设置了一个上限。比如，我付了450美元做的超声波，另一位有医疗保险的人只需要付20美元的挂号费，其保险会支付剩下的费用；而这剩下的费用也只有80~150美元，远远低于现金支付者为同种服务所付的450美元。这个发现让我更加吃惊：为什么我要付得比保险公司还多？
一次，我们跟几个朋友聊起了这个困境，其中一位好心的朋友建议我们去申请Medical，一种由美国政府补贴、针对特别贫困人口的免费医疗保险。我们的回答是，我们不能那么做，因为我们不但不穷，实际上还比较小康。但问题在于，如果以后出现什么麻烦的医疗问题，我们也还没富裕到可以不要医疗保险就能负担的地步。朋友告诉我们，以我们的情况，Medical是唯一选择，因为这个计划对于孕妇免做资产调查。孕妇只要没有可查证的超过一定水平的收入来源，就可以享受这项计划。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只有两个选择：一是付现金，多得没道理的现金，同时如果分娩时出现紧急状况、新生儿需要ICU（重症监护）的话我们可能破产；二是假装自己是个穷人，申请Medical。当时的我，真是很想尖叫：为什么我就不能上保险？孕妇担心分娩过程中出现问题或者孩子有并发症，但不想为此付25万美元，她难道有错吗？
这时候，另一位朋友想出了一个新办法：找一个自己开公司的朋友，把我的名字放到他公司的员工名单里，然后我私下把“工资”付还给他，同时他就可以以雇主的身份给我上保险。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我可以按照公司规定名正言顺地上医疗保险，而那时候，大多数公司提供的医疗保险都涵盖了“既存状况”。
但这样一来，就意味着请朋友虚报我的工作状况，似乎也不那么可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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