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夹在两个完全分裂的世界之间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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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06-24 09:38
我对这两个世界都熟悉，又夹在它们中间，左脚可以踏进城市里去，但右脚还留在农村。现在这两个世界越离越远，对你的内心不断撕扯
“你被人称作中国最受争议的作家，这不是你写作的问题，是整个社会意识的问题，这个你脑子里清楚得很。”
习惯性地用“你”而不是“我”代指自己，“中国最受争议的作家”阎连科仿佛随时可以将灵魂跳脱出来，与自己的肉身面对面看个清楚。
最受争议，因其作品看似狂想荒诞，却每每毫不留情直指现实。
获第三届老舍文学奖优秀长篇奖的《受活》写“文革”年代，受活庄的村民---都是残疾人---遭到奸诈冷酷的健康人掠夺，最终一无所有只求“退社”；《丁庄梦》写河南“艾滋村”，人人等死，人人又为吃一口饭、做一次爱而拼死抗争；《风雅颂》写时下大学校园，懦弱的教授发现论文被剽窃、妻子偷情又无力抗争，回到老家发现县城的坐台小姐才是最热忱的学生和知己??
文学评论家刘再复曾这样评价阎连科的作品：“读者看到的不是滑稽剧，而是非常透彻的精神真实。这一真实就是千百万中国现代文明人都生活在幻觉之中，生活在新旧乌托邦幻象的交织纠缠之中。”
阎连科却自嘲如《风雅颂》里的主人公，有知识分子难以摆脱的浮夸、妥协、权力崇拜。带着浓重的河南口音，他说起自己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抄袭了屠格涅夫对大自然的描写，说起上世纪80年代看着莫言他们风生水起自己心里嫉妒得厉害。神情里是狡黠也是真诚。
2009年5月，阎连科新作《我与父辈》出版。此书以叙述散文的形式，描写父亲、大伯、四叔在农村坎坷而平淡的一生，亦讲述了自己的成长历程。日前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阎连科说，在他所有的创作里，“这是最锥心刺骨的一次。”
对这块土地有很大的内疚
《瞭望东方周刊》：此前你一直从事小说创作，为什么这次以散文形式回到真实的生活？
阎连科：2007年，我69岁的四叔去世。我才意识到父亲一辈的叔伯弟兄中，只剩下一位堂叔还健在。守灵那晚，我跪在白色的灵棚内，守着四叔和棺材。没有睡着的一个妹妹去灵前换了香，然后说：“连科哥，你写了那么多书，为什么不写写我们家里的事情呢???也写写你自己，你的小时候。”那一刻，我感到了歉疚和不安，觉得必须为他们写点什么，写写他们的柴米油盐、生老病死。
另一个目的，我想表达一点内疚心。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面对另一群人、另一块土地，都没有表达过这种内疚心。但作家应该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存有内疚，对我来说，最好表达也最容易让人接受的方式就是写家里的人。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内疚来自哪里？
阎连科：我对家庭、对这块土地有很大的内疚。老实说，这是因为当了一个作家，没有能为他们做一点事。我是非常现实的。
我无能为力到什么程度？比如我们家的邻居，除了种地不会做别的事情，非常老实可怜，唯一的乐趣就是冬天打野兔子，家里有两把“土炮”（土制猎枪）。有一年要收缴所有枪械武器，他家没交，就有人检举。县里把他父子俩抓进看守所，说私藏枪支，一人要罚8000块。
母亲觉得他们可怜，让我跟谁说说，少罚一点。但是跟谁说都没用，人家说这是文件没办法，其实可能有的人一句话就管用了。后来我还是想办法帮他们每人免了3000，父子俩就商量让一个人先出去借这一万块，可是谁都不愿出去，因为谁借钱谁要还的。最后还是儿子出去借了，借来没办法还，就让十六七岁的闺女到洛阳“坐台”，很快还掉了这个钱。
后面的事情且不说它，你会觉得你面对这块土地上的人和事那么无能为力，特别对不起这块土地。并不是说它风调雨顺你就不内疚，而是觉得你对这块土地没有任何意义。你写了这么多小说，这个土地上有人看吗？你进城、提干，今天的名声、地位，都是它带给你的，但你没有任何可以回报，这会让你不安。
现在农村的人心无法把握
《瞭望东方周刊》：你20岁就当兵离家，但故乡一直在你心里有很大的分量，你影响力最大的作品都是写乡村题材的。
阎连科：我在城市的生活时间要比农村长得多，今天要说自己是农村人，别人就会说作什么秀？但你说是城市人，又确实与城市格格不入。最简单的一个事实，你连（关于）这个城市的一篇好散文都写不出来，这是最没办法的事情。
对我来说土地是非常重要的。就我们中国的写作经验来说，每一个来自乡村的作家都没有写好过城市，每一个来自城市的作家没有写好过乡村。鲁迅、沈从文写得这么好，但他们最好的还是离不开乡土题材。我写《风雅颂》，故事到了乡村就得心应手，但是写城市的部分，老在想是不是这样更好、那样更好，还是有捉襟见肘的地方。
《瞭望东方周刊》：30多年在城市里生活，你怎么把握现在乡村的状态？
阎连科：别人都说你的乡村小说写得非常好，与土地紧密相连，是大地上的一棵树。但我非常清楚，这是过去那块土地。今天这土地是什么样子，我，我这一代作家，已经离得太远了。
我最头疼的是对现在农村的人心无法把握。今天表面看是街道变了，楼房多了，但里面有更复杂的东西。比如我们那个村庄6000人，已经20年“不生不死”---不生，因为20年没人领过一个结婚证，没结婚就没有计划生育问题，生几个孩子都行，也不要求上户口；不死，因为土地政策30年不变，生了孩子没土地，死掉的人也不需要把地交上去，也就不需要《死亡通知书》了。这种静止状态，真的像表面的逻辑这么简单吗？
再比如村子里现在百分之六七十都是未婚同居、未婚先孕，这一点与城市没有一点不同。只是它不会乱来，两个人一经介绍，觉得合适就住在一起，怀孕了就结婚，变成非常正常的事情。家家如此，就不简单是一个道德或者伦理问题了。我想，这也许是乡村文化在最深层的地方跟这个社会文明进程在进行一个强烈的对抗。
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完全不能用道德或法律衡量进步还是落后了。我们会说它乱，但是不是因为我们都老了？我们说人心不古，是不是因为我们都太传统、太古了？
《瞭望东方周刊》：那么你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贴近现在的乡村社会？
阎连科：去把握这些东西时，我最大的优势是，我是一个河南人。中原是中华文明的中心，最贫穷的人有，最富有的人也有，最有权力的有，最畏缩的农民也有。任何事情都可能在这里发生，把握了河南的文化、经济、体制、甚至男情女爱的复杂性，就可以把握很大的一块。
小说就是从世俗中来、到灵魂中去的。假如你还没有能力写到灵魂中去，起码可以做到从世俗中来吧。我必须特别热爱并关注这块土地上最世俗的事情，可以烦它，可以骂它，但是不能躲避它，一定要主动介入。
最近我发表了一个中篇，一开头写春天来了，农村几个三十几岁的人在一块儿商量做点什么事儿，实在没事干，最后决定，咱们都回去把老婆打一顿吧。所有的故事都是从这里开始。
人家也许觉得无比怪异，我却觉得无比真实，它把握住了今天这块土地上那些年轻人最复杂最矛盾最无奈最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的心理。以前知道种地，现在所有农村人不知道该干什么，我要把他们内心的复杂和焦虑写出来。农业社会的农民如果有焦虑，可能都是今年丰收不丰收，是生老病死，但今天所有农村的人都会为这个世界而焦虑。他自己可能没意识到，但是他所有的焦虑都与中国的现实密切相关。
今天的乡村没有桃花源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认为现在的农村人都在为这个世界焦虑？这种焦虑缘何而来？
阎连科：就乡村而言，农民本是两条腿踏在大地上的。但这30年以来，他只有一条腿与大地连着，另一条腿不知道落到哪里去。他试图落到城市，但能不能落、城市让不让你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找出答案。我们今天说农民工问题、经济危机，都与这条腿无法落地有关。甚至有时还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又把你这条腿赶回去了。这时你发现，农村也不是那么轻易能退回去的。
我常谈自己是无所归属，也觉得农村的年轻人同样有这样的焦虑。出来打工三年五年，城市安不下身，想回去，又已经不能适应农村的脏乱差，教育医疗条件的简陋。我们今天说农村的诗意、想象中的桃花源，是因为我们不身在其中，对它进行了歌颂美化。真正在其中，你会知道你离不开它但又痛恨它，而想象中那些东西是不存在的。今天的乡村没有桃花源，今天的乡村没有城市化。
《瞭望东方周刊》：那今天的乡村有什么？30年发展给乡村带来的变化是什么？
阎连科：也许最大的变化是让所有下一代发现一只脚可以迈进城市的时候，才知道很难落下。他们会觉得生命无奈，不明确活着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另一个，今天的法制、自由比以前好得多，但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有种被压迫的感觉，这个压迫不是政府带来的，而是整个环境。
比如说我们的村庄，所有人都去偷树砍树。春节我去祖坟一看，我父亲坟上原来一棵很大的树，给人砍得光光的，但不是我们一家，所有坟头上的树都没了。以前认为偷坟上的树是最不道德的，但现在几乎家家如此、村村如此。表面上这是为了生存，内里是环境带来的压迫感。
每一个年轻人内心都有一种压迫感、焦虑感，这是30年前没有的，是在我年轻的时候没有的。我那时候心里很明确，就是想逃离土地，有一盏明灯在前面。今天没有明灯给你，谁都知道逃离土地，十亿农民有五亿都想进城去---可是路在哪里？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农村、农民的现状和发展持悲观态度？
阎连科：我是非常矛盾的态度。你不这样肯定也不行，至少还是要吃饱穿暖，这是必须承认的现状。但是吃饱穿暖以后，他们要干什么？也许这是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的阶段，问题是我们是否尝试过去避免它。比如医疗问题、孩子上学问题、艾滋病问题，这有什么不可以避免的？比如说既然有两亿农民都可以进城打工，为什么没有考虑过这两亿人孩子上学的问题？
在农村、农民问题上，几乎所有环节都是缺失的。我们这个国家是那种由问题和矛盾来推动社会进步的国家，哪个问题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往前走一步。在这种状态下，有时会觉得问题还是小，（问题）大的话也许会好（改变）一点，就怕这种不大不小的问题会把人给折磨死。
城市与权力，生与死
《瞭望东方周刊》：你好像对很多事情有焦虑感。
阎连科：你和这个现实有一种非常紧张的关系，一拉就断的关系。你一直觉得做人还是比较温和的，但作品很尖锐，经常会想些不着边际的问题。
比如对权力的认识。在少年时期你会做和毛主席下象棋这样的梦，你还把他下输了，这是非常清晰的梦，因为它有太惊人的细节。可想而知你对权力的崇拜到了什么程度。但是80年代末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时，有一次凌晨从天安门广场步行回学校，走在长安街上，你会发现自己内心的复杂，对权力的恐惧，完全莫名其妙。这么宽阔的马路，没有一个人，只有自己这么渺小。
一方面梦到下棋赢了毛主席，一方面觉得自己渺小得无法形容，这种矛盾就是在权力方面非常紧张的关系。写作就是对自己内心焦虑和矛盾的表达。
《瞭望东方周刊》：你说过你少年时候崇拜三样东西：城市、权力、健康，现在这三样都成了你的恐惧？
阎连科：对城市和权力的崇拜几乎是每个来自农村的孩子的必然，不管他承认不承认。说我们崇拜现代和文明，说到底是（崇拜）城市和权力。
对我自己而言，这种感觉第一次来得这么真切，是十三四岁的时候第一次去洛阳。城里路上都没有灰，街上满是高楼---现在想想估计也就三四层---走过去的男孩子女孩子都是一路雪花膏的香味。各家灯光都那么亮，而农村还在用煤油灯。那时我对城市生活有了热切的向往，幻想这一生如果到洛阳找个对象，住在那里，晚上看万家灯火该多好。
我高中的时候要到村子以外七八公里上学，每天早起步行。我家一日三餐吃的都是地瓜粉地瓜叶地瓜面，可每天我都能在村口看到村长家的姑娘拿着白馒头，一小口一小口嚼。那时觉得要想改变命运，要么逃离土地，要么有权力---这一辈子最差当个村长也好。
但是对城市和权力的向往会慢慢变化，你看到太多的矛盾。比如我颈椎不好的时候，有人介绍我去北京西山看一个大气功师。你从家里出发，拿一个手机，有司机开车。他不告诉你路怎么走，就说往前走多少米，看到什么标志物往哪儿拐，不停有电话通知，现在我也说不清是在哪儿。进到山里，院门口有人站岗，里面山坡上有五套别墅、两栋楼，都五星级宾馆一样，地毯有砖块厚，都绣着莲花。里面有花匠、电工、水工。吃饭的时候，饭菜都没法形容，又看到男男女女，女的戴着胸罩坐在那里打麻将。你不亲历就不知道这样的情形。等你回到农村一看，又是什么样子。你想你这种现实的紧张感全都是被这种东西带来的。
这是完全分裂的两个世界，如果是独立在一个世界里，可能心里会平和一点。恰恰我对这两个世界都熟悉，又夹在它们中间，左眼看到这么一个景象，右眼看到相反的；左脚可以踏进城市里去，但右脚还留在农村里。现在这两个世界越离越远，对你的内心不断撕扯，这可能是你的小说老是与现实发生巨大冲突的最内在的东西。
《瞭望东方周刊》：因为这种内心的撕扯，所以你一直关注现实题材？
阎连科：写现实题材，是因为我只能写出这种东西来。我的创作都是因为一点点事情发端，并没有考虑太多。
比如写《受活》，是因为我自己对这个社会（的感觉）就是这么矛盾和焦虑。我会想这个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写作最初，是因为在苏联解体时看到一条消息，讨论列宁遗体如何处理。不管怎么处理你都会想一个问题：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我觉得这一声炮响是列宁最先扣动扳机的。列宁遗体处理的问题，不是苏联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是那时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要面对的问题。
写《丁庄梦》，是因为一个细节，我听说农民在田里耕地时，“血头”来了，农民就在田地间开始卖血。抽完血之后农民感觉头晕，没力气，血头就把他脚朝上，头冲下，身体整个倒过来，给他“倒倒血”，让血回流到头顶，等他缓过劲来了，再晃晃悠悠接着去耕地??
写《风雅颂》，确实是因为觉得自己非常窝囊，现在知识分子都这么窝囊，说白了这个小说就是精神自传。这几年别人觉得你好像很坚强，其实你自己知道完全可以比今天好得多，你腰杆可以硬一点，肩膀也可以再硬一点，为什么做不到？
《瞭望东方周刊》：生与死的问题也是你的焦虑之一吗？
阎连科：我是一个极其害怕死亡的人。前段时间林斤澜去世，追悼会去参加了，回来以后两个晚上通宵失眠。这失眠并不是说你对林斤澜有多么深的情感，而是对死亡的那种恐惧。想到这个你会觉得活着和写作，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你睁开眼睛的时候，又不得不面对。所以生与死这个问题就会在你的作品里极其矛盾冲突，你不知道活着干什么，你不知道死了会怎么样。
我的小说可能是宿命感比较强的，每个人都有注定的结局，就像现实生活里每个人注定死亡。但每个人都在努力摆脱它。比如我们村里很多人，做生意忙了一辈子，忙出了三间瓦房。其实他如果不做生意，比如捡破烂，也许也能捡出三间瓦房，说不定还是六间。但每一个人都在奔波。我经常说，对有的人，战斗是一种抗争，但对有的人，比如你阎连科笔下的一些人，吃好每一口饭都是抗争。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小说从未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你期待有人找你改编吗？
阎连科：当然，给我一笔钱为什么不期待？但这个好像不是我期待就能期待来的。我其实很好说话的，不在乎小说被改成什么样子，说句你不能想象的话，每一部小说写完，我从来不回头看一次。
包括书出版之后我也从来没校对过，爱错多少字错多少字。书的版式装帧一律不过问，只有《风雅颂》做宣传时要说“荒诞现实主义大师阎连科”，我说这不行。这次《我与父辈》给我寄来样书，书封说“创预售销量奇迹 超越《哈利·波特》”，我说不行，这书跟《哈里·波特》有什么关系？结果书正式出来，我一看，变成“《小团圆》”了。
……
“你被人称作中国最受争议的作家，这不是你写作的问题，是整个社会意识的问题，这个你脑子里清楚得很。”
习惯性地用“你”而不是“我”代指自己，“中国最受争议的作家”阎连科仿佛随时可以将灵魂跳脱出来，与自己的肉身面对面看个清楚。
最受争议，因其作品看似狂想荒诞，却每每毫不留情直指现实。
获第三届老舍文学奖优秀长篇奖的《受活》写“文革”年代，受活庄的村民---都是残疾人---遭到奸诈冷酷的健康人掠夺，最终一无所有只求“退社”；《丁庄梦》写河南“艾滋村”，人人等死，人人又为吃一口饭、做一次爱而拼死抗争；《风雅颂》写时下大学校园，懦弱的教授发现论文被剽窃、妻子偷情又无力抗争，回到老家发现县城的坐台小姐才是最热忱的学生和知己??
文学评论家刘再复曾这样评价阎连科的作品：“读者看到的不是滑稽剧，而是非常透彻的精神真实。这一真实就是千百万中国现代文明人都生活在幻觉之中，生活在新旧乌托邦幻象的交织纠缠之中。”
阎连科却自嘲如《风雅颂》里的主人公，有知识分子难以摆脱的浮夸、妥协、权力崇拜。带着浓重的河南口音，他说起自己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抄袭了屠格涅夫对大自然的描写，说起上世纪80年代看着莫言他们风生水起自己心里嫉妒得厉害。神情里是狡黠也是真诚。
2009年5月，阎连科新作《我与父辈》出版。此书以叙述散文的形式，描写父亲、大伯、四叔在农村坎坷而平淡的一生，亦讲述了自己的成长历程。日前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阎连科说，在他所有的创作里，“这是最锥心刺骨的一次。”
对这块土地有很大的内疚
《瞭望东方周刊》：此前你一直从事小说创作，为什么这次以散文形式回到真实的生活？
阎连科：2007年，我69岁的四叔去世。我才意识到父亲一辈的叔伯弟兄中，只剩下一位堂叔还健在。守灵那晚，我跪在白色的灵棚内，守着四叔和棺材。没有睡着的一个妹妹去灵前换了香，然后说：“连科哥，你写了那么多书，为什么不写写我们家里的事情呢???也写写你自己，你的小时候。”那一刻，我感到了歉疚和不安，觉得必须为他们写点什么，写写他们的柴米油盐、生老病死。
另一个目的，我想表达一点内疚心。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面对另一群人、另一块土地，都没有表达过这种内疚心。但作家应该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存有内疚，对我来说，最好表达也最容易让人接受的方式就是写家里的人。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内疚来自哪里？
阎连科：我对家庭、对这块土地有很大的内疚。老实说，这是因为当了一个作家，没有能为他们做一点事。我是非常现实的。
我无能为力到什么程度？比如我们家的邻居，除了种地不会做别的事情，非常老实可怜，唯一的乐趣就是冬天打野兔子，家里有两把“土炮”（土制猎枪）。有一年要收缴所有枪械武器，他家没交，就有人检举。县里把他父子俩抓进看守所，说私藏枪支，一人要罚8000块。
母亲觉得他们可怜，让我跟谁说说，少罚一点。但是跟谁说都没用，人家说这是文件没办法，其实可能有的人一句话就管用了。后来我还是想办法帮他们每人免了3000，父子俩就商量让一个人先出去借这一万块，可是谁都不愿出去，因为谁借钱谁要还的。最后还是儿子出去借了，借来没办法还，就让十六七岁的闺女到洛阳“坐台”，很快还掉了这个钱。
后面的事情且不说它，你会觉得你面对这块土地上的人和事那么无能为力，特别对不起这块土地。并不是说它风调雨顺你就不内疚，而是觉得你对这块土地没有任何意义。你写了这么多小说，这个土地上有人看吗？你进城、提干，今天的名声、地位，都是它带给你的，但你没有任何可以回报，这会让你不安。
现在农村的人心无法把握
《瞭望东方周刊》：你20岁就当兵离家，但故乡一直在你心里有很大的分量，你影响力最大的作品都是写乡村题材的。
阎连科：我在城市的生活时间要比农村长得多，今天要说自己是农村人，别人就会说作什么秀？但你说是城市人，又确实与城市格格不入。最简单的一个事实，你连（关于）这个城市的一篇好散文都写不出来，这是最没办法的事情。
对我来说土地是非常重要的。就我们中国的写作经验来说，每一个来自乡村的作家都没有写好过城市，每一个来自城市的作家没有写好过乡村。鲁迅、沈从文写得这么好，但他们最好的还是离不开乡土题材。我写《风雅颂》，故事到了乡村就得心应手，但是写城市的部分，老在想是不是这样更好、那样更好，还是有捉襟见肘的地方。
《瞭望东方周刊》：30多年在城市里生活，你怎么把握现在乡村的状态？
阎连科：别人都说你的乡村小说写得非常好，与土地紧密相连，是大地上的一棵树。但我非常清楚，这是过去那块土地。今天这土地是什么样子，我，我这一代作家，已经离得太远了。
我最头疼的是对现在农村的人心无法把握。今天表面看是街道变了，楼房多了，但里面有更复杂的东西。比如我们那个村庄6000人，已经20年“不生不死”---不生，因为20年没人领过一个结婚证，没结婚就没有计划生育问题，生几个孩子都行，也不要求上户口；不死，因为土地政策30年不变，生了孩子没土地，死掉的人也不需要把地交上去，也就不需要《死亡通知书》了。这种静止状态，真的像表面的逻辑这么简单吗？
再比如村子里现在百分之六七十都是未婚同居、未婚先孕，这一点与城市没有一点不同。只是它不会乱来，两个人一经介绍，觉得合适就住在一起，怀孕了就结婚，变成非常正常的事情。家家如此，就不简单是一个道德或者伦理问题了。我想，这也许是乡村文化在最深层的地方跟这个社会文明进程在进行一个强烈的对抗。
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完全不能用道德或法律衡量进步还是落后了。我们会说它乱，但是不是因为我们都老了？我们说人心不古，是不是因为我们都太传统、太古了？
《瞭望东方周刊》：那么你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贴近现在的乡村社会？
阎连科：去把握这些东西时，我最大的优势是，我是一个河南人。中原是中华文明的中心，最贫穷的人有，最富有的人也有，最有权力的有，最畏缩的农民也有。任何事情都可能在这里发生，把握了河南的文化、经济、体制、甚至男情女爱的复杂性，就可以把握很大的一块。
小说就是从世俗中来、到灵魂中去的。假如你还没有能力写到灵魂中去，起码可以做到从世俗中来吧。我必须特别热爱并关注这块土地上最世俗的事情，可以烦它，可以骂它，但是不能躲避它，一定要主动介入。
最近我发表了一个中篇，一开头写春天来了，农村几个三十几岁的人在一块儿商量做点什么事儿，实在没事干，最后决定，咱们都回去把老婆打一顿吧。所有的故事都是从这里开始。
人家也许觉得无比怪异，我却觉得无比真实，它把握住了今天这块土地上那些年轻人最复杂最矛盾最无奈最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的心理。以前知道种地，现在所有农村人不知道该干什么，我要把他们内心的复杂和焦虑写出来。农业社会的农民如果有焦虑，可能都是今年丰收不丰收，是生老病死，但今天所有农村的人都会为这个世界而焦虑。他自己可能没意识到，但是他所有的焦虑都与中国的现实密切相关。
今天的乡村没有桃花源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认为现在的农村人都在为这个世界焦虑？这种焦虑缘何而来？
阎连科：就乡村而言，农民本是两条腿踏在大地上的。但这30年以来，他只有一条腿与大地连着，另一条腿不知道落到哪里去。他试图落到城市，但能不能落、城市让不让你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找出答案。我们今天说农民工问题、经济危机，都与这条腿无法落地有关。甚至有时还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又把你这条腿赶回去了。这时你发现，农村也不是那么轻易能退回去的。
我常谈自己是无所归属，也觉得农村的年轻人同样有这样的焦虑。出来打工三年五年，城市安不下身，想回去，又已经不能适应农村的脏乱差，教育医疗条件的简陋。我们今天说农村的诗意、想象中的桃花源，是因为我们不身在其中，对它进行了歌颂美化。真正在其中，你会知道你离不开它但又痛恨它，而想象中那些东西是不存在的。今天的乡村没有桃花源，今天的乡村没有城市化。
《瞭望东方周刊》：那今天的乡村有什么？30年发展给乡村带来的变化是什么？
阎连科：也许最大的变化是让所有下一代发现一只脚可以迈进城市的时候，才知道很难落下。他们会觉得生命无奈，不明确活着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另一个，今天的法制、自由比以前好得多，但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有种被压迫的感觉，这个压迫不是政府带来的，而是整个环境。
比如说我们的村庄，所有人都去偷树砍树。春节我去祖坟一看，我父亲坟上原来一棵很大的树，给人砍得光光的，但不是我们一家，所有坟头上的树都没了。以前认为偷坟上的树是最不道德的，但现在几乎家家如此、村村如此。表面上这是为了生存，内里是环境带来的压迫感。
每一个年轻人内心都有一种压迫感、焦虑感，这是30年前没有的，是在我年轻的时候没有的。我那时候心里很明确，就是想逃离土地，有一盏明灯在前面。今天没有明灯给你，谁都知道逃离土地，十亿农民有五亿都想进城去---可是路在哪里？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农村、农民的现状和发展持悲观态度？
阎连科：我是非常矛盾的态度。你不这样肯定也不行，至少还是要吃饱穿暖，这是必须承认的现状。但是吃饱穿暖以后，他们要干什么？也许这是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的阶段，问题是我们是否尝试过去避免它。比如医疗问题、孩子上学问题、艾滋病问题，这有什么不可以避免的？比如说既然有两亿农民都可以进城打工，为什么没有考虑过这两亿人孩子上学的问题？
在农村、农民问题上，几乎所有环节都是缺失的。我们这个国家是那种由问题和矛盾来推动社会进步的国家，哪个问题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往前走一步。在这种状态下，有时会觉得问题还是小，（问题）大的话也许会好（改变）一点，就怕这种不大不小的问题会把人给折磨死。
城市与权力，生与死
《瞭望东方周刊》：你好像对很多事情有焦虑感。
阎连科：你和这个现实有一种非常紧张的关系，一拉就断的关系。你一直觉得做人还是比较温和的，但作品很尖锐，经常会想些不着边际的问题。
比如对权力的认识。在少年时期你会做和毛主席下象棋这样的梦，你还把他下输了，这是非常清晰的梦，因为它有太惊人的细节。可想而知你对权力的崇拜到了什么程度。但是80年代末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时，有一次凌晨从天安门广场步行回学校，走在长安街上，你会发现自己内心的复杂，对权力的恐惧，完全莫名其妙。这么宽阔的马路，没有一个人，只有自己这么渺小。
一方面梦到下棋赢了毛主席，一方面觉得自己渺小得无法形容，这种矛盾就是在权力方面非常紧张的关系。写作就是对自己内心焦虑和矛盾的表达。
《瞭望东方周刊》：你说过你少年时候崇拜三样东西：城市、权力、健康，现在这三样都成了你的恐惧？
阎连科：对城市和权力的崇拜几乎是每个来自农村的孩子的必然，不管他承认不承认。说我们崇拜现代和文明，说到底是（崇拜）城市和权力。
对我自己而言，这种感觉第一次来得这么真切，是十三四岁的时候第一次去洛阳。城里路上都没有灰，街上满是高楼---现在想想估计也就三四层---走过去的男孩子女孩子都是一路雪花膏的香味。各家灯光都那么亮，而农村还在用煤油灯。那时我对城市生活有了热切的向往，幻想这一生如果到洛阳找个对象，住在那里，晚上看万家灯火该多好。
我高中的时候要到村子以外七八公里上学，每天早起步行。我家一日三餐吃的都是地瓜粉地瓜叶地瓜面，可每天我都能在村口看到村长家的姑娘拿着白馒头，一小口一小口嚼。那时觉得要想改变命运，要么逃离土地，要么有权力---这一辈子最差当个村长也好。
但是对城市和权力的向往会慢慢变化，你看到太多的矛盾。比如我颈椎不好的时候，有人介绍我去北京西山看一个大气功师。你从家里出发，拿一个手机，有司机开车。他不告诉你路怎么走，就说往前走多少米，看到什么标志物往哪儿拐，不停有电话通知，现在我也说不清是在哪儿。进到山里，院门口有人站岗，里面山坡上有五套别墅、两栋楼，都五星级宾馆一样，地毯有砖块厚，都绣着莲花。里面有花匠、电工、水工。吃饭的时候，饭菜都没法形容，又看到男男女女，女的戴着胸罩坐在那里打麻将。你不亲历就不知道这样的情形。等你回到农村一看，又是什么样子。你想你这种现实的紧张感全都是被这种东西带来的。
这是完全分裂的两个世界，如果是独立在一个世界里，可能心里会平和一点。恰恰我对这两个世界都熟悉，又夹在它们中间，左眼看到这么一个景象，右眼看到相反的；左脚可以踏进城市里去，但右脚还留在农村里。现在这两个世界越离越远，对你的内心不断撕扯，这可能是你的小说老是与现实发生巨大冲突的最内在的东西。
《瞭望东方周刊》：因为这种内心的撕扯，所以你一直关注现实题材？
阎连科：写现实题材，是因为我只能写出这种东西来。我的创作都是因为一点点事情发端，并没有考虑太多。
比如写《受活》，是因为我自己对这个社会（的感觉）就是这么矛盾和焦虑。我会想这个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写作最初，是因为在苏联解体时看到一条消息，讨论列宁遗体如何处理。不管怎么处理你都会想一个问题：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我觉得这一声炮响是列宁最先扣动扳机的。列宁遗体处理的问题，不是苏联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是那时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要面对的问题。
写《丁庄梦》，是因为一个细节，我听说农民在田里耕地时，“血头”来了，农民就在田地间开始卖血。抽完血之后农民感觉头晕，没力气，血头就把他脚朝上，头冲下，身体整个倒过来，给他“倒倒血”，让血回流到头顶，等他缓过劲来了，再晃晃悠悠接着去耕地??
写《风雅颂》，确实是因为觉得自己非常窝囊，现在知识分子都这么窝囊，说白了这个小说就是精神自传。这几年别人觉得你好像很坚强，其实你自己知道完全可以比今天好得多，你腰杆可以硬一点，肩膀也可以再硬一点，为什么做不到？
《瞭望东方周刊》：生与死的问题也是你的焦虑之一吗？
阎连科：我是一个极其害怕死亡的人。前段时间林斤澜去世，追悼会去参加了，回来以后两个晚上通宵失眠。这失眠并不是说你对林斤澜有多么深的情感，而是对死亡的那种恐惧。想到这个你会觉得活着和写作，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你睁开眼睛的时候，又不得不面对。所以生与死这个问题就会在你的作品里极其矛盾冲突，你不知道活着干什么，你不知道死了会怎么样。
我的小说可能是宿命感比较强的，每个人都有注定的结局，就像现实生活里每个人注定死亡。但每个人都在努力摆脱它。比如我们村里很多人，做生意忙了一辈子，忙出了三间瓦房。其实他如果不做生意，比如捡破烂，也许也能捡出三间瓦房，说不定还是六间。但每一个人都在奔波。我经常说，对有的人，战斗是一种抗争，但对有的人，比如你阎连科笔下的一些人，吃好每一口饭都是抗争。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小说从未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你期待有人找你改编吗？
阎连科：当然，给我一笔钱为什么不期待？但这个好像不是我期待就能期待来的。我其实很好说话的，不在乎小说被改成什么样子，说句你不能想象的话，每一部小说写完，我从来不回头看一次。
包括书出版之后我也从来没校对过，爱错多少字错多少字。书的版式装帧一律不过问，只有《风雅颂》做宣传时要说“荒诞现实主义大师阎连科”，我说这不行。这次《我与父辈》给我寄来样书，书封说“创预售销量奇迹 超越《哈利·波特》”，我说不行，这书跟《哈里·波特》有什么关系？结果书正式出来，我一看，变成“《小团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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