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 年:背水一战

  步入熊途:沪深股市运势维艰回眸1992 年的股市,一浪高过一浪,投资者早已将风险置之脑后,管理层也在不断加大新股发行力度。这对于当时股票市场的规模和参与度来说,无疑是不能承受之重。事实上,这种压力在1993 年就已经逐步显现出来,上证指数在1993 年2 月16 日创下1559 点的高位后,便一路下行,市场步入熊市。1993 年6 月,国务院副总理朱基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治理整顿及紧缩政策陆续出台。

  7 月5日,朱基表示,要进一步整顿金融秩序,严肃金融纪律,推进金融改革和强化宏观调控,政府限期收回乱拆乱借资金。

  1993年7月10 日,人民银行宣布提高存贷款利率,并对三年以上定期储蓄实行保值。这对于当时的股市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资金开始从股市撤离,股票需求锐减。与此同时,海南等地的房地产泡沫破灭,火热楼市突然降温。在这个时候,证券部门的管理层并没有意识的问题的严重性,反而加紧速度发行新股。而且,在熊市初期,市场信心并没有完全丧失,加之1993 年的并购风潮,曾经引起上海本地股、三无概念股的几波反弹,截至1993 年末,上证指数收盘于834 点,全年低点出现在12 月20 日的750点。由于在当年,市场曾经三次下探至800 点之下,但随后都出现反弹,因此当时的市场人士普遍认为,750 点是市场的铁底。

  在这一过程中,市场竟然还出现了惊心动魄的“申能保卫战”。

  就在12 月20 日暴跌当天,申能保卫战打响。不管股指如何下跌,抛盘如何汹涌,申能始终坚守8.18 元不破。

  在那段时间,申能股份在8.18 元位置上每天都是99999 手的巨大买单挂着。一时间,申能被看作多方主力的马其诺防线。有不少的散户都参与了申能股份的买进,因为当时的买盘确实巨大,买进的价格只要是8.19 元就随时成交,很多人感觉到自己非常幸福,因为终于站在了主力大哥的肩膀上。

  究竟是谁在护盘申能,坊间流传着不同的说法。比较可信的一种是上海本地的某些机构对于管理层有望出台重大良好存在强烈预期,可以构筑起的一道铜墙铁壁。

  然而,进入1994 年之后,市场依旧下跌不止,逼近750 点的底部,而深证综指更是创出了新低。

  1994年1 月19日,上海证券管理部门宣布,将有2.5亿股新股上市。这一利空消息将多头最后的希望击得粉碎。申能在8.18 元的买单完全消失,股价一泻千里,最终当天申能以7.7 元收盘。“申能保卫战”宣告失败。股票市场的低迷不但引起股民的不满和抱怨,也令部分市场参与者和研究人士发出批评的声音。

  1992 年从美国迈阿密大学博士后研究回国后的孙满博士在1994 年1 月16 日出版的《股市动态分析》杂志上发表了《中国股市之怪现状》一文,痛陈中国股市的七大怪现状:一是缺乏基础研究;二是主次颠倒,投资者地位低下;三是鼓励投机;四是有法不依,出尔反尔;五是粉饰太平;六是不同股而同权;七是内幕交易大行其道。在这种背景下,管理层有些坐不住了。1994 年2 月22 日,深交所发布公告:自即日起暂停新股上市,何时恢复新股上市将视市场发展情况而定。原本以为暂停新股发行能够止住市场的颓势,结果反弹仅仅持续了短短的三天。2月25日开始,市场便重归下跌。

  等到3 月14 日,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在上交所第四次会议上宣布“四不”救市政策:55 亿新股上半年不上市;当年不征收股票转让所得税;公股、个人股年内不并轨;上市公司不得乱配股。

  “四不”救市政策带来了短暂的反弹,但同样仅仅持续了三天。因为,治标不治本的救市政策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事实上,即便出台这样的“四不政策”,与刘鸿儒的内心想法也是不一致的。在他看来,监管部门是不应该管股价的。十多年后,刘鸿儒在一次采访中回顾了这段经历。

  “股市跌到300 多点的时候,上海市委正式写报告给中央,中央转给我们,要求采取措施,得救啊。按道理讲政府管这个干什么啊?它有跌有涨。政府监管部门应该创造一个良好的公开、公正、公平的交易环境。价格高低不应该管,这是基本的常识。但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政府为什么要管呢?怕社会不安定。因为当时投资者不习惯跌,只习惯涨。”

  君安发难:“愚人节”收万科

  虽然市场低迷,但由于新股发行速度较快,国内早期的证券业反而得到了爆发式的发展。证券业版图初具雏形:上海滩以申银、万国两家券商为代表,深圳特区则以君安证券为代表。

  张国庆,1956 年生,湖北人,器宇轩昂、仪表堂堂,行事为人一派军人气象。上世纪70 年代自部队复员之后,进入湖北人民银行系统,80 年代从湖北人民银行办公室副主任的职位,调任深圳人民银行担任证券管理处处长,1992 年8 月,“8.10”事件后,张国庆出山创办君安证券并担任总经理。

  君安证券设立之初,由包括军队企业在内的5 家国有企业投资,注册资本仅5000 万元。其中老股东合能集团,是君安股东中惟一有军方背景的公司。

  1994 年当年,君安证券因“君万风波”再度成为1994年证券市场中的又一个焦点。其中的主角正是张国庆和万科的掌门人王石。

  3 月30 日,君安证券召开新闻发布会,君安一方张国庆、万科一方王石等悉数到场。

  会议开始后,君安证券一方代表称深圳新一代、海南证券、俊山投资、创意投资合计占万科股权10.73%,授权君安公司告万科公司全体股东书,并提出意在改组万科董事会和产业结构的《改革倡议书》。

  倡议书宣读完毕后,会议顿时陷入紧张气氛,媒体目光落在万科一方的人员身上。

  时任万科董事会秘书的郁亮当众宣布新一代公司声明:新一代不参加君安证券此次行动。同时,万科在新闻会上针对君安公司提出的“改革倡议”发表看法。

  4 月1 日,新一代公司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在君安公司发布《改革倡议书》之前,该公司已撤消了对君安公司的委托授权,君安证券的作法属侵权行为。继新一代之后,海南证券也撤消了对君安的委托授权。

  最后,在证监会和深交所的调解下,君万之争告一段落。坊间的一个说法是,张国庆见大势已去,向证监会南下代表承诺:“既然是你们发话了,就是一盘臭狗屎让我吃,我也把它咽下去。”

  然而,早期证券市场人士野岛在1994 年4 月3 日出版的《股市动态分析》杂志中发表的《愚人节:收万科》一文中却有着另一种记载:“事态向前,万科事件中机构当事人也许都能获益,各从各自的角度赢得世人的称颂,海内外知名度大增。君安虎威、万科硬石将留载94 年大事记,传媒界由此大获爆料,投资者亦得身手机会。但是若事态控制得不好,万科、君安形象都可能受损,广大股民亦未必能得到益处。恰逢政策飘忽、深市不稳之时,合谋败露又可能引致不良的后果,成为股民泄愤的把柄和股市向坏的导火索。若果不幸被言中,我们只好怪罪于‘愚人节’了。”

  在野岛先生看来,君安证券是在与万科合谋演一场大戏,事实究竟是否如此?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但野岛所称“恰逢政策飘忽、深市不稳之时,合谋败露又可能引致不良的后果,成为股民泄愤的把柄和股市向坏的导火索”却不幸成为事实。4 月份之后,股市继续下跌不停。

  政策救市:构筑325点铁底

  1993 年7 月29 日,上证指数跌至325 点。在各方的压力之下,刘鸿儒不得不接受了救市的要求。事实上,对于当时脆弱的股市而言,救市是必须的。

  7 月30 日,周六。各主要媒体均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新华社北京通稿:《中国证监会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就稳定和发展股市做出决策》。决策有三条:第一,1994 年内暂停新股发行与上市;第二,严格控制上市公司配股规模;第三,采取措施扩大入市资金范围。

  这一次,市场终于买账了。

  8 月1 日,星期一,市场跳空高开,一路飙升。上证指数上涨33.46%,创下1992 年5 月放开股价之后的涨幅之最。

  终于,长达17 个月的熊市宣告结束。这是证监会成立以来市场出现的第一个熊市,也是早期股民经历的时间最久的一次下跌。

  此后,股指继续高歌猛进,直到9 月13 日,涨至1053点,反弹才暂告于一个段落。短短的32 个交易日,市场累计涨幅超过200%。

  不过,政策引发的反弹具备较强的爆发力,但持续性却极为短暂。9月13 日市场见顶后便一路下行,且成交量迅速萎缩,市场重新陷入低迷。至1994 年末,上证指数已经回落至648 点。

  尽管如此,上证指数的325 点却成为中国股市此后十年的最低点位,再未见到。也正是从这次救市开始,新股扩容及资金扩容成为管理层调控中国股市的一把双刃剑,并屡被效仿,至今如此。

  申银、万国:携手称雄上海滩

  浦东概念股能够领涨这一轮反弹行情,应当说和上海本地券商的推波助澜有着重要的联系。经过几年的打拼,申银、万国两大券商已经占据了上海证券业的绝大部分版图,而万国掌门人管金生、申银掌门人阚治东更是和上交所创始人尉文渊并称为“上海滩证券三大猛人”。

  阚治东,1952 年生于上海,1979 年进入上海人民银行工作,后至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宝山区支行,1987 至1988 年受团中央选派赴日本进修现代金融证券业务,1988 年回国后担任上海工行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当时阚治东只有30 多岁。到1990 年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决定组建申银证券公司时,阚治东便成了总经理的不二人选。1990 年,阚治东开始担任申银证券公司总裁。

  1992 年12 月22 日,上海申银证券公司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正式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这也是经人民银行正式批准的全国第一家股份制证券公司。相对于尉文渊的特立独行和管金生的刚愎自用,阚治东虽然名为“猛人”,实则谨慎许多。据坊间传言,阚治东领导申银证券做股票,要求拉两毛钱就罢手,因此得了个“阚两毛”的绰号。

  管金生,1947 年5 月19 日出生于江西省清江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65 年,他考进上海外国语学院,1982年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获得法国文学硕士学位。因后来找不到对口的工作,他从公安机关的翻译岗位,改行投入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工作。先后任经理助理、副经理,并被选送到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深造,获得法学、工商管理双硕士学位。

  上世纪80 年代后期,邓小平视察上海,并表示了把上海外滩建成东方华尔街这一构思。管金生热血沸腾。他一夜不眠,奋笔疾书,下笔万言,阐述创建中国证券市场之重要性,并请愿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的建议被接纳,并被批准“试点”。1988 年2 月,他负责筹建上海第一家证券公司———万国证券公司。

  在1992 年的时候,万国已成为一家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公司。1992 年年底,万国在香港与李嘉诚合作,一举收购香港上市公司香港大众,完成了大陆证券公司首次收购海外企业并成为控股人。在管金生掌印期间,万国证券一级市场承销业务占全国总份额的60%,二级市场经纪业务占到全国总份额的40%。

  有人评价,管金生是国内第一个对证券有真正认识的金融家,他的很多思想可以说是超越当时的时代。管金生认为要想与国际大券商并肩,必须更多地雇用那些聪明、能够将市场视为一门“严谨的科学”的交易员。

  为此,他在大学里面进行大量的演讲,邀请美林、高盛等国际投行人士给他们讲课。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金融家,在1995 年,遭遇到了人生中的“滑铁卢”,问题恰恰出在他最重视的聪明、能够将市场视为一门“严谨的科学”的交易员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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