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后重思东亚政治模式

　　我想特别讨论的，是关于中国的两个问题：第一，中国是否能够在保持充分社会凝聚力的同时继续实现高速经济发展；第二，协商民主和儒学会以某种方式对中国发展产生助益吗

　　毋庸置疑，上海世博会开幕式上令人眼花缭乱的壮观场面再次强化了中国作为新兴全球超级大国的形象。但对许多人而言，这是一个既令人惊叹又让人不安的国家。

　　一个人口总量如此巨大、族群如此众多的国家，何以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如此蓬勃地发展？面对如此活跃的变迁，它如何能保持社会凝聚力？中国经济是否会继续发展，并且，中国一定会由此融入错综复杂、深不可测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吗？中国的独特体制能长久维持吗？它将会对世界产生何种影响？在行使其对全世界的政治影响力时，中国将会奉行多边主义并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吗？

　　当下国际秩序中最主要的变化，就是一个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秩序的崛起。在试图理解这个秩序时，外国观察者可能会提出比上述更多的问题。我只是一位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学者而非中国问题专家，没有资格就上述问题给出有见地的答案。因此，本文中，我并不打算直接去解决这些问题，只想给出一些我的思考视角。

　　关于中国未来的两个问题

　　就在上海世博会开幕式进行之际，我在市郊的复旦大学参加了一场名为“东亚协商政治的文化渊源”的研讨会。

　　正如其名称所表明的，上海研讨会试图探究的，是东亚文化与其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状况有多大关联。更重要的是，这种讨论有助于去除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并丰富整个政治理论话语。目前，东亚国家在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中参与度不断提升（尤其是在文化领域），中国在经济上的成长更是助推了这一趋势。因此，很自然地，中国在研讨会上受到了最大的关注。

　　我想特别讨论的，是会上涉及的两个问题：第一，中国是否能够在保持充分社会凝聚力的同时继续实现高速经济发展；第二，协商民主和儒学会以某种方式对中国发展产生助益吗？

　　我最先想说的是，历史经验表明：首先，当贫困是一种普遍现象时，它并不必然导致民众骚乱或公共价值被侵蚀；其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往往就在许多人认为社会环境得到改善的时候，那些较贫穷或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就开始表达不满，并可能引起社会和道德的不稳定。在大革命前夕的法国是如此，明治维新前夕的日本也是如此。

　　同理，有了更多的经济自由，以及与之相伴的不断加剧的人口流动、社会流动和日益扩大的贫富分化，中国很快就会发现自己面临各种有关社会和道德不稳定的问题，更不必说个人的个体化问题了（就像在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常常看到的那样）。因此，虽然协商话语和儒学愈来愈受到关注是出于许多原因，但是其中最迫切的原因或许应该是，人们觉察到了处理此类问题的紧迫性。

　　基于协商或儒学的政治是否将有所助益，答案只有在未来才会揭晓。但是，另一个历史教训就是，集权容易产生腐败，即使是由有德之人来执掌权力。自由民主体制下的解决方法是，尽可能少地依赖道德，并通过把分权与制衡制度化去限制权力。中国希望寻找一条不同的道路，但即便如此，它仍然需要找到一种结合道德和权力的合适方法。

　　一个有益的做法似乎是，既考查现状又考查历史，以便看清道德与权力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有着怎样的关联。经验表明，值得称道的理想并不一定总会带来人们想要的结果。当然，道德的完全缺失又会导致政治的混乱。在这个更大的背景下，关于儒学能否在政治中得到实际运用，我们可能会找到更好的理解办法。

　　儒学会再次成为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我个人认为下述做法既有意思也有意义：即梳理那些对建立信任—— 不仅限于民族同胞之间，而且包括东亚各国之间—— 曾经产生助益的话语历史脉络。也就是说，要回到“西方冲击”之前，去找出构成东亚处理“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方式的重要规范性因素。

　　在此背景下，儒学会再次成为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或许，同样有意义的是，将儒学置于一个有助于建立信任的宏大话语框架之中，去关注国家间的互动过程而非对它们进行个别研究。

　　此外，我们还应该对下述问题展开分析：在“西方冲击”之后，传统的观念和实践经历了怎样的激烈转变；以及，为了处理构成东亚地区现代性的那些极不相同的现实问题，西方的众多概念和理论在传入东亚之后被怎样地再解释和重构。

　　所有这些似乎像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如果成功，它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东亚在建立共识、沟通、谈判以及对政治的想象等方面的独特处理方式，这一点对于比较政治理论的发展甚为重要。■

　　（作者为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