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化中打造创新能力

　　真正的创新是可以商业化、产生经济效益的创新。中国应当重视实业的发展，减少对金融投机的依赖，注重培育多层次工业体系

　　2017年，世界经济前景被不确定性所笼罩。在各国出现自顾倾向、贸易自由受到威胁的当下，中国应该坚持怎样的经贸立场？中国企业又该做出何种抉择？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会”间隙，《中国经济报告》记者深入采访了英中贸易协会主席詹诚信勋爵(Lord James Sassoon)、西门子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委员会成员博乐仁（Roland Busch）、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扬·什韦纳尔（Jan Svejnar），相信这三位来自政、商、学界的专家会为读者带来不一样的解读视角。

　　学会爱上多极世界

　　中国经济报告：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新政等事件似乎在彰显着英国和美国政府都加入了反全球化的浪潮，你对此有何看法？

　　詹诚信：我不赞同这一说法。我觉得英国政府一直以来都在全力支持全球化，英国希望拥有非常平衡的国际贸易。英国脱欧与反全球化没有关系，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英国一直都觉得欧盟应该欢迎更开放的投资和贸易，但欧盟没有更多关注全球化，这一点让英国感到很挫败。

　　扬·什韦纳尔：这些事情确实让我们感到非常震惊，也非常困惑。欧盟各国想要恢复健康，就必须同步进行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要么政治一体化赶上经济一体化，要么经济一体化退步匹配政治一体化。面临如此艰难的选择，欧盟成员国可能根据各自在政治和经济一体化中所处的位置而采取不同的立场。这意味着欧盟必须形成灵活的制度安排来协调它们。至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排外主义能否行得通，在美国国会和主流社会能否被认可，尚需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美国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这些政策能否在国会顺利通过的前景并不明朗。而且，政策实施情况比较复杂，就像美国前总统里根执政的第一年经济就出现了衰退，之后才是繁荣，如今亦有可能重复历史。

　　博乐仁：不可否认，合作和贸易可以给所有国家带来收益。多年来，我们增进了全球安全和全球繁荣。诚然，全球化需要受到各方承认的规则和框架以确保它会惠及所有人，能带来持续而包容的经济增长。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调整的框架，但一股脑儿地抛弃这一框架，从全球化中退出似乎是不明智的。相反，我们应该寻求办法广泛推广并深化国际经贸合作。

　　中国经济报告：我们曾有幸跟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讨论英国脱欧公投，他说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我身边的人都没有投支持英国脱欧的票，但这件事却真实发生了。你觉得是投票本身或者说民主制度出了问题吗？

　　詹诚信：我觉得在很多国家都存在对民主制度的失望情绪，欧洲很多国家都面临着民主制度的众多挑战，比如收入分配、移民问题等。在英国，虽然很少举行公投，但是最近我们举行了两次。在英国，民众投票支持脱欧，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希望英国增强主权和掌控权的行为。以移民问题为例，只有法律能决定移民是否可以进入这个国家。所以，对英国来说，脱欧主要是一个有关主权的问题。同时，也是以更具全球化的眼光来看待其贸易、投资、安全和国防的一个契机。

　　不浪费任何一场危机

　　中国经济报告：你认为中英或中美之间的合作，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新政后还会像以前一样繁荣吗？又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詹诚信：不是一点影响都没有。比如中国的银行，就需要思考英国脱欧后业务怎么开展。我不想否认这其中的复杂性，但现在是中国与英国开始认真商谈一个全面的中英自由贸易协定的最佳时期。所以我们有机会增进中英之间的经贸往来，在某些方面还会超过英国留在欧盟时所能取得的进展。虽然这些不是我们脱欧公投的初衷，但这些好的机会我们应该把握住。英国和中国都是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的有力倡导者，英国也将持续保持这样的姿态。中英两国拥有很好的合作基础，两国没有地缘政治之争，处理好两国关系可为双方创造巨大的合作空间，中英之间未来还会有更多机遇。

　　博乐仁：英国脱欧对谁都不是好消息，大家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尤其是在硬脱欧以后，没有赢家。投资者就跟天文学家一样，依靠智力模型来理解这个复杂的宇宙，指导快速决策，并确定下一步优先进行何种研究。但经常发生的状况是，总会有某些异常状况迫使我们重新评估那些自以为了如指掌的事物--这可能是一个黑洞，也可能是一块石头，又或者是一场政治动荡，比如英国脱欧或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这些政治结果将在短期内阻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各国将避免签署重大贸易协定，只会付出一半的努力来协调各自的法规。国际化运营的公司很快将面临更高的成本，因为运输跨国货物和雇佣外国工人将变得更加困难，而这些企业的投资者同时也只能调低回报预期。比如说，即使是美国和墨西哥之间轻微的贸易摩擦也会为汽车制造商带来极为高昂的成本，因为某些组件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会穿越两国边界多达八次。

　　扬·什韦纳尔：长期以来，中美经贸合作既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也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特朗普把重塑贸易平衡的矛头指向中国，让未来的中美经贸关系充满不确定性和挑战。事实上，两国都难以承受经贸关系的彻底恶化，世界经济也难以承受保护主义盛行之殇。

　　对美国内部来说，特朗普政府非常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再加上减税、医改等政策，虽然短期内经济会有所波动，但长期有可能实现经济繁荣。对美国外部来说，唯一的前进之路就是充满活力的全球合作。多极世界可以是稳定、繁荣和安全的。许多地区力量的崛起不是对美国的威胁，而是新的繁荣和建设性地解决问题的时代机遇。

　　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受到太大影响，甚至可能受益于谨慎定价的美元，以及以无赤字无通胀为目标的美国经济。但是只要特朗普政策继续存在不确定性，就有可能导致最坏的情况发生。市场主体、投资者、各国央行和政府虽然都想往好的方向想，但它们不得不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不管怎样，合作共赢的中美经贸关系才符合两国和世界的利益。

　　中国经济报告：过去200年，美国、英国、德国都努力在全球化中争取到一席之地，你觉得将来它们还会继续积极参与全球化吗？还是会回到一个类似封闭国家的状态？

　　詹诚信：我觉得英国一直以来都扮演着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的角色，我没有看到脱欧会对英国的这一角色产生什么影响。英国还是一个很靠谱的国家。1940年法国投降德国后，经济学家凯恩斯立即写信给记者说：“就我个人而言，现在我第一次有十足的信心，我们将赢得战争。”类似地，许多英国人现在对未来充满信心。英国是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它是一个拥有很多机会的国家。我觉得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英国这样始终欢迎国外投资者，在这里能享受到公平的竞争环境，这一直是英国最大的优势。我们欢迎华为投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英国应在脱欧进程中抓住机遇，扩大中英贸易。同时，在开发第三方市场方面，尽管英国没有输出基础设施，但在巴基斯坦公路建设以及非洲电力设施建设等方面提供了服务。所以，我认为英国并没有封闭自己的打算。

　　博乐仁：如果采用事后诸葛亮的方式很容易找到本会发生的失误或者原本就存在的错误。如果从事后来看，德国政府，其实包括任何政府都会对希腊债务危机、英国脱欧公投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件采取不同的措施。

　　德国当然会继续积极地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德国已于2016年12月1日接任G20集团新一任主席国，目标是“重塑相互关联的世界”。G20是增进合作与包容的最佳论坛，我想未来我们可以重视G20的作用。当然，G20并不完美，但它是我们目前所拥有的实现惠及全民的全球化形式的最佳机构。通过G20，世界主要工业化和新兴国家共同致力于构建能带来不断增进繁荣的全球共同秩序。事实上，G20是确保市场开放、资本有序流动和构建全球金融体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坚信G20框架内的各种磋商和这一集团的内在凝聚力在当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扬·什韦纳尔：不可否认，经济全球化带来了自由贸易体系和资本的流动，全球化不仅给中国，也给美国乃至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带来了利益。过去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努力推动全球化和市场开放，但这个趋势正在逆转。特朗普新政可能并不会扭转全球贸易发展的总趋势，但这到底是一个小幅度的政策调整，还是预示着以后大规模的政策转型，还很难说。美国的贸易赤字在扩大，美国内部也有很强烈的民意认为贸易关系存在失衡。但民众对贸易并不了解，大家把全球化描绘成非常不利于美国的事物，其实贸易是可以让各方都受益的。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中国经济报告：可以指出各国未来同中国开展经贸合作的几个最主要的领域吗？

　　詹诚信：第一，是“一带一路”的合作，因为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公司有着丰厚的实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而英国拥有专业的金融服务，还拥有工程设计、管理、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所以双方的合作显然是共赢的。第二，《中国制造2025》战略正在实施，而英国是欧洲在制造业方面最具创新性的国家，是全球创新的重要源泉，所以第二个主要合作领域是在附加值高的制造业。第三个是创意产业和教育行业。英国有很多设计和创意学校，吸引了许多中国留学生。英国出品的精彩电视节目是一个非常好的英国创意实力的例证。

　　博乐仁：中德的长期互利合作主要有两大亮点，一是中国日益成为支撑德国工业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市场之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尤其如此。德国工商联近日发表的最新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已于2016年首度成为德国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贸易伙伴。二是德国工业体系有诸多方面值得中国学习，其拥有的技术及各类企业都是中国资本热情寻求的对象。德国政府与企业有较大兴趣在产业转型方面与中国展开合作，双方有望在节能环保、交通、高端制造业、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找到新的合作平台，为中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夯实基础。

　　扬·什韦纳尔：中美经贸关系“合则两利、斗则双输”。未来，中美两国在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有着广阔而现实的合作空间。不管未来特朗普新政的走向如何，美国和中国早已经陷入了互相依存的经贸关系。诚然，中国的出口依靠美国的需求，但美国也同样依靠中国：中国拥有1.05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其他美元计价资产。此外，中国是美国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第三大出口市场，也是扩张最快的出口市场，在许多经济领域具有共同利益，合作潜力无限。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就要步入老龄化社会，还要面对一系列的改革压力，结合各国的发展经历，你们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何建议？

　　扬·什韦纳尔：中国的挑战主要在于提高投资效率，我想给出四点建议。第一，重视创新能力。转换动能、转变方式、调整结构，归根到底都是要靠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培养企业的适应能力。第二，维护现有的世界贸易体系，将全球化好的一面继续进行下去，中国及其他国家都应该保持这种开放的体系。第三，补充经济体制方面的一些改革，放松一些监管，这样才能够获得更多资金，同时也可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源的可获得性。第四，要注重政策目标，也要注重政策转变过程当中的方法（手段）本身。

　　博乐仁：首先，老龄化社会的压力越来越大，需要我们更多地提升劳动生产率以弥补这个短板，而不是依靠劳动力人数的增加来保证经济增长。这就涉及到创新，真正的创新是可以商业化、产生经济效益的创新。创新并不是发明一个新技术就可以了，而是需要依赖一个生态系统或者一个体系，因为我们需要利用众多的外部资源。而且世界变得那么快，自己闭门造车是难以有创新成果的。

　　其次，德国的经济结构跟别的国家不太一样，作为经济骨干的德国中小企业是推动发展的最大力量。很多这类企业都是祖辈传承的家族企业，看重产品质量和企业声誉。比起短期结果或者股东利益，他们更多考虑得是长远利益。它们往往在研发投入方面毫不吝啬，对“外包”与资本市场运作持谨慎态度。此前中国企业在试图收购这些小企业时，便有不少“碰壁”教训。所以中国应当重视实业的发展，减少对金融投机的依赖，注重培育多层次工业体系，这些对中国工业转型与经济长期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再次，德国将研发成果转化成生产力的效率极高。德国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要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中小企业模式和职业培训体系是德国经济饱受好评的两大原因。德国中小企业对提升技术水平与保持工业质量十分专注，其中就包含了德国式的“工匠精神”。德国的劳动者经常接受培训，使他们能以最具多样化和创新性的方式利用技术革新的成果，从而能给消费者提供其甘愿以更高价格购买的产品和服务。这非常值得中国企业借鉴。

　　詹诚信：从当前情况看，中英黄金关系正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推进，但双方合作主要以投资和贸易为主，管理和技术上的合作则远远滞后，显然不能满足两国贸易的长远诉求，实现互利共赢还需要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

　　面对合作，中国企业家更愿意先交朋友，然后再选择合作伙伴。但英国企业家则不然，他们更愿意先按照法律和规定开展合作，在合作中建立并加深友谊。这仅仅是文化上的不同，不存在谁对谁错，孰优孰劣。但若处理不好，就可能造成误解，影响合作。要实现中英贸易长久发展，企业家们要多做努力，通过增加接触和了解，自觉地搭建起文化沟通的桥梁。同时，两国还应多铺政治互信之路。只有这样，中英经贸合作才能得到根本保障。

　　□中国经济报告记者 王艺璇 李大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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