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风险与对策

　　运用系统思维和系统工程方法，确立合作、安全、和平理念，加强开放，构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价值共同体，为全球治理开辟新途径

　　“一带一路”重要国家的风险复合趋势及应对策略

　　随着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的不断深入，我们已很难严格区分什么是新风险、什么是传统风险，因为这两类风险出现了相互交叉、彼此交叠复合的趋势，由过去的结构性风险演变成为了一种系统性风险。就目前而言，我们认为，应当加入两个综合评价指标来统合“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公共卫生风险”和“国际冲突风险”：第一个综合指标用以统合4个二级指标，反映同一类型的风险相互转化、相互叠加或相互影响的程度；第二个综合指标用以统合4个一级指标，反映不同类型的风险相互转化、相互干扰或相互扎堆的程度。

　　我们主要关注“一带一路”推进中重要国家的风险，在借助国内外智库和科研院所已完成的众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设计指标的方式建立一套对节点国家风险的评级体系。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公共卫生风险”和“国际冲突风险”几个维度来评估选择出的节点国家的风险。

　　“一带一路”的实质与中国面临的多重挑战

　　1.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必然性

　　第一，“一带一路”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的必然产物。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发达国家开始进入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阶段，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进行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产业调整升级步伐明显加快，产业转移层次不断提高，产业转移方式不断创新，产业链条整体转移趋势明显，关联产业协同转移现象增多，跨国公司对产业调整转移的主导作用更加明显。国际产业转移，为转移产业承接国提供了加快产业结构升级速度、实现产业集聚和全面参与全球分工的新的机遇，同时也为承接国家内部产业结构与空间布局的调整提供了契机。作为先期国际产业转移的受益者，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目前面临着发展难题，受资源、成本、环境和市场的影响，依赖低成本、低附加值的制造业已难以承载可持续发展，部分产业和闲置资本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势在必行。“一带一路”面对着各国产业结构加速调整的契机，又恰逢生态建设与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刻变革。全球性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迫使各国建立环境保护机制，转变s经济增长方式。可以预见，环境保护与节能产业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发展低碳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必然成为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动力，并将影响未来的产业发展空间。

　　第二，“一带一路”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新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亦称区域经济集团化，是经济生活国际化和各国、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与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的产物。其实质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按区域经济原则统一规划布局、统一组织专业化生产和分工协作，建立统一的大市场，优势互补、联合协作，连接并形成一个利益命运共同体，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通过降低成员国之间的交易成本，提高贸易自由度，实现要素、产品的自由流动，达到资源优化配置。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特征是部分主权的让渡、自愿性和平等性，必须是出于自愿而参与一体化，同时在一体化的机构内享有平等的权力。“一带一路”的建构，顺应了缔结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成为各国贸易合作主流，经济一体化地理空间不断扩大、一体化组织出现多层次性和交叉性、制度化和规范化机制逐步形成等新趋势，有助于中国和中亚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建立统一的大市场，实现优势互补，联合协作，连接并形成一个利益命运共同体，从而实现共同的繁荣发展目标。

　　第三，“一带一路”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举措。中国与中亚毗邻，双方拥有数千公里的边界线，并且由于地缘以及历史的原因，中亚与中国西北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双方在文化、宗教以及民俗等方面存在相通性。中亚对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与稳定有着微妙的影响。加强机制化的以机构设置为途径的中国中亚区域合作，将有利于营造中国与中亚稳定的双边关系。此外，中国与中亚共同深受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以及极端宗教主义三股势力的威胁和侵害。推行“一带一路”，建构中国-中亚区域合作机制，并在该框架内设置中国-中亚反恐战略之间的合作，将推动协调中国-中亚双方立场，优化双方资源，形成机制化措施，更加有效地防范乃至打击盘踞在中亚及中国西部的恐怖主义组织的势力，对维护中国西部稳定和安全极为有效。这将有利于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有效实施，也将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不仅如此，通过“一带一路”推动的双方合作机制的建立，中亚国家可以进一步了解中国的中亚能源政策，中国的能源企业也将获得更多的机遇参与中亚的能源开发和能源产业建设。基于自身的能源优势以及自身有限的能源需求，中亚国家已经制定出相应的能源立国战略，同时正在寻求安全可靠、可以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和根本利益的能源输出战略。中国中亚区域合作机制将会使中国与中亚的能源战略汇合在一起，从而使双方的国家利益都得到实现。

　　2.新丝路致力于中华文明的传承和中国梦的实现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既是对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走向的回应，更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这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来源于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的条件的理性认知，来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准确判断。

　　中国历来倡导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文明交流互鉴取代“文明对抗”、“文明冲突”；尤其是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注重通过文明交流互鉴，把世界的多样性和各国的差异性转化为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与繁荣。建设“一带一路”，必将为实现中国梦开拓新局面、创造新机遇，必将给世界梦注入更多新动能、新活力。建设“一带一路”，需要继承和弘扬“丝路精神”。“丝路精神”主要体现为：（1）和平合作；（2）开放包容；(3)互学互鉴；（4）互利共赢。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涉及几十个国家、数十亿人口，这些国家在历史上创造了形态不同、风格各异的文明。要充分发掘沿线国家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积极发挥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作用，促进不同文明共同发展。这将有力推动形成“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的当代文明交流盛况，为中国也为世界的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3.主动创设地区性多边协调机制、合作机制

　　第一，资本主义世界化是一场征服运动，是来自于率先建立起民族国家的地区通过武力和资本对世界的征服，并在征服中把征服对象变成围绕它而存在的边缘，稳定地和中心输送利益。全球化则是国家间交往与合作的运动，开启的是国家间平等交往和合作的门扉。全球化运动之所以迄今未体现出这一特征，是因为人们并未认识到全球化的性质，更多地在资本主义世界化的模式中开展行动，而不是响应全球化的要求去开展自觉的建构。在某种意义上，当前人们在处理国家间关系问题时所采取的行动大都是反全球化的，不仅恐怖主义活动是利用全球化提供的便利开展反全球化的行动，而且，西方经济和军事强国经常使用的经济制裁、军事恐吓和政治遏制等方式也是反全球化的做法。

　　第二，资本主义世界化运动在造就了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后就形成了并行的两个机制，一个是财富自动地从边缘国家向中心国家的转移，另一个则是中心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危机自动地转嫁给了边缘国家。全球化其实已经表现出了“去中心化”的迹象，它是要打破既有的中心-边缘结构，把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置于互惠互利的合作网络体系之中。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危机都会牵动世界的神经，一个国家的良性运行和发展也可以使世界受益。然而，人们却怀着旧的资本主义世界化观念去对待全球化运动中的合作行动。比如，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合作使双方都受益良多，可是，一些西方国家则认为这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海外扩张，并破坏这种合作，其结果必然是损害了中国与非洲的双方利益。

　　第三，资本主义世界化是发生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的，当时世界各地的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人际关系都还是较为简单的，社会的运行也具有明显的确定性特征。全球化运动则是发生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全球化包含着开放性的要求，在一切领域和一切方面都包含着多维度的开放性要求，一切刻意划定边界而实施控制的方式都会带来极其消极的后果。事实上，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切问题也都需要全球合作应对，而不是人为地去划分阵营。因此，当前尚未在全球形成共识，以至于引发了诸多无谓的冲突。如果因此而引发诸如军备竞赛等问题的话，对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言无疑是一场灾难。指出全球化与资本主义世界化的不同，是要说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提出的，它的实施必须成为适应全球化要求的自觉行动。

　　第四，在推动“一带一路”的进程中，必然触及传统的利益格局划分，必然引起某些国家的不满，甚至有可能发生摩擦。但中国不应惧怕承担这些风险，而是应该在这个充满风险的国际社会中勇敢承担起建构一个开放合作系统的重任。一个国家的安全利益取决于该国的实力及其与外部世界交往的程度，而国家安全利益的扩展是经济利益扩张的逻辑延伸。中国应积极推动多边安全合作，参与并在一定情势下主导构建周边安全制度，参与营造国际安全体系。

　　地缘政治被视为大战略谋划的地理坐标。推动东亚多边安全合作成为中国必然的战略选择。从经济角度看，促进地区多边合作有助于形成中国经济的战略延伸地带；从政治角度看，地区多边合作是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一个必要条件，中国要成为一极，就必须在东亚发挥积极的主导性作用；从安全角度看，多边合作符合中国的安全利益，有助于中国推行新安全观，促进共同安全的目标；从文化角度看，地区多边合作有助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丰富多彩的亚洲价值观念；从军事角度看，地区多边合作有助于降低地区冲突升级的危险性，降低军备竞赛及其负面影响。地区多边合作有助于建立以合作、互利为特征的新型地缘战略关系，扩大共同利益，加深相互信任。东亚地区多边合作以地缘经济为核心因素，赋予经济繁荣的中国以巨大的议程创设能力和地区制度塑造能力。主动创设地区性多边协调机制、合作机制是近年来中国着力而为的战略体现。

　　政策建议

　　第一，以促进国际“合作”为最终导向。进入21世纪后，虽然世界上的动荡因素丝毫没有减少，而且国家间的经济、政治关系也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合作的观念有着成为普世性意识形态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谋求合作的话语权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如果掌握了合作的话语权，那么，解决国际交往中的许多问题时，都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就“一带一路”战略而言，本来就包含着合作的内涵，只是这一内涵没有得到深度挖掘。所以，为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建构合作话语权应为一个优先选项。立足于维护世界和平，提出加强国家之间、区域之间的合作，形成战略伙伴关系，互助互利，共同发展。

　　第二，重申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在20世纪后期，和平与发展一度成为世界性主题，然而，在进入新世纪后，特别是在“9·11事件”后，这一主题受到了“反恐”的冲击，从而使得国际环境变得异常复杂。从西方国家近些年来的行动看，不仅“反恐”的行动有着扩大化的趋势，而且，正在全球范围进行军事布局。这显然是与和平与发展的主题相背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重申和平与发展的主题，特别是要适时地指出政治、军事强国的一切背离和平与发展主题的行为，以唤起全世界的道德评判。“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需要和平的环境，也需要从发展的要求和愿望中获得动力。如果我们能够突出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不仅可以获得道义上的优势，而且可以切实营造出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良好环境。

　　第三，坚持建构“多赢”的网络结构，告别零和博弈的竞争状态。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需要建立起系统化的互惠机制。尽管中国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几乎所有措施中都包含着互惠的做法，但是，作为一种系统化和具有广泛指导意义的互惠机制并未得到深入的探讨，更不用说形成切实可行的方案。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贸易、投资以及经营上的各种风险未能得到科学评价和合理控制。

　　第四，注重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与市场层面多维度合作。“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需要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企业之间做出明确的分工，国家和政府着力于搭建平台，而社会和企业在交往、投资和经营方面则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享有充分的自主性。当然，国家和政府的引导作用是必要的，但这种引导决不应演化成干预。这种分工的要求又会反过来对全面深化改革产生影响，即按照“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要求去设计全面深化改革的路径和目标。

　　第五，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在“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国家，根据文化传播的不同内容和不同对象选择最为适合的传播形式，使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通过各种媒体传递到世界各地，使中华文化为世界上更多的人们了解、理解和认同。加强与海外华人社团的沟通和交流。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加强文化的力量，实行文化沟通、民心联通。联合外交、文化、教育、科研、旅游、商贸、体育、侨务等各个部门，同心合力，形成命运共同体。把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和在海外的影响力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战略着眼点。分析“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国家的战略地位与中国人民的文化认同，形成合作、互助关系。

　　总之，运用系统思维和系统工程方法，确立合作、安全、和平理念，加强开放，构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价值共同体，为全球治理开辟新的途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林坚 柳亦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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