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的演变

　　古代为亲人隐瞒罪行主要是一种义务，而到了清末变法之后，受西方法律的影响，为亲人隐，变成了一种权利

　　亲人之间不得相互告发与举证，是儒家思想指导下一项非常有特色的法律制度，其目的无疑也是儒家孝的要求。因为，子孙若告发亲长，必将亲长置于非常不堪的境地，使得孝义全无；而亲长告发子孙，则会使自己的养老失去保障，毕竟古代以家庭养老为主。虽然这种规定在今人看来过于重“情”而牺牲了“理”，但在古代，这就是理，而且是最高层次的理。失去这样的理，古代的人伦关系将会被彻底颠覆。

　　公元前七世纪，孔子还远未诞生的时候，卫国大夫元恒向当时的诸侯国盟主晋文公上诉，指责卫国国王违法，可当时的天子周襄王反对晋文公受理此案，原因是臣子告发君主，就好比儿子告发父母一样，也是违背伦理道德的。这便是亲亲相隐的法律雏形。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之后，“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便成为历代立法的一个原则。

　　汉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西汉朝廷专门下诏规定，如果长辈包庇晚辈，那么除了被包庇的晚辈是死刑犯、必须请示皇帝之外，其他的任何包庇罪都可以获得赦免；而晚辈若窝藏长辈，则无论长辈是何罪，晚辈皆可不负刑事责任。

　　哪些亲属关系可以具有这样的刑事豁免权呢？“诏令”明确告知，乃父母与子女、祖父母与孙子、夫与妻。男权社会，妻子包庇丈夫，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包庇尊长，而丈夫包庇妻子，同样也是包庇“晚辈”。

　　东晋元帝时，大臣卫展上书皇帝说，在司法审讯过程中，拷打儿子来逼迫其为自己父亲的罪行作证，或者鞭打父母逼迫其为儿子的罪行作证，都严重违反亲亲相隐的伦理规范，必须予以制止。这说明，至少在东晋时期，中国执法者就认识到，在具体司法实践中，不能强迫民众为亲属的罪行作证。

　　很明显，如果官府刑讯逼供，强迫民众为亲人的罪行作证，那么势必严重冲击儒家的基本人伦，使其所主张的“忠孝”完全破产。为了保存父辈的慈爱，凸显晚辈的孝顺，亲人之间不仅可以相互包庇，也有权拒绝为对方的罪行作证。南北朝梁武帝时期，一位母亲犯了死罪，她的儿子也作证，说母亲的确有罪。当时的法官虞僧虬就认为，这个儿子违背了亲亲相隐的原则，反判处他流放交州（今越南北部）的重刑。

　　到了唐代，亲亲相隐最终形成了一个完备的系统，不仅直系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瞒罪行，而且只要是同居的人，不管是否有血缘关系，都可以相互隐瞒，即便通风报信，使其得以逃脱，也不用负责，连奴婢也有权为主人“隐”。如果是旁系亲属（如叔侄之间）相互隐瞒罪行，那么也可在原有窝藏罪、包庇罪的基础上减三等处理。

　　唐律还规定，包庇某个与亲属一道犯罪的同案犯，也无须负责。给犯罪的亲人通风报信，也没有罪。如果刑讯逼供，强迫亲属作证，那么罪犯可以无罪释放。这一招，对于避免严刑逼迫亲人作证十分有效：执法者如果强行要求罪犯的亲属作证，会导致原本有罪的人，能“合理合法”地逃脱法律的制裁。古代屈打成招的案例不胜枚举，能够在审讯阶段保障嫌犯亲属的人身安全，其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甚至，晚辈若助父祖逃脱了政府的囚禁，那么不得因惧怕遭到惩罚而将父祖交给官府。也就是说，只要能使父祖暂时逃避法律的制裁，子孙可以采取非法的行为，而且这种非法行为的程度，比起他把父祖送进监狱要小。还有，长辈不得告发晚辈，但父亲告发儿子，或祖父告发孙子，即便是诬告，也不犯罪。这是对长辈的一种特殊保护，乃尊老的极端体现。

　　如果某人要去自首，那么不能强迫与自己一同犯罪的亲人去自首。意思是，共同犯罪的人若有亲属关系，那么其中任何一个人的自首都必须是自愿的，而不能被他人强迫；主动自首者也不能获得减刑，反而会被加刑，因为其自首可能会导致其他共同犯罪的亲人遭到逮捕。

　　在审讯过程中，如果不得已，或者不小心透露出亲属也参与犯罪，那么不得视为告发。反正，即便是客观条件的促成，连带着说出亲属也是共犯，也不能视为主动告发，更不能以告发亲属来对本人定罪。还有更绝的，如果捉奸时，无意中发现被牵连的通奸者是自己的亲属，那么也不得视为告发。

　　宋律基本沿袭唐律。而元代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居然也继承了儒家的亲亲相隐，强调妻子如果本来可以隐瞒丈夫的罪行，却予以告发，则妻子要被判鞭笞四十多下。明清时期，还增加了岳父母与女婿，以及公婆与儿媳妇之间，也必须相互隐瞒对方的罪行。

　　清代末期，沈家本和伍廷芳修订新法，欲将中国以孝作为立法基础的亲亲相隐制度废除，却遭到了当时江苏提学使劳乃宣的强烈反对。劳乃宣认为，必须尊重孝义伦理的传统，因其对于中国的和谐稳定，依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最后双方达成妥协，把亲亲相隐等具有中国孝义特色的规定作为暂行章程，附在了新法之后。姑且不论近代之后，是否有必要延续古代的司法理念，至少，亲亲相隐的原则，经过两千多年的传承与积淀之后，依然在清末被很多接触过西方政法制度的中国人所看重。

　　秦代法律曾规定，任何人都要告发别人的犯罪行为，包括亲属之间也没得商量。否则，将会被判腰斩之刑。而秦代的严酷“法制”所带来的恶果，就是其短短十几年就灭亡了。再看看秦之前的周代与之后的汉代，都因坚持亲亲相隐，而延续了好几百年。

　　这种强烈的对比，在中国人的心灵史上留下的印记是相当深刻的，其孝义伦理对于中国人的法律观和行为观的塑造起着极大的作用，让历代中国人都能在孝义的大氛围中，既享受其不被亲人告发的“福利”，又能在最关键的时刻，避免因各种私欲或情势所迫，来证明自己的亲人有罪，从而能保证自己不至于总是遭受良心的谴责，同时免于亲人和族人的诅咒。

　　从唐到清，“亲亲相隐”代代沿袭，无太大变化，使“孝情”在与“法理”的斗争中，总是胜利者。不过，为亲人隐瞒罪行也并非可以适用于所有犯罪，谋反、谋大逆和“谋叛”等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严重罪行，就不能亲亲相隐了。

　　古代为亲人隐瞒罪行主要是一种义务，而到了清末变法之后，受西方法律的影响，为亲人隐，变成了一种权利，即可隐可不隐。不隐藏亲人的罪行，也不会受到惩处。这倒是一种非常灵活的“隐瞒”方式，使得法理与人情都得到了照顾，也使得每一个人在面临亲人犯罪时，能够更为从容地参与举证等相关司法活动。

　　清末的新法，让亲亲相隐既能对“孝顺”做出最好的注解，也能在特殊情况下，使得国家和他人利益不至于完全因此遭受巨大的损失。可谓一箭双雕，堪为“改良”的楷模。

　　(作者为专栏作家)

　　□梁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