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收支逆差与人民币贬值

　　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中国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和最重要的风险可能就是国际收支持续逆差与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的相互强化

　　近年来，人民币汇率问题举世瞩目，但中国国际收支逆差问题却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更有甚者，一些讨论无视国际收支逆差来研究汇率问题。无论是从国际收支和汇率理论还是实践角度看，国际收支逆差和汇率贬值均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加强。国际收支逆差和汇率贬值相互强化可能是未来一个时期的重大风险源。

　　国际收支逆差是人民币贬值的直接原因

　　近年来资本和金融账户波动几乎主导了中国国际收支的变化。外资外撤和内资外流导致中国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扩大。2014年之前，持续的资本流入是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的主要原因。2014年下半年以来，中国资本流动出现了逆转，主要原因是外资外撤，表现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主要是其他投资负债的减少。而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流入也自2015年开始逐步减少，从而成为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持续扩大的主要来源。2016年二季度以来，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的主导因素由外资外撤逐步转变为内资外流，主要表现为其他投资和证券投资资产的快速增加，而负债则趋于稳定。在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中美货币政策差异，以及企业和居民全球资产配置需求、避险需求及套利需求增加等一系列深层次因素的影响下，中国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未来或将成为“新常态”，并继续对国际收支构成压力。

　　国际收支反映外汇供求关系，国际收支逆差与人民币贬值相互促进、相互加强。国际收支逆差意味外汇供小于求，导致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人民币持续贬值导致人民币资产价值缩水，增加国内投资下行的压力；而且贬值会进一步强化贬值预期，增强全球投资者抛售人民币资产的动机，导致资本外流压力加大，从而形成“资本外流-人民币贬值-贬值预期增强-资本外流压力加大-贬值预期再增强”的循环。2015年以来，中国资本流动与人民币汇率走势便是一个鲜明的例证。中国国际收支顺差由2013年的4943亿美元大幅降至2014年的2260亿美元，2015年则变为逆差1547亿美元。国际收支差额的逆转性变化是人民币面临较大贬值压力的主要原因。

　　国际收支逆差与人民币贬值相互影响已成重大挑战

　　持续的国际收支逆差与人民币贬值预期可能加剧产业空心化。当前，中国经济最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之一，就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一定程度的脱节，非实体经济聚集了过多的发展资源。国际收支逆差导致人民币贬值预期加大，资本外流压力持续加大。加之国内实业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以及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大力推动产业资本回归美国，无疑会推动中国产业空心化发展，拖累制造业转型升级，削弱增长新动力赖以形成的基础。

　　国际收支逆差带来人民币贬值预期，加大了民间投资下行压力。民间投资增速骤降与宏观经济下行、市场风险上升、国际市场需求萎缩、投资回报率降低背景下民营企业对盈利前景和信心不足密切相关。但以上这些理由似乎难以充分解释，为何2016年初以来民间投资突然大幅下滑的现象。事实上，上述状况在2014-2015年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2016年初以来民间投资骤然下降应该还有新增因素的影响。国际收支逆差明显扩大所带来的人民币持续大幅贬值和不断增强的贬值预期应该与此有关。2015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次性大幅贬值以及之后的振荡贬值，使民间资本形成了较强的人民币贬值预期，甚至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恐慌心理。在整体经济下行背景下，企业长期投资回报率趋势性走低且不确定性增大，民营企业本就投资意愿不强，强烈的贬值预期则进一步降低了中长期固定资产投资的预期回报率。为数不少的民营企业宁肯将大量资金以活期存款形式存放，以满足灵活机动的交易型动机，也不愿进行中长期投资。不少民营企业则选择持续加大美元和日元等避险货币的资产配置，增加海外资产配置力度。

　　持续的国际收支逆差与人民币贬值预期可能阻碍产业梯度转移。在东部地区人工和土地成本持续大幅上涨背景下，引导加工贸易产业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不仅有助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而且有助于整体经济结构调整。但在国际收支逆差与人民币贬值预期相互促进下，产业可能直接转向要素成本更低的国家。而在避险需求和套利需求增强背景下，即使产业出现向中西部的梯度转移，发生转移的可能也是空心产业。

　　国际收支逆差与人民币持续贬值可能再度引发股票市场动荡。资本外流压力和人民币贬值预期难以在短期内完全消退，避险需求和套利需求将持续存在。一旦短期贬值幅度过大，尤其是再次出现一次性大幅贬值，不排除在市场恐慌情绪带动下，短期资本大规模外流，从而出现股市、汇市联动杀跌效应，造成资本市场大幅震荡。

　　持续的国际收支逆差与人民币贬值预期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开放度提高条件下，未来国际金融危机传导的风险加大，容易促进资本外流与人民币贬值相互强化和形成恶性循环。在股市、债市、外汇、信托、房地产、私募、理财及P2P等本身因各种问题而十分敏感的情况下，单一的个体风险也可能因“蝴蝶效应”引发上述市场出现共振，导致资金迅速撤出各类人民币投资品，从而酝酿系统性风险。

　　持续的国际收支逆差与人民币贬值相互强化可能成为妨碍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拦路虎。阿根廷、巴西、智利、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经济起飞初始条件优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但最终却走向经济停滞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国际收支持续恶化与汇率大幅贬值和资本大规模外流相互促进、相互强化。拉美国家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本币剧烈贬值下，资本持续大规模外逃将导致金融市场动荡，经济最终陷入停滞并倒退。

　　多管齐下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和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们既不能轻视资本存在大规模流出压力，当国内需要加大投资的关键时刻，眼睁睁地看着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大规模外流；也不能就事论事地从外汇市场角度考量人民币贬值，不顾贬值对人民币资产投资的削弱效应，在市场汇率已经很接近合理均衡水平时，任凭非理性的市场力量大肆做空人民币，甚至还要实施“一次性贬值到位”；更不能对国际收支逆差与人民币贬值的相互加强及其危害视而不见，盲目乐观而疏于应对。

　　1.有针对性地促进资本流动走向基本平衡。汇率是外汇的市场价格，自然由供求关系决定。资本流动会影响市场外汇供求关系，从而决定汇率变化，尽管汇率形成预期之后会影响资本流动。未来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关键是资本流动基本平衡。当然，汇率基本稳定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可以在合理均衡水平随市场供求上下波动。

　　应理性审慎推进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根据目前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的实际状况，全面开放资本和金融账户是一项高风险的操作。未来的开放，宏观上应审慎，微观上应稳健。但不能矫枉过正，更不宜笼统地提“加强资本管制”。资本流动会影响外汇供求，资本管制势必扭曲外汇市场供求关系，难以真正实现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也难以保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在当前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压力较大、国际金融市场不确定因素较多的情况下，应合理和稳妥地设计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的步骤和路径，采取先试点、再推广的策略。

　　采取非对称的资本流动管理，促进国际收支趋向平衡。所谓非对称管理即对外汇流出管理偏紧，对外汇流入管理偏松。从中国资本流出压力较大的现实看，有必要进一步开放境内市场，适度加大吸引资本流入的相关政策。具体包括：进一步加大外商直接投资开放力度、进一步扩大银行间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开放力度、适度扩大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向外资开放的力度、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体系、进一步放松外汇流入限制措施等。

　　在资本外流压力较大背景下，对资本流出的管理则应适当收紧。诸如个人对外实业投资、不动产投资和证券投资等敏感领域的放开应谨慎推进。持续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严格限制投机性购汇需求。对虚假贸易和虚假投资应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企业和个人利用海外投资非法转移资产，对部分企业盲目跟风进行境外并购适时开展窗口指导，力促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基本稳定，进而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未来在资本流动相对平衡、市场条件逐步好转后，可逐步从非对称管理转向对称管理，这不仅是推进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的必要条件，也可避免由于特定时段资本集中外流可能引发的金融市场风险。为有效稳定市场，防患于未然，境内外监管部门应就联合干预市场的条件、时机、方式以及成本分摊等事项事先协商确定。进一步考虑外汇管理应急机制，提前布局能够控制资本流动的有效措施，包括额度控制以及加强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币兑换的审批程序。

　　2.有效管理市场预期和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尽管人民币汇率仍面临一定的贬值压力，但目前市场汇率已基本接近均衡水平。从历史比较来看，2001-2005年人民币汇率存在明显低估，201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相对于“均衡汇率”则存在一定的高估。2016年以来，尽管人民币汇率仍存在小幅高估，但已基本接近均衡汇率水平。

　　当然，有关人民币的“均衡汇率”究竟处在何种水平，难以形成共识。均衡汇率水平只有在外汇市场充分开放条件下，通过市场长期运作之后才能形成一个阶段性平衡点。但基于历史对比、理论分析和经验考虑，目前人民币汇率基本接近均衡汇率水平。但汇率受非理性因素影响较大，容易出现超调。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波动幅度逐步扩大，而离岸人民币汇率波动基本上已经市场化，人民币汇率就必然存在不小的随机性。加之投机力量的推波助澜，很容易形成剧烈震荡。2015年“8.11”汇改后的人民币一次性贬值导致金融市场动荡便是例证。因此，尽管人民币汇率接近均衡水平，但也不能掉以轻心。

　　贬值与贬值预期容易相互强化。在当前的内外部市场环境下，有必要通过多种措施合理引导市场预期，同时谨慎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定价机制，促进人民币汇率在波动中保持多维度的基本稳定。

　　合理引导市场预期，有效管理贬值节奏。在市场非理性行为的作用下，一次性大幅贬值及短期内快速贬值都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贬值预期。因此，有必要将人民币年度贬值幅度控制在金融资产平均投资回报率上下，避免再次出现一次性贬值及过快贬值。但可以允许人民币在市场供求关系影响下顺势逐步贬值，阶段性地双向波动。采取适度控制贬值节奏的策略，同时辅以外汇市场适时合理干预以避免大幅度贬值，推动市场预期分化。

　　未来应谨慎推进和进一步完善汇率市场化改革。当前的内外部环境并非持续快速推进汇率全面市场化改革的较好时机。可以考虑继续通过调节离岸市场人民币的银根来掌握离岸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权，适时抬高做空投机者的成本，从而有效调控市场。为缩短汇率决策流程，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可考虑授权货币当局在一定目标区间内相机调控汇率。适时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分化投资者的预期。进一步完善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真正实现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多地参考一篮子货币。“参考收盘汇率”+“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的双参考定价模式，使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但这种新的机制也可能易受国际货币之间汇率波动的影响，容易导致非对称贬值，尤其是在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压力较大的条件下。因此，未来有必要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定价模式，从而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

　　3.保持经济增长稳中向好和实施稳健灵活的货币政策。经济中高速增长、金融市场稳定和货币政策合理是汇率和资本流动最重要的基本面。只有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和货币金融稳定，才有可能形成境内投资较高的回报率，保持中外利差在合理水平上，促进境内资本加大投资力度，吸引境外资本合理流入，改变资本过度外流局面，最终促进人民币汇率走向基本稳定。

　　针对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复杂的挑战和结构性难题，需要用合理的结构性措施加以调控应对。要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保持适当力度，实施多方面稳增长政策。投资下行压力较大主要来自于民间投资，应在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经营成本高等问题的同时，深化市场化改革，营造不同投资主体一视同仁的公平投资环境。在充分发挥投资稳增长的同时，要更加重视服务业发展和消费增长，加大对现代服务业的政策支持力度，推出大量助推经济结构转型的重大项目。

　　货币政策应保持稳健、适度和灵活。在经济增速下行、资本流出和人民币贬值压力下，货币政策应围绕“稳增长”和“控风险”两个核心目标实施，总体保持稳健、适度和灵活。未来如果通胀明显露头，楼市泡沫进一步加重，货币政策应适时适度收紧，以实现稳增长和控风险的平衡。

　　应尽快建立系统性金融稳定机制，提高对金融危机的预警和防范能力。要从战略高度和国家层面部署和推进金融风险防范工作。建议继续有效发挥国务院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小组的关键作用，促其一定程度的常态化，赋予其适当的风险管理的决策权力和管理职能。尽快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跨境资本流动统计监测体系，有针对性地开展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建立境内外联动的风险预警机制，与境外主要人民币离岸市场的监管部门加强协同联动、信息共享，就离岸市场人民币汇率、利率、股票、债券等价格异动、资金异常流动等信息及时进行沟通反馈。

　　（作者单位为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

　　□连平 刘健 鄂永健